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

家炎先生：

您好！大作拜读（在您发来电子文本以后，《粤海风》杂志社也把当期刊物快递来了）。我忽然想到，这篇文章不但在当前发表，有它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在广州发表，似乎是就鲁迅当年在广州的一些有关言论作出响应，而更赋有了纪念意义。此文的现实针对性，既是对执政的当权者心态的剖析，也是对知识界提出了一个反思的题目。去年资中筠先生提出“道统”和“文人风骨”问题，当亦出于同样的思考吧。

我欣赏文中提“监督的责任”，而非“进谏的责任”，就划出了现代知识分子和拖着皇权时代尾巴的士大夫型读书人的界限。时见一部分体制内知名人士通过撰文或其他方式，对时政问题发表意见，被他们自己或相关的媒体表述为“进谏”以至“上书”，我也曾有被邀联署的经历，有关的意见内容多半无可挑剔，但起草人（自然也就包括了联署人）的自我定位，实际上是天子脚下的“忠臣”或“诤臣”，想起来是很不舒服的。有人加以开脱，说这是减少阻力的一种策略，我以为主要还是一种“臣子心态”在作祟，在这样的心态中，悬为典范的是古代敢于“批龙（即天子）逆鳞”，敢于“面折廷争”的忠臣良相，于是那语境仿佛又回到了皇权时代，即使不把自己当成皇帝的臣子，也是当成了各级官府里的幕僚（却还不是现代国家里的智囊）。而其结果往往是“热脸贴上了冷屁股”，在公民无权的朝代和地方，权力者的傲慢是得到纵容的。

近年有些较年轻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