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逸津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387)

跨越时空的心灵沟通
——B·M·阿列克谢耶夫“聊斋学”成功奥秘探论

李逸津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387)

俄罗斯汉学大师B·M·阿列克谢耶夫在苏维埃时代出于新的“艺术需要”来翻译和研究《聊斋志异》，即:(1)向俄罗斯和苏联人民介绍他心目中真正的中国语言艺术精品并展示自己翻译才华的需要;(2)适应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审美心理、满足俄罗斯民众文化需求的需要;(3)顺应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人文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引进东方智慧的需要;(4)与在人生遭际、社会理想方面有共通之处的中国古代作家蒲松龄作心灵沟通、抒发内心感悟与共鸣的需要。阿列克谢耶夫与蒲松龄之间心灵的沟通，是他倾毕生精力研究《聊斋志异》的动力，也是他的“聊斋学”取得巨大成功的奥秘所在。

阿列克谢耶夫;“聊斋学”;成功奥秘

关于《聊斋志异》(以下简称《聊斋》)在俄罗斯的传播，特别是现代俄罗斯汉学泰斗B·M·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翻译和研究《聊斋》的情况，可说是一个已经相当成熟的话题。但近来译读了一些俄罗斯翻译、研究《聊斋》的著作，以及与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生平事迹有关的背景材料，感到阿列克谢耶夫当年何以选择《聊斋》为自己倾毕生心血刻意经营的事业?他的《聊斋》研究何以取得超越同时代世界汉学研究水平的卓越成果?似乎还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故著此小文，以就教于方家。

当年马克思曾以法国路易十四时期的戏剧家“正是按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为例，指出:“被曲解了的形式正好是普遍的形式，并且在社会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是适于普遍应用的形式。”①《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61年7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08页。阿列克谢耶夫以及在他之前翻译《聊斋》的俄罗斯老一辈汉学家，也都是以自己的“艺术需要”来解读《聊斋》的。早期俄罗斯汉学家的《聊斋》译作，都是把《聊斋》作为学习汉语的教材，或是作为研究中国民俗和民间信仰的材料，阿列克谢耶夫也不例外。他在1910年为圣彼得堡大学编写的讲义《中国语音学文选》，其中所采用的基本语言材料，就是经过改编的《聊斋》中的对话。

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卓越的语言天赋，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堪称汉语语言艺术精华的“文言文”艺术魅力的深刻领悟，他于1906—1909年间多次到中国考察和学习的实际经历，都使他的《聊斋》翻译与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高超功力，表现出从语言和民俗材料上升到审美欣赏层面的超越。从阿列克谢耶夫本人日记中的记载:“今天我兴致盎然地为二年级学生讲授了《崂山道士》的开头部分。其间，涅夫斯基突然惊叹一声‘真棒!’……其他学生听得也是津津有味。”①［俄］M·B·班科夫斯卡娅:《聊斋的朋友与冤家》，阎国栋、王培美、岳巍译，《蒲松龄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1页。我们可知其译文的优美与精湛。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重视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掘，以及在人民群众中普及古典艺术的工作。1919年，由高尔基出面组织“世界文学”出版社。据当时参加过创建工作的 K·楚柯夫斯基(K·Чуковский，旧译丘可夫斯基，1882—1969)回忆，高尔基创办“世界文学”出版社的目的是:“将我们世界上的最优秀作家所写的最优秀的著作，给予苏维埃的新读者，使这个新读者能够从最优秀的翻译模范上研究世界文学。”这个出版社的作家和学者“须要按照特地为适应苏联读者而做的计划使繁复的出版事业走上轨道”②［ 俄］K·丘可夫斯基:《编辑“世界文学”丛书时的高尔基》，磊然译，载罗果夫、戈宝权合编:《高尔基研究年刊》，上海时代画报出版社1947年版，第130页。。B·M·阿列克谢耶夫就是在此时受聘为世界文学出版社专家编辑委员会成员和东方部秘书，并与著名东方学家鄂登堡院士一起参与《东方》杂志编辑委员会的工作，这就为他发表自己的翻译作品和研究成果提供了阵地，同时也向他的《聊斋》翻译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艺术需要”。

