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庵梦忆》中的江南城市生活

2012-04-13李丹

华中学术 2012年2期

关键词：张岱

李丹

（广东江门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江门，529000）

《陶庵梦忆》是明末散文家张岱的一部笔记小品，凡八卷，收文一百二十三篇，另有补遗四篇。该书成于明亡之后，“披发入山”的陶庵抚今追昔，感慨“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于是“遥思往事”，以追忆的方式记叙早年的生活，写成《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两部笔记小品，以寄托对往昔生活的留恋与故国之思。书中内容皆为作者年轻时繁华生活的追忆，涉及山川风物、园林胜景、民间娱乐、文人清娱、市井奇人等多方面的内容，描绘了一幅明代尤其是江南城市生活的市井风俗画卷。“全书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鲜活的人文气息，闪耀着新兴市民文化色彩，表现了作者对这种新文化新世相的欢迎赏悦和深深追怀，而不仅仅在于寄托故国之思易代之悲。”［1］

张岱的一生，主要在安逸的江南度过。天启七年（1627），其父张耀芳考中举人，到山东兖州的鲁王府任职，三十出头的张岱曾去山东探望父亲。这次游历，他亲见了鲁王府的灯展（《鲁藩烟火》），观赏了兖州的芍药、菊花（《一尺雪》、《菊海》），登了泰山（《泰安州客店》），游访了曲阜（《孔庙桧》、《孔林》）。所以《陶庵梦忆》中涉及的地域，除了少数几个北方城市如山东兖州、泰安外，主要集中在绍兴、杭州、南京、镇江、苏州、扬州、宁波、嘉兴等城市，这是当时全国最发达最繁荣的地区。“自明初会通河重开后……运河沿岸兴起许多商业城镇。而扬州适当长江与运河绾合之会，为南北转输的咽喉……运河而外，长江以其水位变化不大、利于航运、沿江人烟稠密、米产丰盈，商务特别频繁。”［2］张岱用简约优美的笔墨从几个方面展现了江南地区城市生活的面貌，对于我们了解晚明江南的城市生活图景特别是士人阶层的生活情况和心理状态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资料。

一、城市风物景观

城市风物景观包括城市的山川风物和建筑景观。“大地上的景观是人类为了生存和生活而对自然的适应、改造和创造的结果。同时栖居的过程也是建立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过程。因此，作为栖居地的景观，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大地上的烙印。”［3］

张岱好游历，足迹遍及江南各地，包括南京、杭州、苏州、宁波、镇江、无锡、嘉兴等名城。他笔下的山川风物，有南京的燕子矶、栖霞山，镇江的金山、焦山，杭州的西湖、湘湖等，这些景观由于是在城市里，已经不完全是寂静的自然景观了，而是染上了喧闹的人的色彩，甚至成为城市市民活动的场所和背景。正如周作人所说：“张宗子是个都会诗人，他所注意的是人事而非天然，山水不过是他所写的生活的背景。”（《陶庵梦忆》序）《金山夜戏》只用寥寥几笔勾勒了长江夜景：“月光倒囊入水，江涛吞吐，露气吸之，噀天为白。”然后转而记载张岱一行人在龙王堂大殿张灯唱戏、寺僧观剧的情景，“锣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擦眼翳，翕然张口，呵欠与笑嚏俱至”。《栖霞》也简笔描绘了南京栖霞山的山势之险和长江之阔，但中间穿插了一癫僧“与余谈，荒诞有奇理”，一客“为萧伯玉先生，因坐与剧谈……取火下山，拉与同寓宿，夜长，无不谈之，伯玉强余再留一宿”。金山和栖霞山已经成了人物活动的背景和清雅言谈、娱乐的陪衬。

