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勇强 陈久恩

【摘要】北宋是中国雕版印刷的勃兴期。这一时期，以国子监为主导，各地官私机构相继刻印了大量经、子类书籍，蔚为大观。经书子籍雕印既是中国以典籍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惯性，也是科举政治的必然选择。这类印本在社会的广泛传播流行，导致“疑古”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典籍的神圣，对北宋的学术发展产生潜在的影响，进而形成“六经注我”为特征的宋学。

【关键词】北宋经书典籍刊刻宋学

【中图分类号】G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853(2012)03-0099-06

谈到北宋经史子籍刊刻，就不能避谈中国学术一以贯之的传统。什么是中国学术的传统呢?答案无疑是“经学”和“子学”。然而中国学术的此种传承，依靠的却是经书子籍的历史累积和注疏支撑。由此就隐含着一层深意：即中国学术讲究的是典籍的连贯性，而非“主义”的连续性。或者说，中国学术自古贯穿的是以“典籍”为中心，而非以“问题”为中心的主义。一方面，中央集权制度认可的典籍支撑了中国学术的历史主流。另一方面，以典籍为中心，纸张、书写、印刷等技术更新又推动着学术的发展进步。

1典籍中心：经子学问的历史迷失

鲁迅说：“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十四年的“读经”》)。而由来已久的，更表现为古代典籍的累积传承。

在抄写时代，“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说的是子游、子夏掌握典籍文献最多，而孟子出于说理需要，也多引述《尚书》《诗》《论语》等典籍。自从某些儒家书籍在汉代成为官方经典，历代儒经注疏的工作就一直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