这种新的“艺术需要”，具体说来就是:向苏联读者介绍他心目中真正的中国语言艺术精品、展示自己翻译才华的需要;适应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与审美心理、满足俄罗斯民众文化需求的需要;顺应19—20世纪之交俄罗斯人文知识分子中普遍流行的社会思潮、引进东方智慧的需要;与在人生遭际、社会理想方面有共通之处的中国古代作家蒲松龄作心灵沟通、抒发内心感悟与共鸣的需要。

阿列克谢耶夫在当时向苏联读者提供的他所认为的中国“最优秀作家所写的最优秀的著作”，就是蒲松龄的《聊斋》。由于高超的语言天赋和个人的刻苦努力，阿列克谢耶夫早在大学时代就具备了阅读和翻译中国古代文言文的能力。他1916年在彼得格勒出版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是他在俄罗斯汉学研究领域划时代的成名作《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至今仍是俄罗斯翻译研究中国古典诗论的经典。个人学术生涯的长期磨练，使阿列克谢耶夫对中国古典文言文的艺术魅力，有了独到的领悟和把握，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在他于20世纪30年代初为其《中国散文代表作》写的“自序”中说:“中国的书面文化是以不间断地对古代作品、对其风格和语汇的努力模仿而建立起来的。”他指出，中国古典散文的这种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尽管不再使用这种语言，但他们却“没有特别的困难就能阅读这样的文学”③В．М．Алексеев．Восточный альманах:Выпуск второй － Дневная звезда．М．:изд ．Худ．лит．1974．c．495．。

正因为阿列克谢耶夫把中国的“文言”看做把握跨越数千年中华文化的钥匙，而他自己又有阅读与翻译中国“文言”的深厚功力，自然会对用“文言”写作的《聊斋》给予特殊的垂青，并把它作为展示中国文学最高成就和自己翻译才华的最佳对象了。阿列克谢耶夫于中国进修期间写给彼得堡大学校长办公室的“进修汇报”中这样写道:“我们系里经常学习的蒲松龄的怪诞小说堪称小品文之最了……作品中的用词、韵律及引文的选择和安置都依叙述的风格而定——这一切都达到了几近完美的结合。”④［俄］M·B·班科夫斯卡娅:《聊斋的朋友与冤家》，阎国栋、王培美、岳巍译，《蒲松龄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0页。在他1920年为《东方文学》一书写的《中国文学》一文中，更以赞美的语调高度评价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思想和艺术成就。他说:“这些小说表现了叙述故事的无与伦比的技巧，其中融入了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全部高雅传统。”⑤В．М． Алексеев．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М:изд．Наука．1978．c．64．

中国白话文运动自“五四”时期兴起至今已近百年，但古代“文言文”作为绵延五千年中华书面文化的基本载体，其独特价值与艺术魅力随着时代的推移不仅没有衰歇，反而愈发显露出不可磨灭的光辉。阿列克谢耶夫以一位异域学者对中国文言文作品的热情赞美、潜心研究与精心翻译，有助于每一个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古老文化的价值，激起我们保存与弘扬的热情。

阿列克谢耶夫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翻译和研究《聊斋》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他们的东方情结以及对带有神秘色彩的动物故事、浪漫传奇的偏爱。俄罗斯民族在人种和民族志学上无疑属于西方，但其横亘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相隔阂的东正教信仰，以及蒙古人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又使俄罗斯的精神血脉中具有相当浓郁的东方基因。笔者当年在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访学时的学术导师E·A·卡斯丘辛(E·A·Костюхин，1938—2006)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动物故事的类型与形式》中指出:“动物故事的起源是与原始时代、古代猎人和牧人的生活相联系的。”“对于不久前还处在原始阶段的澳洲、美洲和北亚民族来说，原始形式的动物故事就是他们的民间文学。”⑥Костюхин Е．А．Типы и формы животного эпоса．М．:изд．Наука．1987．c．13，25．形形色色神秘有趣的动物故事，也是世代生活在森林与草原之间、以狩猎和放牧为基本谋生手段的俄罗斯人民的精神食粮。俄罗斯民间故事中一个常见的主角是狐狸大婶帕特里克耶夫娜。在俄罗斯民间俗语、成语里，有许多以狐狸为题材的说法。①如 “给狐狸唱歌(出自克雷诺夫寓言“乌鸦和狐狸”——笔者注)”、“让狐狸走近射程”、“狐狸式的通过”、“没有母狼的牙齿——就要有狐狸的尾巴”、“狐狸不会弄脏自己的尾巴”、“要是狐狸没赶上，狼就把羊吃了”等等。俄语里“狡猾”(лисить)一词的词根就是狐狸(лис)。这就无怪乎阿列克谢耶夫在世界文学出版社工作期间，首先推出的就是《聊斋》中狐狸故事的译文。②阿 列克谢耶夫于1922年在《东方》杂志第一卷上发表了《婴宁》、《胡四姐》、《潍水狐》、《狐惩淫》等四篇狐狸故事，并为其撰写了序言——《狐狸王国(聊斋故事选)》。同年，世界文学出版社在彼得格勒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俄译《聊斋》选集──《狐妖》(Лисьи чары)。这里不无适应俄罗斯民众欣赏趣味的因素。

