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福辉

“回到文学现场”这句话究竟起于何时怕是需要加以考证的了，它最初的用意无非是为从头审视以往的文学提供一个结实的起点。研究文学史，原是一件需贴近已逝的事物去触摸故人灵魂的工作，但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对历史是多么地隔膜呀。六斤和七斤嫂和九斤老太的难以互相沟通，从来如此，于今为烈，因我们遭遇了一个大拐弯的时代。比如不了解汉字繁简历史的人，会很轻易将简体字问题完全归之于政治，忘掉了我们宋代人就写简笔，林语堂的《论语》当年便公布过手头字方案（手头字者，日常顺手写的简字也）。晚间的电视剧里，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人会满嘴“牢好”“牢好”说个不停（那时有“交关好”、“邪气好”，就是听不到“牢好”）。有一位青年学者读了我的《戴着枷锁的笑》之后，曾对我说，想不到你那时候也那么“左”！我初听不免生出一点点委屈。因他说的“那时候”，其实已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人们心有余悸的阴影虽还在头上罩着，“解冻”业已开始。在我所处的学术环境里，一切皆要重新打量的趋向各处萌动，我那个集子自然也留下了痕迹。“左”耶“右”耶？很难说清。不过这种细微的差别，是要真正进入历史境地才能感悟得到的。

研究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人，要进入“现场”会有许多方便之处。毕竟这段历史过去时间不长，有了古代无法想象的众多历史沉积物可寻。除了我上一篇“石斋语痕”提到的文艺年鉴、文学大事记外，期刊、报纸、单行本的出版花絮，作家自传、书信、日记、笔记里的隐秘部分，当事人回忆的旮旮旯旯儿，甚至耳食的说之者曰有、亲践者或拒或迎且流布久远的传闻，一些入不了正史的杂七杂八的材料，都可发挥出助你进入“现场”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