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浩勇

下班的时候，阿炳打来电话说，让我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去一下。

我犹豫了，从我这到他的城南音像店几乎绕城大半，下班这当儿车流人河，我蹬自行车就得大半小时呢。我说，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阿炳沒有多说什么，只说来一下就知道了。随即，他挂了电话，他那口气仿佛有什么非见面就不好说或不能说的。

我了解他的执拗，知道与他再说也不会有变，只好骑自行车绕道城郊向着城南蹬去。

我和阿炳认识是在朋友的饭局上。宴席间，他几乎不动声息，比我的话还少。待到大伙耍起酒疯互敬，他仍是最好的听众。有好事者欺我不胜酒力，企图借势灌醉我，吵嚷之间，他竟横身夺过我的酒杯往他嘴里倒。这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这辈子。

那晚，阿炳送我回家，到了我楼下，有个孕妇跪在街边，面前摊着一张白纸，写着歪歪扭扭的字，不用看也能猜出大概内容。我竟发现阿炳搀扶着我时，不忘掏出一张伍元钱丢在纸上。

沒想到，我绕道城郊走，路上人流并不见稀疏，或者是人们都觉得城郊小道通畅，结果都转向绕来，硬是把一条本不宽敞的小路挤窄小了。丁字路口处，那堵高高围墙后破败的院落，就是阿炳曾经上班的地方。阿炳告诉过我，他是参加工作三年后听人鼓弄下海去的，却什么也沒捞着，如今上岸来在城南好不容易租个小铺面开一家音像店经营着，老碟、新碟更新也快，可就是赚利很薄，刚能抵上养家糊口。但阿炳乐在其中，按他的话说，别看音像门脸小，声乐世界大着呢，在国外去见部长或见总统，你可以穿便装，但要进歌剧院要着正装或礼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