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敏

(华南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640)

改革开放历经了30多个春秋，伴随着奇迹般的经济发展，社会道德问题日益彰显。人们从生活水平低下，物质匮乏的环境，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过渡到奢侈品琳琅满目的今天，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思想多元化。在无节制的虚荣心和功利主义驱使下，道德滑坡也就可以预期。但问题是近年来道德滑坡的严重性有渐渐超出大众容忍度的趋势。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4月的一次座谈上慨叹“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并要求大家注重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文化建设的研究，以应对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的问题。[1]

社会是由人的群居而形成，所以社会道德的重建必须以个人道德的培育为重点。社会道德有赖法律的权威来维持，而个人道德则必须依靠“心”加以制约。道德滑坡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对不道德行为过于纵容，当违法的不道德行为鲜有受到法律制裁时，人们就不会敬畏法律。法律是根据时代、经济、社会和文化而设置的规矩，公民有必须遵守的责任，其有效性是基于人们对它的畏惧。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假如能够在人的内心里构筑一条道德底线，与外在的法律相辅相成，那么，社会必然更加祥和，正是“苟知其理之当然，而责其身以必然，则夫规矩禁防之具，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