张德明

摘要：旅行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空间想像与主体意识双重建构的产物。英国旅行文学的发展刺激了大英帝国的跨文化想像力，而大英帝国的崛起和扩张也促进了旅行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补互动、相辅相成的关系。旅行文学的发展给英国社会文化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凸显，包括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秩序与混沌、中心与边缘、帝国与殖民地、全球化与地方性等一系列对立因素在不同文化空间中的并置和运动。对旅行文学的研究不仅使我们理解了帝国与旅行、内心空间与外部空间、个体身份与民族身份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也提出了一些涉及文艺美学和创作诗学的问题。

关键词：英国旅行文学；现代性；空间想像

旅行文学（travel literature or travel writing）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人文内涵，涉及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交往。近代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的殖民扩张，旅行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繁荣，在建构西方现代性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对西方近现代文学尤其是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商品、信息和人口的全球性流动，旅行（作为社会实践）和旅行文学（作为文化表述）越来越成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对旅行文学的研究无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许多以前被忽略的旅行文学文本被重新发掘和整理出版，引起了广泛讨论。一些重要的欧美学术期刊如《表征》、《爱丽尔》、《流散》、《性别、地点与文化》、《旅行》等，都展开了对旅行、旅行写作及民族志的专题研究。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英语研究中心(ULICES)和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旅行文学研究中心(CTWS)是目前西方旅行文学研究的两大重镇。此外，艾塞克斯文学社会学论坛、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圣塔弗（SNATA FE）美国研究学院等也都开展了对旅行文学的研究。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主编的《旅行文学研究》（1997年创刊）是目前旅行文学研究最具国际性的权威刊物，集中了国际知名大学相关领域专家的研究成果和信息。

目前，西方学界对旅行文学的定义比较宽泛，指以实际的或想像的旅行为基础，包括各种不同风格和文体的文学和非文学文本，鼓励对其进行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研究者们广泛运用了包括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物质主义、话语分析、叙事学和修辞学等在内的各种批评方法，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旅行文学的历史，从当代的后殖民旅行文本一直追溯到《奥德赛》和《出埃及记》等经典，对西方旅行文学如何塑造自我和建构他者进行追根溯源的研究；二是结合地理学和民族志，对旅行文学涉及的重要区域（如北美、南美、印度、非洲、南太平洋等）展开研究，考察近代旅行文学的兴起与欧洲意识形态和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三是专题理论研究，从欧洲如何建构自己、建构它的他者这个基本问题出发，揭示旅行文学中被忽略或被遮蔽的知识、权力、社会性别、文化身份、游牧性等诸多全球化和后殖民时代的前沿理论问题。

在西方旅行文学中，以英语写作的、在英国出版的旅行文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和研究价值。

首先，英国曾是近代以来最强大的殖民帝国，英语曾经是，并且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势的语言，同时也是欧洲各民族语言中旅行文学资源最为发达和丰富的语种。帝国、旅行、语言、文学这四者之间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互动关系？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理解了近现代英国文学的发展与西方现代性的展开之间的关系。

其次，英国旅行文学的发展对整个近现代欧美文学从内容到形式，从叙事结构到表述方式，从主题、隐喻到美学观念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英国旅行文学，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现当代英语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走向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只有把旅行文学置于现代性的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它的意义和价值，反过来，现代性也只有从旅行和旅行文学的角度加以考察，才能凸显其“流动的”{1}本质中内含的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说，旅行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性空间想像与主体意识双重建构的产物。“空间呼唤行动，而行动之先，是想像力在运作。”{2}正是在此双重建构过程中，诞生了一个具有全球想像的现代帝国。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帝国的崛起从来就不只是凭借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强力，它一定也需要包括政治、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在内的软实力作为精神内核，而旅行和旅行文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构成因素之一。因为旅行是一个民族整体的生机和活力、空间想像和空间实践能力的综合反映，而与之紧密相关的旅行文学（撇开其作者身份、话语方式和叙事形式等方面的差异）的发达程度，则是其整体的叙事能力的重要表征。如前所述，几乎从产生帝国愿景（vision）的那一天起，大英帝国的最初设计者们就将帝国的命运与航海-旅行文学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帝国鼓励冒险和旅行，也鼓励旅行者将自己的见闻写下来，使之成为塑造和扩展自己的空间想像的符号载体，从而“将世界放在纸上”③，对未知空间进行分类、谋划、设想和规划；另一方面，也正是在帝国强权的特许和授权下，现代的旅行者才能在异域空间任意地漫游，以“帝国主义的眼睛”凝视他者的世界，满足其冒险的冲动、发财的欲望、传道的热情和乌托邦的幻想。

