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梅

编者的话：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治理实践中，禁令之多，覆盖范围之广令人印象深刻。三令五申的禁令治理与“屡禁不止”的社会现实，以及受损的法律和政府威信，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禁令治理存在的问题。“短平快”的禁令，有其值得肯定的成效，但是否有潜在的危害，禁令形成以及禁令失效背后有何社会和历史成因，应该如何处理禁令治理与常态监管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和思考。

禁令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有利也有弊。以禁令来治理违法违纪行为是一种运动式治理模式。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依法治理违法违纪应当作为日常性治理模式，以禁令治理为其补充。禁令可以适当用于解决某些紧迫问题，并通过创建禁令和法律相衔接的新模式，从整体上推进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

自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将“依法治国”作为一项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的战略方针以来，我国法治化进程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15年来，我国法治化进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2003年初公安部推出了“五条禁令”到2007年中央纪委出台的反腐“八项禁令”，以及近年来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所纷纷出台的禁令，其中某市一天之内便公布了63个禁令①。禁令迭出，针对禁令的争议也异彩纷呈。

对禁令合法性的争议

2007年1月4日，在信阳市全市干部作风建设动员大会上，信阳市委发布了《中共信阳市委关于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