当然，作为一个有深厚汉学修养的学者，阿列克谢耶夫本人并未把《聊斋》中的狐狸故事简单地看做动物童话。他对作为中国民间信仰的狐仙崇拜、中国作家蒲松龄借花妖狐魅影射世间人情的用心，是有深刻认识的。在1922年出版的《狐妖》一书序言中，阿列克谢耶夫指出:“在这里中国的幻想故事看来走在了所有民族的前面，它作出了长久以来、千年所达到的少见的性质，而意味着完全超人类的、甚至直接是神性的性质。”他希望通过自己翻译的“这些幻想故事，这种现实世界与不可思议的可能世界的奇异的混合”，“能够激动那些想稍稍脱离一点现实生活的俄国的读者”，“给他带来一系列对于俄国和欧洲文学都是不寻常的和有趣的感受”。③П у Сунлин．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Ляо Чжай чжи и)．перевод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академика В．М．Алексеева．СПб．:Петербур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c．10，11．可知他是以“民间通俗故事”的外壳，包裹起自己严肃的中国民俗与文化研究的内核。

现代接受美学告诉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大众审美习惯，是文学接受活动得以进行的预备情绪和经验期待视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传播和异民族文化交流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努力顺应接受者的审美心理定势。但是，如果作品内容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过分接近甚至重合，又会败坏读者的欣赏兴趣。阿列克谢耶夫借俄罗斯大众喜爱的“动物故事”外壳，讲述了对于他们十分陌生的东方传奇，使他们产生“不寻常的和有趣的感受”，创造了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这也是他的《聊斋》译作在俄罗斯长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阿列克谢耶夫自20世纪初以来倾注大量心血致力于《聊斋》的翻译和研究，还与19—20世纪之交弥漫于俄罗斯人文知识界的社会思潮有密切联系。俄罗斯19—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Н·Бердяев，1874—1948)在其《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指出:“我把世纪初我们这里曾有过的那种创作热情叫做俄罗斯的复兴。它的背后不是中世纪，而是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启蒙时代。……一切都在神秘主义的氛围中进行。如果使用一个流行的术语，那就是，俄罗斯的复兴不是古典的，而是浪漫主义的。”④［俄］H·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44页。从彼得大帝改革到白银时代，俄国200多年西化的历史，固然给俄国带来巨大的社会进步，但同西方相比，俄国仍是一个落后国家。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俄国的失利，又给了200年来靠走西方道路来实现强国梦的俄国以沉重的一击。大难临头的预感，萦绕在许多敏感的俄国文化人心中。于是，精英们把求索的目光转向了东方。作家Ф·陀思妥耶夫斯基(Ф·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在思考俄罗斯是选择欧洲还是亚洲的问题时说过:“可能在亚洲比在欧洲有我们更多的希望。不仅如此，在我们未来的命运中，可能亚洲正是我们主要的出路。”先锋派画家Д·布尔柳克(Д·Бурлюк，1882—1967)在一次晚会的发言中也说:“我们是亚洲人!应该勇敢地说出这一点!西方是硬拖到我们这儿来的，而东方给我们的，才是自己的。”⑤С ．А． Серова．Театр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 в России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традиции Востока(Китай ，Япония，Индия)．М．: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1999．c．9，170．