从14世纪中叶曼德维尔爵士踏上东方朝圣之路，到20世纪初E.M.福斯特完成他的印度之行，其间相隔了近6个世纪，在这个历史长时段中，英国完成了从传统的农业国到现代工业国的转型，从一个偏于欧洲西北一隅的岛国，发展为一个横跨欧、美、亚、非、澳五大洲，领土面积超过母国一百倍以上的世界帝国。{4}旅行文学完成了从想像的空间到现实的空间的转换，并以其杂糅的话语-文本方式进入英国的现代性工程，积极参与了一个世界帝国的建构。借助帝国和旅行的力量，英语也从单一的民族语言扩展成为一种跨越民族文化界限的国际化语言。旅行文学的发展刺激了帝国的跨文化想像力，而帝国的崛起和扩张也促进了旅行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两者之间形成一种互补互动、相辅相成的关系。

从时间与空间、历史与地理互动的角度考察，英国旅行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以1356年《曼德维尔游记》的发表为起点，英国旅行文学进入其初创阶段。虔诚的教徒、热忱的骑士和世俗的市民在基督教朝圣传统的影响下，形成了对东方的想像和模糊的跨文化交往意识。之后，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内心空间在世界中展开”{1}——朝圣的渴望与传教的热情，发财的欲望与乌托邦的追寻合为一体，“内心空间和外部空间互相激励，共同成长”{2}，促使古老的英格兰完成了一场空间革命。不列颠人开始面对海洋，加入欧洲各国的航海探险活动，建构起自己的空间身份、全球视野和世界帝国的愿景。在这场空间革命中，以航海日志、商业报告、虚构的或实录的旅行见闻等各种杂糅的形式出现的旅行文学在建构“新世界话语”、拓展殖民空间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既为莎士比亚戏剧和玄学派诗人提供了充满传奇性的异域背景和丰富意象，也为17世纪的散文叙事带来了一种新的叙事框架和修辞策略。

1719年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的发表，标志着英国旅行文学进入其繁荣阶段。空间的生产和主体的建构成为这个阶段旅行文学的主要特征。频繁的航海活动、庞大的文本堆积、广泛的作者群和读者群，使得旅行文学成为塑造大英帝国臣民的全球意识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类。现实世界中的空间实践与文本世界中的空间表征互补互动，在后启蒙时代的英国和欧洲的地理学想像中，建构起自我/他者、中心/边缘、帝国/殖民地等一系列矛盾对立的关系，这种想像不但肯定了作为统治主体的英国的地位，而且也标明了一种与之相异的并经常是对立的异域空间。对于这种陌生的地理空间的探索与拓殖、谋划与占有，既是英国现代性工程的必要议程，也成为这一时期英国旅行文学的主要内容和复现的主题。借助航海时代以来流行的旅行文学热，近代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话语也从杂糅的文学话语中脱颖而出，成功地制造/打破了读者对逼真性的阅读期待，从而对事实/新闻、虚构/小说这两类不同的话语作了明确的划分，最终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叙事艺术。与此同时，在旅行文学的影响下，启蒙时代英国人的“情感结构”也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持续不断的旅行刺激了文化感受力的复苏，激发了旅行主体的移情能力，使其获得了替代性经历，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己。通过时空的转换，旅行主体持续不断地躲避着固定的身份和定义，持续不断地发现自我和确认自我。“情感结构”中出现的这种主体性倾向，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旅行文学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以1824年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逝世为标志，近现代英国旅行文学进入其衰落期。随着大英帝国统治的稳固和航海探险技术的发展，陌生的世界已经基本上探索完毕，帝国的冒险精神逐渐趋于委靡，旅行与旅游开始分化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实践，真正的探险家和旅行者越来越少，大众旅游成为整个社会趋之若鹜的休闲活动。与此同时，旅行文学也经历了一个由外到内、从地理空间到心理空间的转换过程。“帝国的怀旧”和人性的探索纠结在一起，成为这一历史阶段英国旅行文学特有的文化和美学品格。

