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浩

按照德国不莱梅大学彼得·比格尔教授在《文学体制与现代化》中认为，所谓“文学体制”的界定，“并不意指特定时期的文学实践的总体性，它不过是指显现出以下特征的实践活动：文学体制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中具有一些特殊的目标；它发展形成了一种审美的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某种无限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体制，它决定了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这种规范的水平正是这里所限定的体制概念的核心，因为它既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模式，又决定了接受者的行为模式。”[1]他并不试图阐释某种“文学体制”是什么，而去阐释这种“文学体制”压抑什么。“文学体制”正是通过压抑某些对象而产生边界功能，并最终界定了什么是文学，形塑了某个时期的主流文学想象。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样意义上来理解1941年前后席卷解放区的一次演大戏运动。

阮章竞1937年到太行山参加共产党革命，曾先后担任太行边区文联领导下的太行山剧团政治指导员兼艺术指导员、团长等职。期间他负责编剧、导演等工作，他在写于1986年的《异乡岁月（第二部）：太行山》中谈到太行山剧团的“演大戏”风波：

从1941年7月7日开始，在延安和前方都掀起了一个演大戏的热潮。前方鲁艺演《钦差大臣》，先锋剧团抽调各旅的文工团，共同演出《日出》和《北京人》，朱光、李伯钊都对演大戏倾注了充分的热情。

我去党校的时候，曾建议太行山剧团演点苏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