《陶庵梦忆》里写得更多的是建筑景观。张岱的家在山阴，他对山阴的亭台楼阁非常熟悉，并用热情的笔调一一描述出来。山阴城内西北侧有盘旋回绕形若卧龙的卧龙山，登上山顶可以俯瞰全城。张家宅邸即背靠龙山，园林宽敞，庭院错落，环境幽雅，美轮美奂。山的右岭下有张岱高祖张天复建的“浑朴一亭”筠芝亭，这里是张家书香传家的发祥地，高祖曾在这里读书，并最终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及第，在张岱看来，高祖的灵秀之气使得此亭臻于完美，后来家里所建的亭台楼阁都比不上它；亭下有“不槛不牖，不楼不台”的巘花阁；西边城隍庙前绝壁下有庞公池，山上有蓬莱阁，阁西下有峭壁，张岱在此建书屋，名为“山艇子”，有时候在山艇子读书，就把小船留于庞公池，每逢月夜辄缘城划船往返；张岱祖父张汝霖晚年在山旁筑室、修建华缛有如“蓬莱阆苑”的砎园；山下还有人工修复的龙喷池；龙山磨盘冈下有雷殿；龙山支麓有张岱堂弟燕客花费巨万而建的瑞草溪亭；还有被仲叔张联芳毁掉的“峭壁之下，木石撑距，不藉尺土，飞阁虚堂”的悬杪亭……除了卧龙山周围的景观之外，绍兴还有张岱自家种满了牡丹、西溪梅、西番莲、宝襄、秋海棠的梅花书屋，四时有不谢之花的不二斋，“读书其中，扑面临头，受用一绿，幽窗开卷，字俱碧鲜”的天镜园；朱文懿家的逍遥楼；另有表胜庵、杨神庙、品山堂鱼宕等。这些建筑景观的描绘，同样涂上了浓厚的人文色彩，写出了绍兴的风景之美，表现了作者及其家族人物高雅脱俗的欣赏趣味、悠闲自得的生活品位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怡然之乐。

山阴而外，建筑景观还有南京的钟山、报恩塔，嘉兴的烟雨楼，镇江的于园，杭州的不系园、岣嵝山房，无锡的愚公谷，苏州的范长白园，在张岱诗意的笔下，私家园林布置讲究，常常体现出主人不俗的趣味；公共楼台风光秀丽，市民在此玩耍游乐悠然自得，自然之美总是和城市里人的活动联系起来，具有动态的人文之美。《范长白》先叙范长白园的石堤湖桥、桃柳梅竹的搭配合度，然后以“此是主人学问”一句做出评价，以园林布局的不俗引出主人范长白的不俗。范长白状貌奇丑，“似羊肚石雕一小猱，其鼻垩，颧颐犹残缺失次也”，然冠履精洁，擅长谐谑谈笑，家中布置备极华缛，丝竹女乐高雅清新，其外丑与内美形成鲜明反差，而园林也涂上了浓厚的主人的色彩。《岣嵝山房》写杭州灵隐山下的岣嵝山房逼仄狭小，“苍松傲睨，翁以杂木，冷绿万顷，人面俱失”，可是在这深幽狭窄的空间里，有寺僧刳竹引泉，有邻人以山房为市，卖果蔬鲜鱼，还有张岱的捶碎杨髡像之举。人的活动始终与亭园楼台相伴随，这是城市景观不同于乡村景观之处。

二、文人士夫清娱

张岱的生活周旋于读书与享乐之间。他出生于显赫富足的书香门第，高祖张天复、曾祖张文恭、祖父张汝霖都中过进士，其中曾祖还是状元，张家藏书甚富，“余家三世积书三万余卷”，又“余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三世藏书》）。家里的书房都有好几个，筠芝亭、梅花书屋、不二斋、天镜园、山艇子、悬杪亭，这些书房环境优美，布置讲究，“图书四壁，充栋连床”，读书其中本身就是一种绝美的享受。书香传家的传统和祖辈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家业，使得张岱从小的生活条件就非常优越，而且接受了很好的文化教育。五十岁之前的张岱过着悠闲诗意的生活，享受了人间的种种快乐，他曾经在《自为墓志铭》中这样总结：“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肆，书蠹诗魔。”品茶、结社、收藏、游赏构成了他悠闲清雅生活的主要内容。

