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恩

“三令五申”根源于政治和政府体制缺乏明确合理的法定权益分割机制，要改变禁令泛滥的局面，应进行大力度的政治和政府体制改革。权益划分只有明确合法，才能有法可依；权益分割只有公平合理，才能有法必依；权益配置只有正当适度，才能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良法善治实现之日，正是“三令五申”消亡之时。

多少年来，在各级领导干部讲话、各级党政机关文件和各类新闻媒体报道中，“三令五申”早已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很多领域，已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但却不能得到有效执行，还需要不断地发文件、定制度、下“禁令”、搞“不准”。比如，中纪委、中组部严令禁止“拉票贿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人事安排不准“优亲厚友、任人唯亲”；法院严令办案人员“不徇私情”、“不收礼”、“不吃请”；检察院严令禁止“超期羁押”、“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教育部严令禁止“乱收费”、“增加学生负担”和高校违规招生的各种腐败行为；但是其效果却如“领导干部下井令”几成一纸空文；发改委三令五申难抑形象工程、房产炒作；更有“三令五申”保障房分配“不保障”，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禁不住，等等。禁令五花八门，“三令五申”“持续昌盛”，这几乎是当前我国依靠禁令治理的一种常态缩影。

“三令五申”却不能“令行禁止”的历史溯源

从历史演变进程来说，“三令五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因缘和目的。据说故事原出于《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春秋时候，著名军事家孙武携带自己写的《孙子兵法》去见吴王阖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