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20世纪70年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显然，中国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超级人口大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国以农为本，农以种为先。

种业安全则是粮食安全的核心所在。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当前各国的农业竞争已基本等同于种业竞争。

2011年4月，被称作“种业新政”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出台，正式拉开了中国种业大变革的序幕，中国种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

《意见》明确提出：建立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地为依托、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引导和积极推进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逐步退出商业化育种，力争到“十二五”末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与其开办的种子企业基本实现“事企脱钩”。“这是种业新政的核心。”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夏敬源说。

我国种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农作物种业体系。国家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合作创新；鼓励科技资源向种子企业流动，支持产业化育种的科研单位或个人进入种子企业育种研发；鼓励大型优势种子企业整合农作物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增强核心竞争力；鼓励种子企业兼并重组。种业最终发展目标就是要培育一批育种能力强，生产加工技术先进，市场营销网络健全，技术服务到位的育繁推一体化的现代种业集团。

目前，“种业新政”出台已有一年时间，在政策驱动下，中国种业格局有何变化？进展是否有如预期？

多方联动

部门形成合力

农业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和财政部等16个部委和单位成立了推进种业发展协调组，迅速出台扶持政策，加大工作力度，初步形成了推进现代种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农业部成立了种子管理局，强化种子产业指导和管理；编制了《全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规划（2011~2020年）》，细化《意见》的政策措施；修订了《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大幅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持续开展种子执法年活动，加大对套牌侵权、制售假劣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科技部编制了《“十二五”种业科技专项规划》，设立种业科技重点专项，2011年安排1.5亿元支持种业集成创新和产业化。同时，推动实施转基因动植物新品种国家重大专项。加快国家南繁种业科技创新基地建设。积极推进种业产学研联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建立新型种业科技创新体系。

发展改革委研究启动千亿斤粮食工程良繁基地项目，强化了种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种业龙头企业建设生物育种技术平台、新品种产业化基地和良种繁育基地；修订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完善了种业外资准入政策。

财政部设立了现代种业发展基金，联合中化集团、黑龙江农垦投资15亿元，扶持大型种子企业发展；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安排3亿多元，支持中种集团建设中国种子生命科技中心；加大马铃薯等作物良种繁育补贴等专项经费支持力度；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出台了免征“育繁推一体化”企业所得税政策，扶持企业加大科研创新投入；强化企业资产转移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种子企业兼并重组。

商务部将外资并购境内种子企业纳入安全审查范围，规范外国投资者的合资合作行为。

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通过优惠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种子企业、制种合作社及农户的信贷支持。保监会在甘肃等地开展种子保险试点，启动了制种保险政策课题研究。农业发展银行、开发银行加大了对种业融资的扶持，筹划对“育繁推一体化”企业实行粮棉油收购贷款优惠政策。各有关部门密集出台推进现代种业发展政策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各地积极推动

《意见》颁布实施一年以来，各地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要求，积极主动推动，出台实施意见，创新工作方法，在加大种业基础投入、扶持种子企业发展、优化种业资源配置、健全种子管理体系等方面出台了许多具体的扶持政策和新举措，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

在财政投入方面，陕西、江苏、吉林、福建等省设立了5000万~1亿元不等的种业发展专项资金；福建省对重点企业每年给予50万~100万元的补助。

在基本建设方面，四川省启动了现代种业提升工程，计划未来10年投入11.2亿元；云南省安排2亿元用于支持种业公益性设施建设；湖北省计划三年投入7500万元建设5万亩的标准化水稻制种基地；广西自治区安排5000万元用于建设南繁育制种基地；重庆市投入1700万元支持良繁基地建设。

在体系建设方面，安徽、湖北等11个省（区、市）种子管理机构实现了参公管理，甘肃省以地方法规形式授权种子管理机构进行执法。

在机制创新方面，辽宁、吉林、安徽等省鼓励科研人员采取停薪留职、保留身份待遇等方式进入企业，开展商业化育种工作。

企业整合提速

在《意见》的积极影响和政策措施的推动下，种子企业坚定了发展信心，兼并重组步伐加快，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以品种自主创新为突破口，企业竞争力迅速提升。随着市场准入提高和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我国种子企业由此前的8700多家减少到7500多家。

