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钧

我学校的学生一进校门要先上“励志课”。在“励志课”的必读篇目里面，有一篇文章叫《面对作弊的中国学生，她跪下了左腿》。文章讲的是一个叫R的外籍教师，实在不能容忍中国学生大面积作弊，悲怆地跪下了左腿，哀求其76名学生要“做一个诚实的人”。

学习了这篇文章之后，我们开始重拳打击作弊。校方与每一个学生都签订了“诚信合同”，其中明文规定，一旦发现学生考试作弊，而该生又不愿意接受开除或劝退的处罚，那作弊者就必须接受“父亲、母亲、校长同时向自己跪下左腿，且不拒绝媒体采访、报道”。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依然有个别学生以身试法。接下来，就进入那段著名的“顺口溜”程序——“学生一犯事儿，说情的就来劲儿。大头儿写来条儿，二头儿捎来信儿。都说屁大事儿，不要整出事儿！”

有人说，作弊是校園之癌。其实，这样的说法不甚确切。校园的“癌细胞”是“转移”来的，它的原发部位在社会，在家庭。

有篇文章辛辣地指出，“中国人都长了一颗开后门的心”。这一颗“开后门的心”就是“作弊”之癌的早期表现。每所重点高中都有自己的“分数线”，但这个分数线一点都不圣洁，可以被随意调戏——“分不够，关系凑”。一个优秀教师在学校工作了10年也未必能解决“编制”问题，但是，一个软塌塌的“门子货”带着“编制”理直气壮地就闯进来了。校长们凑到一起就诉苦：“不该来的学生来了，不该进的老师进了。你刚说了一句抱怨的话，那边立刻抢白你说：‘学生是一流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