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鹤

1949年初，韩素音放弃在英国的安稳生活，携女儿前往香港。中国大地正席卷着决战的风暴，跟她1938年从比利时回国一样，这又是一次令人咋舌的选择。

韩素音进入香港玛丽医院工作，不久担任急诊部主任。1949年夏天，她在一次餐会上邂逅《泰晤士报》记者伊恩·莫理循。她原本以为自己早就心如死灰，早已超越诱惑，却不知不觉深陷情网，姻缘好像前生注定。她眼里、心里的伊恩，白璧无瑕。“既文质彬彬，又气宇轩昂；既有英雄气，又懂儿女情……说话总是那么平和，像荒漠中的一泓清泉。”

伊恩·莫理循跟中国渊源不浅，他的父亲乔治·莫理循1897至1912年担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曾为袁世凯等四任民国总统的政治顾问，对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外交有不小的影响力。当时的外文地图干脆将他居住的王府井大街标为莫理循大街。乔治·莫理循也是旅行家，曾经在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及长江沿线旅游、考察，出版过《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他收藏的大量东方学文献及他的通讯、日记，还有几千幅图片，成为研究当时中国历史、了解各地风俗民情的珍贵资料。

相爱的人当然渴望结婚，但障碍横亘。首先，伊恩的妻子不肯离婚，他俩难免有伤及他人的愧疚，而周围闲言碎语也层出不穷。在一个交际圈子相对狭小的城市，飞短流长有时有致命的杀伤力，伊恩担心自己给她带来了伤害；其次，香港的欧亚混血儿虽然不少，但当时殖民地和租借地的好些英国人，依旧认为混血儿低人一等，往往在态度和言辞上流露出轻蔑。伊恩固然对种族偏见嗤之以鼻，但韩素音不得不忧虑，他俩的关系会影响他的前程……

阻力如山，韩素音和伊恩也曾心灰意冷。但感情愈是遭到打击，也就被激发得愈加蓬勃。韩素音发现，自己即便在躁动不安的青春期，也不曾像现在这样为爱痴狂：“那个短暂的秋天，时间和空间都停滞了，在幸福的天堂里化成一个水晶球。”

朝鲜战争爆发，伊恩被派往前线采访。尽管战地记者伤亡的比例不小，伊恩和同事们离开香港机场时，却“人人都显得身负重任而对周围一切满不在乎的样子。”伊恩的妻子现在给了他一个两年的期限，他因此而乐观，觉得自己能够战胜时间。

可是，他再也回不来了。1950年8月，韩素音得知伊恩的死讯。这场仅持续一年多一点的恋情，一段云上的日子，戛然而止。天赐缘分，高峰体验，转瞬就彩云消散，韩素音唯有自我安慰：自己毕竟拥有“爱与死”的财富。

那是一种很奇异的体验：她明知伊恩已逝，他从朝鲜寄出的信，却一封接一封到达，总共18封。“这种延期的、他还活着的假象使他的死变得虚幻了。”第三周以后，韩素音收到最后一封信，“我知道不再有他的信了，于是坐到打字机前，卷上一张纸，开始写我的《爱情至上》。”

韓素音的自传体小说《爱情至上》(现译《瑰宝》)1951年完成，次年在英、美出版。小说的前景是如怨如慕的爱情，但她也用相当篇幅描画1949年前后香港的世风人情，写这块拥挤、躁动之地的鱼龙混杂，斑驳陆离，文化冲突，政见交锋，其感受力和表达力都很见天赋。出版商乔纳森·凯普写信告诉韩素音：“我在英国的公共汽车上看到的妇女，胳膊下几乎都夹着一本您写的书。”1955年，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将小说改编成电影《生死恋》，大受欢迎，还获得两项奥斯卡奖。

摘自《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