明清以来，茶馆在城市中大量涌现，喝茶作为一种市民文化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对于文人来说，富有才学与清雅修养的一个表现即是品茶，以茶会友。张岱即精于茶道，他不仅熟悉制茶的各道工序，善于辨别茶的品种、产地、高下，而且对于什么泉水泡什么茶，怎么泡，用什么茶具，都深有讲究。《陶庵梦忆》中有相当数量关于茶的小品文，从中可见张岱于此道的修养。《闵老子茶》是其中最有特色的一篇。闵老子，即安徽休宁茶艺专家闵汶水，他自创一种“闵茶”。俞樾在《茶香室丛钞》中记载：闵茶有二，其一就是“万历末闵老子所制。其子闵子长、闵际行继之。既以得名，亦以获利，市于金陵桃叶渡边，名花乳斋”［4］。明末清初很多名流都是闵老子的座上宾，比如书画家董其昌、文学家周亮工等，还有《陶庵梦忆》里写到的“寒淡如孤梅冷月”的秦淮名妓王月生，不与凡夫俗子交往，却每日“必至闵老子家啜茶数壶始去”。“茶淫橘肆”的张岱慕名拜访闵老子，主人却再三怠慢，直到张岱表示不喝到茶绝不走之后，方才煮茶待客。闵老子故意试探张岱是否为行家，张岱却能精确地判断出茶的产地、制法、季节，并对泉水的质地表示怀疑，引起闵老子大谈自己甚为得意的运输泉水之法。连这样的茶艺专家都感慨：“予年七十，精赏鉴者，无客比。”并欣然与之定交。

张岱不仅善于品茶，还精通制茶工艺。他的家乡山阴有一种久负盛名的日铸茶，明末时，安徽的松萝茶名头盖过日铸茶，于是张岱就把传统的日铸茶改良成新品种“兰雪茶”。其制作工艺仍袭松萝，“扚法、掐法、挪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萝”，但所用泉水、茶具、冲泡之法却另有讲究：“他泉瀹之，香气不出，煮禊泉，投以小罐，则香太浓郁。杂入茉莉，再三较量，用敞口瓷瓯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滚汤冲泻之，色如竹箨方解，绿粉初匀；又如山窗初曙，透纸黎光。取清妃白，倾向素瓷，真如百茎素兰同雪涛并泻也。”改良的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导致“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萝，只食兰雪”，甚至松萝也改名兰雪，贬价从俗（《兰雪茶》）。张岱的善辨泉水，在《闵老子茶》中已有精彩表现，他还会辨别禊泉水：“辨禊泉者无他法，取水入口，第挢舌舐腭，过颊即空，若无水可咽者，是为禊泉。”禊泉水比会稽陶溪、萧山北幹、杭州虎跑、蠡城惠泉都稍胜一筹，于是令家人常年于禊泉打水煮茶，家人偶尔偷懒以他水易之，即被张岱发现，并能说出此是某地某井水（《禊泉》）。绍兴城南琵琶山上有玉带泉，张岱尝试后认为“空灵不及禊泉而清冽过之”（《阳和泉》）。张岱把自己最喜欢的茶馆命名为“露兄”，取米芾“甘茶露有兄”之意。其茶“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其火候、汤侯，亦时有天合之者”。张岱非常喜欢这个茶馆，并为之作“斗茶檄”。张岱对茶具也颇有研究，宜兴紫砂壶为茶具中的上品，张岱对其分别等次：“宜兴罐，以龚春为上，时大彬次之，陈用卿又次之”，他所说的三人正是宜兴紫砂壶的制作高手，而张岱很会辨别、赏玩此类茶具。另外，《乳酪》、《蟹会》、《鹿苑寺方柿》等篇也涉及茶事，这些小品本身就像一壶清茶，表现出文人张岱的闲情逸致和过人学识，给人以美的享受。

在研制兰雪茶之后，张岱又迷上了琴。他曾学琴于王侣鹅，又与范与兰等六人学琴于王本吾，学得几十种曲子，学艺成，“吾曾与本吾、紫翔、尔韬取琴四张弹之，如出一手，听者駴服”（《绍兴琴派》）。他还组织五六琴客结成丝社，每月三会，并作檄文说：“偕我同志，爰立琴盟，约有常期，宁虚芳日。杂丝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动操鸣弦，自令众山皆响。”除了结丝社，他还与亲友有许多结社集会。《木犹龙》中就提到有“丁丑诗社”；祖父张汝霖曾主盟南京“读史社”；仲叔张联芳结“噱社”，“唼喋数言，必绝缨喷饭”；他本人与仲叔、秦一生等结“斗鸡社”，以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为赌资，玩得非常投入，直到在书上看到唐玄宗因斗鸡而亡国乃止。结社而外，纸牌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张岱自己设计了文武牌，在纸牌上图画古代文臣武将的像，在酒席上抽取为戏。他的堂弟燕客也善于设计新牌，“集天下之斗虎、斗鹰、斗豹者，而多其色目，多其采，曰‘合彩牌’”（《合彩牌》）。张岱的好友、著名画家陈洪绶，也用四个月时间制作成了画有“古帽古服、古兜鍪、古铠胄、古器械……以英雄忠义之气，郁郁芊芊，积于笔墨间”的水浒牌（《水浒牌》）。