就现代性的展开而言，上述三个阶段旅行文学的发展给英国社会文化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凸显。这个结构性矛盾包括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秩序与混沌、中心与边缘、帝国与殖民地、全球化与地方性等一系列对立因素在不同文化空间中的并置和运动。当一个旅行家穿越不同的文化空间时，他实际上就处在这种结构性矛盾形成的张力（tension）中，他必须对此做出自己的回答，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在这一系列对立因素中，自我与他者，或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是最根本的。旅行是主体与他者在异域空间的相遇。旅行者在探索他者的同时也在探索着自己，在描述他者形象的同时也在书写着自我形象。旅行者的主体身份是在把对象“他者化的过程”（the process of othering）中建构起来的。旅行的跨文化接触产生了一种新型的文化自我意识，一种集体的自我觉醒。正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指出的，现代思想至关紧要的时刻是，由于伟大的发现之旅，一个曾经以为自己是完全自足的人类社会忽然认识到，它不是孤立的，它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而且为了达到自我认识，它必须首先在这面镜子中沉思它尚未认出的形象。{1}

个人的主体意识与民族身份的认同是一体之两面。在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英国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建构因素。{2}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在不列颠帝国戏剧性扩张的一个时期，有文化的英国人通过阅读旅行文学塑造了全球意识，这种全球意识也塑造了他们对自己的岛国的概念。反过来，某种程度上，探险家、殖民者和其他冒险家通常也是在其阅读的国内旅行文学的培育下，携带着他们的国家意识（a sense of their home country）踏上旅途的。③旅行文学激发了跨文化想像力，促使更多的探险家和旅行者怀着梦想和欲望，跨越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地理界线，积极参与到新的文化-地理空间的发现、建构、拓殖或重组的现代性工程中来。

尽管如此，作为旅行主体的英国作家的身份认同并不像某些后殖民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完全被编织进了文化与帝国主义合谋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实际情况似乎要复杂得多。固然，有不少旅行作家将自己完全认同于不列颠民族文化身份，自觉地借助旅行写作为帝国的崛起出谋划策，建构起集体的身份意识。但更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复杂多样的主体意识和含混杂糅的身份认同。综观出于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作家之手的旅行文本，主体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旅行扩大了旅行者的心胸，使他的感觉变得分外敏锐。正如福塞尔正确地指出的，在海外，人们会以一种反常的方式感到、看到、听到许多东西。旅行者学习的不光是外国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俗、奇特的信仰和新奇的政府形式。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还学会了谦卑。他们的感官体验到的世界不同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他们明白了自己的狭隘（provincialism），承认了自己的无知。{4}旅行者身处的既不在此、也不在彼的“阈限空间”，使他能够自由出入各种不同文化的夹缝中，从“固定的主体视域”（fixed subject vision）转到“视域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 of vision）{5}，同时观察本土/异域、主体/对象、自我/他者，对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的文化特性做出客观的定位和评判，从而对文化多样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借助旅行文学这种特殊的文类，旅行作家既可以将自己完全认同于旅行者，客观描述其所观察到的异域地理文化景观，为本国读者提供陌生化的自我镜像，也可以从双重乃至多重的“优势视野”出发，用“帝国主义的眼睛”凝视异域的他者，为本国读者提供增强自我优越感的参照物。旅行作家既可以怀着乌托邦冲动，去异域空间追寻失落的伊甸园，也可以以东方为镜鉴，超越文化本位视野，反思西方文明和体制中的弊端；既可以在异域空间看到“野蛮人”的高贵之处，也可以在蛮荒地带瞥见文明人“黑暗深处”潜伏的兽性的爆发；既可以通过旅行逃离机械主义的现代体制，也可以在陌生的世界中找回想像中失落的帝国，恢复创造活力和创新精神……

