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维模式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悲剧性在主体的建构中也必然有所差异。笔者基于这一思想在梳理传统理论的同时，试图对中西人格建构做出一些探讨，旨在全面把握悲剧人格的建构态势，勾勒出族群的共同性。正如今道友信所说：“东西美学比较研究不仅是为了强调相异点，也是为了寻求共同点，这样做是为了达到东西美学的互补完善，重构人类卓越的价值体系。”[1]重新构建“悲剧”图式，正是当下审美实现的客观要求。

中西悲剧理论的基本特点分析

美学史上第一个悲剧定义出自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悲剧是对于一个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以陶冶。”[2]这个定义表明，艺术中的悲剧是对现实活动中悲剧的反映，它有形式和内容的双重要求，其作用是引起悲伤与怜悯之情，且能陶冶人的情操。其后，西方美学家大都以传统的悲剧艺术为基础展开论述，其理论也是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延续。文艺复兴时期的维伽认为，悲剧是“王室和高贵的行动”；17世纪的高乃依提出，悲剧是“崇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莱辛认为悲剧是“摹仿一个值得怜悯的情节”。应该说，这些传统理论都带有一定的狭隘性。而“唯一以既独特又深入的方式探讨悲剧的哲学家就是黑格尔”[3]。黑格尔通过对悲剧性的历史现象和悲剧性的艺术现象深入剖析验证指出，悲剧艺术是表现人的自身规律性和人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规律性的最好范例，悲剧意识的自觉是以人已意识到个人自由独立的原则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