收藏是城市中文人士大夫的风雅韵事，于收藏可见主人的见识、学问、襟度。张岱的父亲张耀芳曾以十七只犀觥换得出自辽海重达千斤的“木犹龙”化石（《木犹龙》），通晓古董技艺的堂弟燕客有“五星拱月”天砚（《天砚》），会稽进士董文简斋中有一块独特的花岗石遗石，主人在其旁构轩读书，吴门徐清之家有一“高二丈许，变幻百出，无可名状”到“岂有此理”的奇石（《花岗石遗石》）。张岱祖舅朱石门是江南著名的收藏家，他的收藏非常丰富，“如‘龙尾觥’、‘合卺杯’，雕镂锲刻，真属鬼工，世不再见。余如秦铜汉玉、周鼎商彝、哥窑倭漆、厂盒宣炉、法书名画、晋帖唐琴，所畜之多，与分宜埒富”，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朱氏收藏》）。朱氏的癖好对张家子弟影响很大［5］，仲叔张联芳就是其一。他是朱石门的弟子，热衷于古董收藏，精于赏鉴，眼光独到。他藏有三件宋朝稀珍：白定炉、哥窑瓶、官窑酒匜。收藏家项墨林欲以五百金购之，遭到他的拒绝。万历三十八年（1610），他得到一块三十斤的璞石，交给玉工雕成一只龙尾觥，一只合卺杯，单只这个杯子就卖了三千两银子。后来到河南孟津做官，任满时“所得铜器盈数车，‘美人觚’一种，大小十五六枚”。张联芳坐拥异宝，“赢资巨万，收藏日富”，成为江南收藏名家之一（《仲叔古董》）。张岱后来追忆说：“我张氏自文恭以俭朴世其家，而后来宫室器具之美，实开自舅祖朱石门先生，吾父叔辈效而尤之，遂不可底止。”［6］朱氏的影响改变了张氏的家风，但从仲叔收藏的经历看来，此道也是致富之路。张岱见过的最不寻常的宝物是他岳父家的两只大花木樽，“花樽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敞，四面戟楞，花纹兽面，粗细得款，自是三代法物”。此樽还另有神奇之处：“余拂拭之，为发异光。取浸梅花，贮水，汗下如雨，逾刻始收，花谢结子，大如雀卵。”（《齐景公墓花樽》）。

天气好的时候，约朋友四处游赏也是打发时间的好方法。春天可去天台山看枝叶离披、大如小斗的牡丹（《天台牡丹》）。夏天就拉着秦一生、张平子等人爬龙山雷殿前的高台，“乘凉风，携肴核，饮香雪酒，剥鸡豆，啜乌龙井水，水凉冽激齿。下午着人投西瓜浸之，夜剖食，寒栗逼人，可雠三伏”（《雷殿》）。秋日是游湖的好时节，《西湖七月半》写道，真正的文人雅士，是在夜晚游人散去之后才出来，“韵友来，名妓至，杯箸安，竹肉发。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冬天约朋友、携名妓到牛首山打猎，“极驰骤纵送之乐”，次日午后“出鹿麂以飨士，复饮于隆平家”。或则登龙山赏雪景，《龙山雪》写张岱于天启六年携家中声伎五人登山赏雪，只见“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饮酒、唱曲，尽兴而归。六年后，他自绍兴渡河到杭州，大雪纷飞三日不绝，张岱与朋友划船往湖心亭，只见“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湖心亭看雪》）。张岱悠闲自得、清淡高雅的游赏生活，大约是江南一带文人雅士的代表。经济的富庶、山水的温软、格调的高雅，使得他们能用各种方式打发闲散时光，展现自己的志趣，也展现了江南主要城市的风情俗韵。

三、民间文化娱乐

《陶庵梦忆》是一部张岱的个人生活史，也是一幅晚明江南城市生活画卷。从作者的追忆中，我们可以见到晚明时期繁华的江南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民间的文化娱乐活动，这是张岱颇为留恋的美好记忆，也抒发了他的沧桑之感和兴亡之叹。

