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闽南理工学院,福建泉州 362700)

“消费—生态”悖论的伦理审视

丁玲

(闽南理工学院,福建泉州 362700)

消费的伦理目的在于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幸福。市场经济时代，参与消费更是人们追求幸福的必要保障。然而，消费主义的全球范围内的辐射与接收，“消费—生态”悖论也迅速在世人面前拉开帷幕，使得消费对人幸福的感受呈现出边际递效应。“消费—生态”悖论的实质其实在于消费链上制度伦理的缺失。

消费主义；幸福；制度伦理

消费伴随着技术革命的发展,逐渐成为经济、政治、生态系统中一个重要变量。其中消费作为经济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借助科技革命的发展极大地唤醒了人们曾经被压抑的欲望,使得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因子,从此被不少人寄予了幸福的想望,消费主体寄情于消费主义以追求幸福的做法已经产生了内在于它自身的另一种缺憾,“消费—生态”悖论由此迅速地在涌入人们的视域,冲击着人们对幸福的追求。

一、幸福：消费的伦理意义

消费作为社会关系链上的基本环节,本质上是通过损耗自然资源,从而为人们提供肉体所需能量的过程,使人维系自我肉体存在、实现自我生命发展。正所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1］(P7)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伦理社会,消费的最初目的即在于人们对自身生命的维系,从而建立起了人类社会组织共同谋求生存之消费品并通过进一步的消费作为捍卫社会存在及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的绝对方式和人寻求幸福的必经之路。社会生活中“大多数人的所作所为,以及对逆境的忍受,背后秘而不宣的动机其实都是为了获取幸福、保有幸福、找回幸福。”［2］(P6)尽管“幸福是如此不确定的一个概念,以至于尽管每个人都期望得到幸福,却绝不能确定地一以贯之地说出,他所期望和意欲的究竟是什么”［3］(P425)。但可以确定的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民起来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及其他东西。”［4］(P78-79)人类社会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始于消费,通过消费构建伦理社会并想望幸福的劳动创造史。

人类远古,几乎全部历史时期,人类依靠原始的自然馈赠作为生存的资本,然而,面对自然界布下的“黑暗之结”,食物的短缺、匮乏一直是人们生存的障碍。这时候,能够满足肉体所需能量的消费品,便成为人们首要想望的幸福。如在古罗马幸福(felicitas)的根本意义就是丰产,意指赐予生命之力量的呈现；幸福(felicitas)这个词与fascinum是直接相关联的,罗马人把阳具叫做“fascinum”,它是繁荣、丰产、权力和幸运的象征,最迟从公元前二世纪就被用于祈求简单却不可或缺的生存所需。不论是西方古代社会还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曾经都通过阳具呈现福气与多产之间的联系,把富裕、平安、子孙众多以及运气等一并列入“人们在幸福中所寻求的一切特征”。在哲学史上,不管是西方的理性主义幸福观、感性主义幸福观、功利主义幸福观、基督教幸福观,还是我国的以德祈福、德福矛盾或是以德为福的幸福观无不是以能满足自身生存的消费为基础,消费始终是幸福的根基。工业文明的发展,商品经济时代的到来,幸福的生成更是离不开工业社会的核心细胞——商品消费。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使得市场成为消费主体参与消费的主要场所,消费主体所需要的恢复劳动力和再创造劳动力以为自身的人性发展和再生产提供能量的消费,表现为对商品的使用价值的消费；消费的幸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温饱,而更多的是参与市场,参与商品消费。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市场的不断扩大,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消费主体拥有了更多、更好的事物,更能体现个性、更漂亮的衣服,更方便快捷的出行工具、交流工具,如今,包括人们称之为“家”的住所也以商品的形式参与市场。可见,尽管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侧重精神的满足,但作为一种被意识到了的客观精神,它注定要受物质的羁绊；不管是从人的生理还是心理需求来说都不存在脱离现实生活的幸福,在人的实践生活中“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5］(P293)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对住房需求是最低需求生理需求内容之一,这也是安全需求中生活稳定的必要条件。而工业文明的市场化使得生理和安全需要的稳固的安身之所都成为市场商品,这也就意味着当今社会下,人们如果没有充分的财富参与其中可以说就无法获得起码的基本需求的满足,这一生理和心理的基本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显然是不可能感受幸福的。此外,商品消费也是人消费主体满足再生产,拥有更强的生产能力的需要,而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达、社会分工的细化、社会组织的多样化,家庭也由传统的生产和消费单位,转变为一个被动的消费群体,就连家庭中的家务劳动也转移到市场中,成为经济链条上的一个小节点,以家庭为基础构建延伸辐射作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日渐消解,而围绕参与市场而组建起来的各种社会子关系在整个社会关系的构建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这就使得能够参与市场成为人们组建更加丰富的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而社会关系正是“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在感受幸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消费作为人们社会关系的粘合剂,面对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将消费主体的消费置于经济体系的独立要素——市场之中,人们能够充分参与市场,消费商品即成为消费主体组建社会关系获取其幸福的必要保障。

