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民，熊剑峰

从羁縻之道到条约外交

李育民，熊剑峰

随着中国与西方列强条约关系的建立和深化，清政府的外交模式逐渐发生转变。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仍以羁縻理念和思路应对新的中外关系，但无法如同古昔一样运用这一传统的驭外之道。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对外观念亦随之转化，传统与近代混合交织在一起。经过甲午、庚子，它进一步舍弃了羁縻之道，确立了条约外交意识。中国外交出现了新的趋向，传统的驭夷走向了近代的外交。

清政府；羁縻之道；条约外交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西方世界开始建立新的条约关系。这是一种将强权政治与近代交往形式融于一体的畸形关系，传统的羁縻之道逐渐发生变化，转向新的外交模式。条约具有法律性质，是中外交涉的依据，也是清政府外交转型的缘由和枢轴，其对外观念的演化，涉外体制的革新，均与此相关，因此可以将新的外交模式称之为条约外交。本文拟作一初步探讨，以冀揭示两者的关系，进一步认识中国近代外交形成的曲折过程。

一、以羁縻应对条约

何谓羁縻？《史记》谓：“盖闻天子之于夷狄也，其义羁縻勿绝而已。”应劭《汉官仪》则解释说：“‘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1］（3049-3050）颜师古曰：“羁縻，系联之意。马络头曰羁也。牛曰縻。”［2］（1248）意思是控御、系联、笼络。从历代王朝的实践来看，除了上述基本涵义之外，羁縻之道还包含着夷夏有别、恩威并施、怀柔远人、因俗而治等内涵，以及权宜、权术，甚至糊弄对付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