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

闭门不出

茅盾之子韦韬说：“文革以来，爸爸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起码到1974年9月上面来人通知他已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消息为止，他是处在这种状态。

1964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就文艺工作做出两个批示。年底，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长，改任政协副主席。不久，开始就“中间人物论”批判邵荃麟、就电影《林家铺子》批判夏衍。矛头虽未对准茅盾，可他皆脱不了干系。夫人孔德沚颇忧“大祸要临头了”，茅盾答以两句，一是让夫人不要“乱说”，二是他自己“还要观察”。

谨言慎行，静观其变。这两条对策，反映着他的性格。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来抄过两次家，这是茅盾所遭受过的仅有的直接冲击。之后，没有再受打扰，据说周总理指示保护他，然而，并没有人前来正式地告知这一点。文革中许多事来无踪、去无影，人们不明所以，没法搞清楚。茅盾的“受保护”如此，“靠边站”也如此。他从未被宣布已经“靠边站”，而是不知不觉中发现，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参考资料》停送，警卫员撤回，配车取消，并失去听文件传达的权利……

文革以这种方式，使曾在任15年的文化部前部长、中国作协主席以及获职未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从特殊地位人群名单中抹掉。

以上变故，茅盾任其发生，不加探询。他裹足家中，除了看病需要去医院，便不出家门。外面轰轰烈烈的一切，他充耳不闻；满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没看过一眼。他仿佛与现实达成一种默契，只要“文革”不来打扰他,他也就当它不存在。对于自己的被“遗忘”，他实际上相当知足，甚至可以说是“珍惜”。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躬耕南阳，曾抱这种处世哲学。茅盾文革间心态，大约与此相类。不过，他毕竟不是诸葛亮，20世纪也完全不同于公元3世纪。茅盾不得不替自己戴上隐身帽时，内心并无隐者的淡定。韦韬说：“那时候，他有信必复，不论是熟人还是并不熟悉的人。”而且总是在信中写上这么一句：“盼常来信，消磨寂寞。”

矛盾

建国后，对他的尊崇达到极致，一身而二任，既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部长，又做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得知自己被拟为文化部部长时，茅盾表示了谦让之意；毛泽东亲自与之谈话，形容这把“交椅”“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

“十七年”那段历史，从荣显的角度说，茅盾非但不寂寞，反倒显赫之至。只有一个问题：他以小说鸣世，原本是一位作家——然而，他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和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却都写于1948年的香港。

当然，这是否构成一个问题，因人而异。假若茅盾以做官和地位上的尊崇为享受，对创作不存残念，那么现实之于他倒也没有任何缺憾。但是，他那颗作家之心未死，依然充满渴望。

在做官这件事情上，他心态是矛盾的；然而对于文学和创作，他却只有由衷的爱好。这不独是才赋所致，也是性格上自我考量之后，所做的确认与选择。当年，“从牯岭到东京”，茅盾由政治革命激流中心抽身，转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角色，是他對自己人生的一次全面和理智的估衡。他觉得，较诸纵横天下、折冲揖让，自己更适合灯下吮毫、垂文自见。否则，“沈雁冰”不会变成“茅盾”。可另一方面，“茅盾”也终究是从“沈雁冰”变化而来，他的意识，连同他的文学追求，与纯书斋背景的人文知识者是不同的。他愿意与政治和现实社会，保持“在场”而非“离场”的身份。

大致上，茅盾愿意有一定的官职(或与此相当的诸般“待遇”——它们与一个人参政之深浅有关)，不过，最好是个闲职，以便他能够拥有不少的自己支配的时间，去从事创作。

令人感慨万端的是，对解放后仅有的两份创作类手稿，茅盾竟做出了一致处置：亲手销毁。

1970年，茅盾的孙女一天偶然发现它们，并且取出捧读。茅盾当时虽然看见，也未说什么。可是过了几年，韦韬打算找出它们，却遍觅不得，询诸父亲，听到的回答是：“已经撕了，当作废纸用了”，“写得都不成功，留之无用”。

当一个作家能如此决然地否定自己作品时，以至于不愿其存世有朝一日被人看见，十有八九是它们让作者太失望、太失落。

无疑，小孙女对他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这些旧稿放在那儿——无论何处——就意味着总有一天会被人看到；而这是他不愿意甚或感到不快的，那会给他带来羞愧，使他一生文学造诣与形象受损；他应当阻止这样的情形再次发生……

面此实际，他无法不感觉着深深的寂寞。虽然前十七年对他崇隆日盛。可是从嚣浮世界回到书房，与古今中外的精神成就和他个人既往的精神成就单独相处时，他势必陷于大寂寞。

摘自《典型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