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先生：

您好！收到您的来信，惊恐不安。原以为先生定不会理睬我等之愚陋，岂料先生如此襟怀，晚学自责不已。同时也为自己的疏浅和无知而自惭，冒犯不敬之处，罪不可逭，尚望先生万勿自扰。

以我之陋见，《二十世纪文学史》的上、中两册以及下册的绝大部分章节，确如您及学界的诸多老师所言，厚大精深，很有分量。而拙文所涉及的一些章节，实在令人难以恭维。我知道一点学术界的规则，也知道您年事已高，不能每一行文字都亲自过目。但作为参编者，即使自己无暇请别人代笔，最起码也应该认真地把关，这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您的尊重，同时也是对学术和读者的尊重。我之所以写文章，正是因为没有对学术和读者的尊重。当我在课堂上给只相信教材的学生反复纠错时，一种道德上的“义愤”也在不断地升级，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岂容这般的草草敷衍。正是这种“义愤”使得我不能为尊者或名家“讳”，我觉得自己可能很浅陋，但这种“义愤”应是没有错的。

您谈到我论述中的一些武断和偏颇，确如其是，提供的一些材料也开我眼界。但我也有一些疑惑，比如宗璞的《我是谁？》的问号问题，几本流行的文学史都没有，您和冯先生的谈话是否能作为依据，是不是以最初刊发时的原貌为准妥当一些？当然，这些都是枝叶问题。如果您留意，会发现我的主要目的是比较和陈思和《教程》的相似问题。您说的我“责备现在这部文学史介绍作家时，没有采用规范的统一格式”也显然是误会了问题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