二、消费主义：“消费—生态”悖论的历史境遇

消费主义下,消费成为人们的一个踏轮,人们不自觉地用他人的消费和自己消费的比较来判断自己的位置,把消费的价值等同于自我的价值。殊不知,自我价值构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脱离孕育人“类”的生态系统及成就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消费主义视界下,消费之物欲文化因子的张扬,必然导致维持人类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消费与承载人类命脉的生态和自身幸福追求之间的博弈。

（一）“消费—生态”悖论

西方哲学中,人是一种真正的“理性动物”,其把人看做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人类的使命就是通过体力和智力了解世界,进而征服和控制世界。这种“以人为中心”,把自身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看做是工具,把二者置身于征服与被征服、剥削和被剥削的对立关系,表现在消费领域必然是对自然资源的任意占有和利用,只为满足自身需求的哲学立场。在这种哲学立场的影响下,西方率先通过工业革命在生物圈的基础上开辟了独属于人类的技术圈,并成功地解除了人们过去受制于客观历史环境的物质匮乏的压抑,让人们看到了拥有丰裕产品的社会图景,极大的刺激起人们过度消费的欲望,同时消费对牟利性生产的影响,使得消费者的欲望对商品交换价值的实现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鼓励和扩大国民的消费需求也成为国民经济体系良性运作的条件之一,催生了史学家所称的“消费社会的诞生”之场景。鼓励消费、推动消费成为资本主义解决内部社会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而采取的拉动消费的措施。消费,追逐彰显自身独特身份荣誉的奢侈消费,追逐自身难以获得但却梦寐以求的符号消费,似乎就是人们整个生活的中心和精神支撑。然而,工业消费品的大量生产与消费的影响也使得新的稀有之物出现：空气和时间、纯净空气、绿色、水、宁静……在生产资料和服务大量提供的时候,一些过去无需花钱唾手可得的财富却开始成为一部分人展现优越性的消费内容。二战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国之重心,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鼓励和刺激消费的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国家的这一政策的鼓励和推动,为消费主义创造了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垄断性,使贫富差距更为扩大,人们的利益冲突更加明显,人们对物欲的追逐更加强烈,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泛滥,人们往往用过度的物质消费当作精神上的狂欢。正如阿瑟·米勒其剧本《代价》第一幕中描述的：“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6］(P7)满足生存需求,人们去消费；为获取物品带来的符号意义的满足,人们去消费；难受了、高兴了,甚至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就去消费。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物质财富增长和精神文明增长的不协调,消费品作为便捷的生活方式及负荷着文化意义的象征符号消费的鼓动和庞大的市场影响等等因素都成为消费主义的大放异彩的助推器。