江南人好游乐，大凡节日，总会倾城出游，无论男女老幼、贫富雅俗，都参与到庙会、烟火、灯彩、蹴鞠、演剧等活动中，乘兴而往，兴尽而归，张岱就以热情灵动的笔墨追忆了江南各地丰富多彩如火如荼的节日娱乐活动。吴承学说：“（《陶庵梦忆》）是一个艺术家眼中的江南一代晚明的文化风俗史。”［7］主要指的就是这类作品。

元宵节有绍兴灯景，家家户户都挂灯，“自庄逵以至穷檐曲巷，无不灯，无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过桥，中横一竹，挂雪灯一，灯球六。大街以百计，小巷以十计。从巷口回视巷内，复叠堆垛，鲜妍飘洒，亦足动人”。不仅灯的数量多，挂灯的时间也长，看灯的人摩肩接踵，尤其妇女，精心打扮，兴致盎然，“庙门前高台，鼓吹五夜。市廛如横街、轩亭、会稽县、西桥，闾里相约，故盛其灯，更于其地斗狮子灯，鼓吹弹唱，旋放烟火，挤挤杂杂。小街曲巷有空地，则跳大头和尚，锣鼓声错，处处有人团簇看之。城中妇女多相率步行，往闹处看灯；否则，大家小户杂坐门前，吃瓜子、糖豆，看往来士女，午夜方散。乡村夫妇多在白日进城，乔乔画画，东穿西走，曰‘钻灯棚’，曰‘走灯桥’，天晴无日无之”（《绍兴灯景》）。张岱家曾于万历辛丑年（1601）于龙山放灯，亦是盛况空前：“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灯者，一入庙门，头不得顾，踵不得旋，只可随势潮上潮下”（《龙山放灯》）。此后两年，会稽朱家又分别放灯塔山和蕺山，盛况大约不亚于龙山灯景。《闰元宵》、《严助庙》两篇也写到崇祯年间与越中父老放五夜灯，“士女潮涌，撼动蠡城；车马雷殷，唤醒龙屿”的场面，和会稽严助庙元宵设供、演剧、蹴鞠种种活动的盛况。花朝节有西湖香市，昭庆寺两廊，无日不市，“至香市，则殿中边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棚，棚外又摊，节节寸寸”。庙会的场面如此之大，逛庙会的人也相当之多，“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扑不开，牵挽不住，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清明节扬州城中男女毕出，乘“轻车骏马，箫鼓画船”，以展墓为名，踏青游乐，“自钞关、南门、古渡桥、天宁寺、平山堂一代，靓妆藻野，袨服缛川”。有货郎、博徒，“四方流寓，及徽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咸集”，走马放鹰，斗鸡蹴踘，劈阮弹筝，“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瞽者说书”，在张岱看来，这样的盛况只有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勉强可以比拟。《越俗扫墓》、《日月湖》二篇也反映了越中清明游湖的情景。江南水乡有端午竞渡的习俗，西湖、秦淮河、无锡、瓜州、金山均有竞渡，张岱认为金山竞渡最胜。瓜州龙船一二十只，每只上坐一二十人，龙头一人倒竖，龙尾挂一小儿，从五月初一到五月十五，日日竞渡，观者如堵，而“金山上，人团簇，隔江望之，蚁附蜂屯，蠢蠢欲动。晚则万艓齐开，两岸沓沓然而沸”。《秦淮河房》也写到端午节南京士女竞看灯船的胜景。中元节，杭人游西湖，“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大船小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中秋节有《虎丘中秋夜》，“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另有《葑门荷宕》反映苏州人于夏日倾城而出赏葑门外荷花，《白洋潮》写绍兴人于白洋山观潮，《杨神庙台阁》写绍兴枫桥镇九月演台阁戏，《世美堂灯》回忆幼时观浙江收藏名家王建新家灯景，《目莲戏》回忆季叔张烨芳搭台搬演目连救母故事，《冰山记》叙绍兴城隍庙演魏忠贤残害忠良故事的《冰山》传奇，《烟雨楼》反映嘉兴人舣舟南湖的悠闲情致，《定海水操》写浙江镇海水上演武的场面……这些篇章都从方方面面反映了晚明江南一带的民情风致、习俗好尚。“城市生活浓厚的政治色彩，商业色彩以及世俗化色彩，经由创作主体心灵的感受与投射，赋予城市文学文本相应的文化风貌、功利性（包括政治功利和物质功利）、世俗性、娱乐性构成了古代城市文学最核心的意义要素，以富为美、以俗为美，成为城市文学审美取向最突出的特征。”［8］张岱虽然在个人生活方面非常高雅脱俗，但写到民间游乐时，对这些世俗、功利、商业化色彩浓厚的活动也往往报以欣赏的态度，体现出城市文学的本质与特色。