因此，似乎悖论的是，旅行者在借助帝国势力扩展自我、遭遇他者的同时，又对现代帝国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进而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和本族中心主义，获得了跨文化交往意识，走向了文化多元主义。借用霍姆斯的话：“就实践而言，人注定是地方性的，为他的扎根之地献出生，必要时也献出死。但他的思考应当大气，且无所偏倚。他应当有能力批评他尊敬和他热爱的。”{6}而旅行则为他超越本族中心主义的立场提供了契机。正如萨义德在引用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aint-Victor）的《世俗百科》时所总结的：“一个人离自己的文化家园越远，越容易对其做出判断。整个世界同样如此，要想对世界获得真正了解，从精神上对其加以疏远以及以宽容之心坦然接受一切是必要的条件。同样，一个人只有在疏远与亲近二者之间达到均衡时，才能对自己以及异质文化做出合理的判断。”{1}旅行作家行使了他们作为现场的文化评论家的权力，记录、解剖并分析了他们遇到的异民族文化主体及其价值观。与此同时，他们也传播了欧洲世界观，修正或部分修正了“社会刻板印象”，在建构和培养“世界公民”意识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旅行文学的研究不仅使我们理解了帝国与旅行、内心空间与外部空间、个体身份与民族身份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也提出了一些涉及文艺美学和创作诗学的问题。旅行和旅行文学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积极参与了社会变迁和话语转型。旅行文学在欧洲扩张主义的轨道上为欧洲读者描述欧洲以外的世界，用“帝国主义的眼睛”凝视前现代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体现了知识与权力、现代性与怀旧之间的张力。旅行在促使旅行者形成新的时空意识的同时，也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情感结构”和一系列全新的美学理念。旅行文学的观察、描述和记录方法引发了读者对中心与边缘、主体与客体、表述与被表述、真实与虚构、想像与现实等问题的反思。旅行文学不但孕育了小说这种新型的话语类型，并使之最终脱离其母体而独立成形，也丰富了传统的文学话语类型，以来自异域的意象和背景给它带来了新的活力。旅行写作的特殊性，使旅行者和叙述者形成了一种时分时合、若即若离的关系，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近代小说的叙事模式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

无论我们对旅行作何理解，对旅行文学下何定义，无可否认，作为西方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深深地嵌入了其深层结构，并已经创造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话语方式和叙事模式。通过阅读这些旅行、探索和冒险的故事，我们不仅看到了不同的民族和地方，而且也看到了叙述者/作者对差异做出的反应。正如从精神分析到后殖民主义等许多理论流派所宣称的，人类必须承认他者才能认识自我。借助这个承认的过程，我们才能理解和接受存在于不同个体、文化或任何意识形态阵营之间的深刻的、无法化解的差异性。{2}从这个意义上说，旅行和叙事记录实际上就是关于个人成长和文化交流的大事的寓言。③旅行文学中涉及的不同民族、人群、宗教和文化间的交往，促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文化多样性的意义。借助旅行文学，边缘获得了价值，中心受到了质疑，另类得到了重视。所有这些，对于生活在全球化时代的我们，特别具有借鉴作用和启示意义。当代中国要真正地走向世界，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一个新兴大国的影响，对西方文化中至关重要的旅行文学及其相关的空间想像、主体意识与帝国崛起的关系，必须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和客观准确的认识。

【责任编辑孙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