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作为当今世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经济发展的领军组织,为扩展全球市场,通过其价值观的渗透,其迅速地在其他国家“生产”了一批有消费欲望和激情的消费者,消费主义被急切渴望富足国家的民众迅速地接收,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中的“流通、购买、销售,对作了区分的财富及物品/符号的占有,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语言、我们的编码,整个社会都依靠它来沟通交谈”［7］(P62)的消费景观迅速地进驻并控制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控制其消费主体,形成其具有社会性的消费习惯,成为下一股消费潮流的起点。就我国而言,2010年1月,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即可略窥一斑：我国人均GDP排在世界百位之后,贫困人口多仍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但同时,我国却是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在基本的衣食用方面,生活的方便快捷,餐巾、化妆纸满天飞,新买的衣服即压箱底,一次性筷子、一次性餐盒、杯子、一次性隐形眼镜、新生婴儿的纸尿布,礼品的奢华包装,很多的生活消费品都是来去匆匆；象征符号的消费品需求的多样化使得许多许多生物物种惨遭涂炭,如象牙、犀牛角、凤尾、熊胆等代表财富、身份、地位的消费品的追从使得“虎死于皮,鹿死于角”；借贷、按揭、信用卡、过了这村没这店的限时秒购、送礼数字化、去现金化的刷卡消费等方式都促使消费者不断加入购买大军；浪费、奢侈消费被作为一种体面的生活被加以追求……人们义无反顾地跟随着生产者的引领,践行着被消费主义观激发的消费热情。人们对消费品更“多”、更“好”的欲望,是消费主义的遍在行为。于是,人们在消费的链条上除了留下了生产直接的消费品对资源的耗费而造成生态的破坏之痕迹,人们消费的生活垃圾的指数级增长,也超出了生态系统的降解能力。面对消费主义来袭,艾伦·杜宁早在上世纪末就提醒世人：“地球供养数十亿人类的能力取决于我们是否继续把消费等同于满足”［8］(P37)。而今,据世界自然基金会2010年《地球生命力报告》分析指出,自1970年毅力啊,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30%,在情况最严重的热带地区,地球生命力指数在不到40年内降低了60%,人类对自然那资源的需求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承载力的50%；生态足迹指标显示,自1966年以来,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增加了一倍,需要1.5个地球来支撑。如果按照人均生态足迹排名前十的阿联酋或美国的平均生活水平,我们将需要4.5个地球。毋庸置疑,“消费—生态”之消费主义的悖论已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消费主义蔓延在拉动经济增长及呈现出的近百年的历史事实表明：“假使每个人都吃最简单的事物,穿最朴素的衣服,住最简陋的房屋,则不会再有别种食物、衣服及房屋之存在。”［9］(P101)人类社会的进步就无从谈起,人类被逐步唤醒的“自我”解放的消费需求就得不到满足。而且,在现代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为提高效率的组织化和制度化的管理,人们的劳动过程普遍受不断加强的程序化的管理和控制,“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10］(P495)。劳动的异化使得工业社会中的人们必然将视线转向依靠这种劳动带来的消费品的多样性上获得体现自由的补偿。这也让社会产品的生产者找到了避免生产相对过剩的突破口,刺激了消费主义潮流的奔涌。但人类社会个体及其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在消费需求上的拓展与人类的智性对自身欲望的控制显然并没有使自身的消费与生态系统实现协调一致。消费主义在人面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劳动异化中寻到了为补偿这一社会发展状况下的那种单调乏味和非创造性的劳动中看到了从自身劳动创造的丰裕消费中人性丰富的一面,在这样一种心理补偿下及自我价值寻求中,人们对消费主义的钟情,无疑是“消费—生态”悖论的助推器。