对现实的惶惑和对未来的恐惧，促使俄罗斯白银时代知识精英们产生了强烈的“寻根”意识。他们的艺术创作一改欧洲传统的艺术摹仿自然观念，而转向寻找“最初的神秘”和“宇宙的法则”⑥Вяч．Иванов．О весёлом ремесле и умном веселии．Родное и вселенское．М．:изд．Республика．1994．c．70．，东方艺术、东方文化，成为白银时代文化精英们纷纷效法的榜样。在当时的戏剧舞台上，一些表现东方题材的剧目盛演不衰。⑦如歌剧《满洲官员的儿子》、轻歌剧《艺妓》、《中国玫瑰》、以印度为背景的轻喜剧《一片杂乱》等等。在文学方面吸纳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营养，则首先是在作品中塑造东方式的艺术形象，如白银时代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A·别雷(A·Белый，1880—1934)的传记体长篇小说《受过洗礼的中国人》，就塑造了一个用“儒家智慧”充实起来的“老中国人”，在“心中坚定地表现出是一个真正的人”的欧亚混血的数学教授的形象。其次，是在作品中表现出对东方哲理、意蕴、事物和情调的偏爱与追求。如雄踞白银时代俄罗斯诗坛的诗人K·巴里蒙特(K·Бальмонт，1867—1942)在1900年创作的组诗《伟大的虚无》，阿克梅派领袖H·古米廖夫(H·Гумилев，1886—1921)写于1908年的《中国行》、1916年的《中国小姐》等等。这些充满东方情调的艺术作品，实现了白银时代思想家们对东方之根的向往，也给俄罗斯艺术以新的刺激和启迪。

处于这种时代大潮中的阿列克谢耶夫，又有从事汉学研究的专业身份与目标，自然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表现出更加浓厚的研究兴趣。在他生前没有发表的文章《一个老俄罗斯汉学家的人生片段》中，阿列克谢耶夫写道:“在中国旅行(1906—1909，1912，1926年)，我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人民生活本身，注意书本上没有告诉过我任何东西的城市、乡村、街道的生活。我注意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写满的日常题字，注意描绘全部中国生活的民间绘画，无论是日常的，还是特殊节日的、色彩鲜明的和极为独特的。”①Б．Л．Рифтин，М．Л．Рудова．Предисловие．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картина．М:изд．Наука．1966．c．6．他以平易、亲和的态度对待中国人民，“他同农民、车夫、和尚们交谈，不受其志趣所感染，而是平等地与之交流，理解他们的行为和心事”②［ 俄］M·B·班科夫斯卡娅、李福清:《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及其华北之旅》，瓦·米·阿列克谢耶夫:《1907年中国纪行》，阎国栋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他不是踞守欧洲中心主义的高傲立场，以居高临下的猎奇态度俯视甚至蔑视中国文化，而是把自己放到与中国人平等的地位，真心实意地去了解中国。这就使他对中国古老文化日益积累起热爱崇敬的激情。在他记述1907年中国之行的游记《在旧中国——1907年中国纪行》中，阿列克谢耶夫写道:“我被人类文化和人类艺术的伟大所震撼。是的，中国艺术是世界的艺术，可以作为一种巨大的新事物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尽管它与西方艺术有许多差别，但同样是具有人道精神的通用艺术。……蕴涵着巨大能量和无尽可能的中国艺术与欧洲艺术发生碰撞之后，将会产生许多崭新的、陌生的而又震撼人心的东西。”③［ 俄］M·B·班科夫斯卡娅、李福清:《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及其华北之旅》，瓦·米·阿列克谢耶夫:《1907年中国纪行》，阎国栋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69页。这种对中国文化的崇敬与热爱，使他能打破长期以来西方学者的傲慢与偏见，认真发掘和探讨中国文化的奥秘和精华。

阿列克谢耶夫对《聊斋志异》的长期认真钻研，也正是得益于这种激情的驱动。在为1922年出版的《狐妖集》撰写的“译者序言”中，阿列克谢耶夫写道:“现在出版的这本小书，当然实际上告诉每一个有可能读到它的人，它的优点就是告诉那些喜欢新的人;那些全心追求人的情感、心境、形象与词语的新世界的人;那些知道新认识的价值、对人类精神的新秘密抱有新的热忱的人。”④П у Сунлин．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Ляо Чжай чжи и)．перевод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академика В．М．Алексеева．СПб．:Петербур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c．17 －18．这里一连串的“新”字，充分表现了阿列克谢耶夫对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国智慧的崇敬与激情。