今年3月6日，中国农科院作物所携手北京德农种业有限公司、山西屯玉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玉米种子骨干企业在北京签署协议，共同组建中农华玉种业联合创新有限公司，旨在突破玉米育种，而这是种业企业首现重组。

中种集团投入5亿元开展种业新技术研发和企业并购，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兴建了生命科学技术中心，与北京农林科学院等10多家科研单位开展战略合作。

大北农集团投资1亿元建立企业生物技术研发中心，计划5年内每年增加1亿元研发投入，提升育种自主创新能力。

辽宁省东亚种业与辽宁省农科院成立种业创新联合体，提供优厚待遇，吸引优秀科研人才进入企业，开展商业化育种。

安徽省荃银高科、皖垦、丰乐等企业先后收购10多家企业，与多家农科院校共建产学研基地。

湖北省种子集团、荆楚等企业增资到1亿元，主要用于商业化育种投入。

四川省仲衍种业先后整合14家企业，组建了种业集团，川农高科、国豪、西科等企业采取联合、参股等方式重组，扩大企业规模。

湖南省隆平高科等企业采取土地流转建立规模化制种基地，将制种农民转化为合同制生产人员，推广标准化、机械化制种技术。

瓶颈亟待突破

虽然种子企业已由8700余家减少至7500家左右，但拥有育繁推一体化的企业仍然不足100家。因此，将企业做强做大，成了近来政策频频提及的要点。除此之外，产学研不能有效结合，也成了行业饱受诟病之处。据公开资料称，目前我国种子商品化大约为5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的80%～90%的水平。

创新能力还需加强

“加强种业创新能力，必须重视创新人才特别是育种人才的培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孙其信说。他建议在大学中开设育种学博士的专业学位，解决上中游科研成果转变的瓶颈，并由国家和企业双方拿资金培育育种人才。

同时，要推动科研院所的育种人才向企业有序流动。孙其信认为，目前，大多数科研院所的育种专家对去企业没有动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事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没有制度保障。他建议加快出台包括人才政策、知识产权政策、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等在内的一揽子导向明确的政策。

“目前的评价和奖励制度，直接影响到科研创新的模式和能力。”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登海建议，加速建立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主体，需要打破育种中的“个体户模式”，建立创新团队并健全相应的监管体系。

孙其信同样建议在考核和奖励政策上进行相应的调整。“国家应该对科研院所进行扶持，改变科研评价和奖励体系中重品种培育、轻种质资源发现的倾向，建立稳定的种质资源发现支持体系和信息共享平台。”

商业化育种机制尚未形成

根据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发布的数据统计，截至2011年10月31日，共有8577个品种申请品种权保护，其中55%由科研教学单位申请，38%由国内企业和个人申请。业内估计，如果算上那些未申请保护的品种，品种总量基数加大，至少有90%的品种由科研教学单位培育。科研人员的育种方向往往以项目要求、品种审定为目的，忽视了其是否能满足市场需求。

事实上，对于商业化育种，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市场定位，而不是根据计划经济下形成的科研项目和目标，也不是被品种审定所规划和引导。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李绍明，对商业化育种给出这样的定义，持续制造满足市场需求并且具有商业价值的品种的育种体系和活动，“跨国公司育种，发达国家大多数产业的商业研发都可以作为商业育种的有益借鉴。”

目前，我国商业化育种的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实现商业化育种，最大的难点就是科研体制改革。”中国农科院作物所研究员佟屏亚一语中的。

资本扶持力度不够

目前，种业整合已是大势所趋，亟待形成一批繁、产、销一体化的综合性种子企业。这样的企业拥有先进的种业研究实力和自己的实验基地，同时形成了一体化的销售网络。不过，要想形成这样的公司，仅凭某个种企的单一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而是需要进行行业整合，借助资本力量实现新的提升。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郑祖玄教授表示，种子企业更应当大规模地横向整合，而这种整合往往离不开资本市场，国家政策应当扶持和鼓励种业的大规模整合，并且一定要走现代生物工程的技术研发道路。在他看来，种企整合将成为未来资本市场可以大有作为的领域。但目前从金融机构和保险行业上看，扶持的力度还远远不够。

就当前种业发展状况来看，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从2011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种业新政”，到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到即将出台的相关政策，可见种业发展的外部政策环境日益完善。目前，种业变革序幕刚刚拉开，未来三到五年的时间里，政策驱动产业发展动力将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