（二）“消费—幸福”悖论

消费品丰裕时代,工业产品的总量在一定范围内超出了消费主体基本的生理需要范围,曾经消费物品匮乏年代被压抑的自我在自由选择之可能诱惑中被唤醒。而科技的发展也为不断进步的市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功能越来越齐全、未来越多给人便利的商品,吃穿的消费之外的自由消费,失落的个性在商品的疯狂增长中拥有了得以展现的空间,但同时这也刺激和诱惑了消费主体欲望的无限膨胀。对于如今整体解决了温饱型消费的中国社会而言,单就饮食方面来说,我们已能够在一年的任何时间吃我们想吃的任何季节的食品,但我们为我们的饮食所支付的代价是来自于这些超出我们生理机能的“富贵病”——便秘、肥胖、肠道癌、高血脂、冠心病、脑中风等等。同时,人们陶醉于经济繁荣景象下,不断地制造和期待更多方面的消费品,不断刺激消费,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追求时尚等消费品。消费主体对自身消费的追逐不再是通过其内部为其消费行为寻找理由,更多的是把消费的内容、消费的符号特征作为自己感受幸福的标准。其幸福的标准在于能占有被别人赋予了象征性意义的东西,而不是与他自己的生活状态和对幸福的理解相适应的东西。据《世界奢侈品协会官方2009—2010全球年度报告》：路易威登、古奇、香奈儿、范思哲、迪奥、乔治阿玛尼、爱马仕等国际名牌最受中国年轻消费者的青睐。而世界上奢侈品消费的平均水平使用自己财富的4%左右去购买,就我国社会的工资水平而言,年轻人对这些奢侈品的过分亲昵,显然是一种“苦求”。当消费主体向外追求平等的消费体验的时候,正如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指出的“在其要求平等的愿望中,并不存在对他自己这个人的认可。相反地,对平等的要求使人们自己同自己疏远开来。它诱使人们,按照并非体现者自己本质及自身状态的特殊要求的概念来定义其规划”。消费主体们总试图在“他们的商品中识别出自身：他们在他们的汽车、高保真度音响设备、错层式房屋、厨房设备总找到自己的灵魂”［11］(P9)。然而许多拥有了这一切的消费主体却并不感到快乐,反而觉得焦虑、空虚、孤独,忘了自己奋斗的目标,忘了自己是谁,只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要赚更多的钱才能有更多的、更高一级的物欲享受,想要更好的消费享受机会就要赚更多的钱,消费主体逐渐在消费中沦为物的奴隶,成为工作、成为金钱的傀儡,成为自身消费品符号的附庸,成为我们自己成功的牺牲品。