阿列克谢耶夫以及俄罗斯白银时代众多文化精英对东方尤其是中国艺术传统的积极借鉴与吸纳，充分证明了东西方各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相互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历史悠久的东方艺术传统自身的独特价值，进而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与西方文化对话交流的底气。同时，民族文化传统也要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和发展，不断吸取世界上各民族文化的有益成分，才能永葆青春和活力。在这一点上，阿列克谢耶夫对东方文化的崇敬与热爱，他那平等相待、倾心吸纳的积极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

阿列克谢耶夫倾毕生精力致力于《聊斋志异》翻译和研究的第四个方面的原因，就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人生境遇与中国“聊斋先生”蒲松龄的近似，是他与蒲松龄跨越时空的心灵沟通。这里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阿列克谢耶夫对“聊斋”一名的翻译。按一般的理解，“聊斋”是蒲松龄的书斋名，所谓“聊”就是交谈。阿列克谢耶夫之后年轻一代的俄罗斯聊斋学者 П·М·乌斯京(Петр Матвеевич Устин，1925— )在 1981年出版的专著《蒲松龄和他的短篇小说中》，就把“聊斋”译作“кабинет Разговорчивого”(爱攀谈者的书房)。但阿列克谢耶夫却对“聊斋”的得名有自己的解释。他在1934年写的《聊斋小说中的儒生个性与士大夫意识的悲剧》⑤В．М．Алексеев．Трагедия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й личности и мандарин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в новеллах Ляо Чжая．ИАН Сер．Ⅶ Отдел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6．c．437 －454．一文的注释中曾提出，聊斋的“聊”可能出自“聊复尔尔”(пусть хоть так)、“聊以遣年”(как － нибудь бы еще протянуть)等意思。他还引证王士祯所作《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诗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认为这诗正是表现了蒲松龄当年的心情。在1937年出版的《聊斋》故事选集《异人故事》的“译者序言”中，他把“聊斋”译为“无法逃避人的书房”(КабинетНеизбежного)，他还解释这个所谓“无法逃避人”说:“这个人很不走运，但他又不想屈服于厄运。”①П у Сунлин．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Ляо Чжай чжи и)．перевод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академика В．М．Алексеева．СПб．:Петербур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c．456．从中可见阿列克谢耶夫探究蒲松龄“聊斋”一名之潜在深意的用心。正是秉承阿列克谢耶夫当年对“聊斋”一名的理解，2000年由圣彼得堡东方学中心出版的目前俄罗斯最全的一部阿列克谢耶夫译《聊斋志异》选集，就题名为《来自失意者书斋的奇异故事》(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