三、制度伦理的缺失：“消费—生态”悖论的实质

所谓制度其实就是“大多数人既定的思维习惯”,它包括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两个层面,而制度伦理是对制度主体的伦理要求,涉及对制度的安排、发展与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道德评价和伦理评判。人类社会组织的构建首先是制度的构建,而这一制度的构建的前提是考虑人的主体性问题,“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穷根究底,伦理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的伦理,从人类的主体的伦理意识出发,“我们只对自身生命、子孙幸福和繁荣以及同胞的痛苦感兴趣,这虽说狭隘但却合情合理”［12］(P65)。但从人类作为生态系统子环节和人类伦理的起源来说,“只有承认环境的敌人不是人类(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而是我们所在的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12］(P43)我们才能够真正解除“消费—生态”悖论的困惑与“咒语”,捍卫生态系统对人类的承载能力及守护人“类”整体的持续健康发展。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自主原则、竞争原则、等价交换原则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状态,价值取向上的物欲化使得消费主义成为一种潮流。从消费是构筑人们幸福的基石及人类作为一种文化的存在及已有的价值观表明而言,拥有和使用数量和种类不断增长的消费品及服务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文化志向和可以看到的最确切的通向个人幸福、社会地位和国家发展的道路。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不管是个人的发展还是社会的进步,推进消费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这股发展趋势无法不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制度的影响,从而影响个人的消费价值取向,影响人们的幸福品质。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不管人类文明程度发展到何种程度,人类都无法否认人是自然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3］(P161)自然就是人直接、或间接的消费对象来实现自身生物机能的能量循环需求,人的消费是执行生活职能的根本载体。尽管在这一过程中,生态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环境伦理等众多关注人类社会恒久持续健康发展的伦理理念在现实实践中迅猛发展,但在制度的保障上侧重的却是仅仅试图依靠科技的进步、法律的健全、构建新的发展方式、规划新的协议、环境税等在经济阶梯上较低位置上实行的依靠冰冷的技术而实现的生活消费方式之转变。此种缺失伦理意蕴的政策、制度,可以说并没有抓住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子环节及人类伦理的构建的结合点。因而,“消费—生态”悖论其实是一场经济领域下的人类对消费主义影响结果之悖论。换言之,“消费—生态”悖论实质是一场人类侧重经济之消费的消费欲求偏离伦理轨迹之异化与生态限度之间的矛盾。毕竟,对人而言,人的需要是有限度的,但人的欲望却是没有限度的。按消费主义视域的标准,人的消费与欲望的膨胀和满足之间难以捉摸的关系,目前已经超出了生态系统能够承担的持续健康供养人类的阈限,人类要谋求发展必然要求集群扭转自身的消费方式。然而,由于制度伦理的缺失使得我们尽管不乏捍卫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共生共荣的伦理价值到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困惑之中——“一个可能没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对与那些已得到的人,限制消费型的生活方式政治上是不可能的,道义上是毋庸置疑的,或者生态上是不足的。”毕竟,人类社会族群的发展并不具有一致性,在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消费主体的物质生活水准已远远超出了肉体生存的基本需要,主张追求实现个性自由发展自我生活要求；而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仍停留在想望极大提高物质生活水准的阶段。早在20世界中叶,全球范围内已显现的生态危机就充分表明,少数国家高水准的物质生活的持续及大多是国家想要达到与其同等的消费水平,对与我们已知的地球而言是根本无法承受的。尽管生态伦理早已给了我们警示,然而,21世纪的这十年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仍是经济中心之所有的经济、政治之制度导向之中心无不是“利益”,社会理论倡导精神文化之扭转价值,但其却这条道路上的孤独行者,寂寞地承担者试图扭转人们价值取向的重任。理念上对“消费—生态”悖论的伦理警示并没有落实到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制度因子中,制度伦理在整个消费链上的缺失自然无法阻止消费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燎原之势。人类世界本质上一个伦理世界,而制度伦理之于人类社会组织的构建而言,又是构建人类伦理社会的基础系统,因而,制度伦理作为守护人类社会基本需求得到普遍满足和发展的,为人们的普遍幸福保驾护航的内在要求之因素,它的缺失必然无法消解人们对“消费—生态”悖论的矛盾困惑。

［1］老子[M].王弼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2］达林·麦马翁.幸福的历史[M].施忠连,徐志跃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William James.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M].New York：Modern Library,1994.

［3］[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四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高丙中.居住在文化空间里[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7］[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艾伦·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9］[英]马尔萨斯.经济学原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10］[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1］[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张峰,吕世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1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thical Scrutiny of“Consumption-ecology”Paradox

DING Ling

(Min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Quanzhou 362700,China)

Consumption ethics focuses on happiness，of which the human society is in pursuit throughout its history.In time of market economy，consumption becomes even a basis of people's way to happiness.However，the global radiation and reception of consumerism reveals to people the “consumption-ecology”paradox，and effects of consumption on people sense of happiness are on the marginal decline.The nature of“consumption-ecology”paradox lies in the lack of institutional ethics in the chain of consumption.

consumerism；happiness；institutional ethics

B82-05献标识码：A

10.3969/j.issn.1674-8107.2012.05.006

1674-8107（2012）05-0032-05

（责任编辑：吴凡明）

2012-05-17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消费—生态’悖论的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11AZX010）；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伦理学视野下的‘消费—生态’悖论研究”（项目编号：10YJA720005）。

丁玲（1985-），女，江西黎川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思政理论教育、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