作为一名从贫寒学子成长为科学院士、从沙皇俄国跨入苏维埃社会的学者，阿列克谢耶夫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起伏跌宕和风云变幻，在他看似耀眼的光环背后，也有许多惶惑、苦恼和不幸的遭遇。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在翻译、研究距他200多年前的中国作家蒲松龄的“孤愤之书”的时候，找到了知音，激起了共鸣。阿列克谢耶夫的女儿班科夫斯卡娅在《聊斋的朋友和冤家》一文中说，阿列克谢耶夫一生翻译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但《聊斋》是他最“情有独钟的”，“这种情有独钟绝非缘于偶然:按阿列克谢耶夫的说法，正如寄情于幻异是聊斋先生在与压抑自己的时代环境做斗争过程中唯一的‘王牌’，对聊斋中幻异世界的关注也成了令阿列克谢耶夫振奋的精神食粮(当时的阿列克谢耶夫，按他自己的说法，受到了令人痛心的种种压抑)。假如没有寄情于幻异的权利，无论是蒲松龄还是阿列克谢耶夫都将无法存活下去。”②［俄］班科夫斯卡娅:《聊斋的朋友与冤家》，阎国栋、王培美、岳巍译，《蒲松龄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1页。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一度出现的动荡、骚乱和饥荒，曾让多年来埋头学术、习惯于平静书斋的阿列克谢耶夫感到困惑和不安。多亏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奉行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才使阿列克谢耶夫这样的来自旧时代、但不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知识分子，能在新的环境中安心工作，并取得了超出沙皇时代的卓越成果。但是，为祖国学术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阿列克谢耶夫，也遇到过流言的袭扰和暗箭的中伤。他的研究工作从20年代末起，就不断受到怀疑、挑剔和指责。他的学生中一些“既无才能又缺乏求知欲”的人，“不断搬弄阿列克谢耶夫的是非……尤其对聊斋作品公然诽谤，说什么聊斋有教唆学生迷信妖狐鬼怪之嫌”;“这些鄙俗平庸之辈……并企图通过这种捷径得以步步高升”③［俄］班科夫斯卡娅:《聊斋的朋友与冤家》，阎国栋、王培美、岳巍译，《蒲松龄研究》2003年第1期，第132－133页。。阿列克谢耶夫的许多研究成果直到他去世都不能发表，始终处于手稿状态被封存在档案库里。上世纪30年代后期，苏联掀起肃反扩大化的恐怖狂潮，许多无辜群众和知识分子被以种种罪名投入监狱和刑场。阿列克谢耶夫领导下的中国学研究团队也未能幸免。他的弟子中一些杰出的人才被冠以种种莫须有罪名先后遭到逮捕、枪杀或迫害致死。④如 Ю．К．休茨基(Щуцкий，1897—1938)、Б·А·瓦西里耶夫(Васильев ，汉名王希礼，1889—1937)、Н．А．涅夫斯基(Невский ，汉名聂历山，1892—1937)等人在“肃反”中被枪决，A·A·什图金(Штукин，1904—1963)于1938和1949年两次被捕，后在贫病交加中死于中风。阿列克谢耶夫本人虽然没有被捕，但也受到不少攻讦和污蔑。1938年5月31日苏共《真理报》上发表Х·姆拉托夫和М·布罗夫的署名文章《挂着苏联科学院士头衔的伪学者》⑤http://www．requiem．spb．ru/list/person．php3?id=3，矛头就直指阿列克谢耶夫。

然而，阿列克谢耶夫在逆境中并没有退缩和消沉，这一方面有赖于他高尚的人格精神和理想追求，同时也得益于他长期以来接受的东方哲学、东方文化的熏陶与滋养。他取《论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之意，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不愠斋”。他借翻译和研究《聊斋》，排遣自己的忧愤、抒发自己的郁闷，通过讲说中国的奇幻故事来同“压抑自己的时代环境”作斗争。在《聊斋小说中的儒生个性与士大夫意识的悲剧》一文中，阿列克谢耶夫写道:“蒲松龄是在那种环境中写自己的小说的，在那里自由的思想公然受到压制，在那里心怀不满的爱国人士平常话语中任何一点对时政的影射，都可以被认定为有罪，受到死亡的威胁。”而蒲松龄由于“儒生个性的悲剧，他没有以儒家的不调和语言来谈论现实的勇气……而只能违背儒家的意识和良知，借助于一些荒诞不经的事物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信念”⑥В．М． Алексеев．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М:изд．Наука．1978．c．301，307．。没有对环境压迫的亲身体会，没有对思想钳制的切肤之痛，没有成为蒲松龄的贴心知己，恐怕是很难从《聊斋》鬼狐故事中悟出这么多现实内容的。

中国《水浒传》有句云:“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阿列克谢耶夫与蒲松龄生不同时、居不同地、人不同族，但正是这种跨越时空的心灵沟通，使他把一部纯粹中国人的《聊斋》，变成了为广大俄语读者所能够理解和掌握的“俄罗斯土壤上的《聊斋》”⑦Пу Сунлин．Странные истории из Кабинета Неудачника(Ляо Чжай чжи и)．перевод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академика В．М．Алексеева．СПб．:Петербур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c．18．。这也正是阿列克谢耶夫“聊斋学”成功奥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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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05

李逸津(1948—)，男，天津市人，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和中俄文学关系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外文学学术交流”(项目编号:09AZD52)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陆晓芳sdluxiaof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