四、市民食色之欲

张岱的家族很讲究饮食，他曾说自己家里在父叔一辈“家常宴会，但留心烹饪，庖厨之精，遂甲江左”（《张东谷好酒》），他本人也是个美食家。他坦言自己年轻时极是嘴馋，想方设法搜罗全国各地的特产来解馋，“远则岁致之，近则月致之、日致之。眈眈逐逐，日为口腹谋”（《方物》）。在《陶庵梦忆》中，作者总是洒脱地展现自己的口腹之欲。《鹿苑寺方柿》对萧山方柿品评一番后，又说绍兴鹿苑寺夏方柿“柿大如瓜，生脆如咀冰嚼雪，目为之明”，不仅爱吃，而且会吃。《品山堂鱼宕》写作者曾住在父亲所建的众香国，新雨过后收集荷叶上的雨水煮酒，秋天采香嫩可口的菱角吃，深秋有柑橘个个红绽，冬季观鱼，烹鲜剧饮，虽是写口腹之欲，却真实而不俗，反而处处透出洒脱高雅，见出主人家善于生活的品位。《蟹会》更写出作者的讲究，蟹会要在十月的午后举行，吃蟹不加盐醋以保持原味，每人分到六只，迭番煮之，使其每个部分都独具风味，并配以腊鸭、乳酪、醉蚶、白菜、谢橘、风栗、风菱等，连他自己回忆起来都垂涎欲滴：“由今思之，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张岱在饮食上很善于创新，想尽办法尝试新奇的口味。他曾研究奶酪的各种做法，“取乳静置一夜，灌以兰雪茶用铜铛煮之，气味和味道皆为上品。或者掺入好酒入甑蒸之，或掺入豆粉发酵，或煎酥、作皮、缚饼、酒凝、盐腌、醋捉，亦可和以蔗浆霜熬之、滤之、钻之、掇之、印之，皆为佳妙至味”（《乳酪》）。

张岱不仅肯定口腹之欲，也大胆记述声色之欲。他坦言自己“好美婢，好娈童”，“好梨园，好鼓吹”。张家自万历年间祖父张汝霖开始，就蓄养声伎，有“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茂苑班”，这些人的技艺“愈出愈奇”，技艺精湛的就有近二十人（《张氏声伎》）。张岱出游时常常带着家中声伎，天启六年冬，他登龙山赏雪景时就带着马小卿等五人，并让她们在雪中吹箫唱曲以助游兴；《金山夜戏》中他于1629年往兖州探父途经镇江，就让随行的戏班在金山寺龙王堂上演戏剧。当时富豪之家蓄养声伎是一种风气，范长白、邹愚公、黄贞父、包涵所、朱云崃等人家里都养的有戏班，他的几个叔父表亲、弟弟张平子都有自己的戏班。张岱自己的戏班在五十年之中传承了五轮，这是他颇为得意之事。张岱最欣赏的戏曲演员是彭天锡和刘晖吉，前者善扮奸雄，“千古之奸雄佞幸，经天锡之心肝而愈狠，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设身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皱眉视眼，实实腹中有剑，笑里有刀，鬼气杀机，阴森可畏。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磊砢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其串戏之功妙绝天下，直令人徒呼奈何。后者是张岱自家声伎，她唱功奇绝，善于创新，“奇情幻想，欲补从来梨园之缺陷”，连彭天锡都赞赏有加，为之心折。

张岱最钟情的两个女戏子是朱楚生和王月生。朱楚生擅长调腔戏，“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此人虽不甚美，却有绝世风韵，“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其可爱可敬之处还在于以戏为命，绝不含糊；一往情深，终为情而死。王月生虽出身于秦淮河边低档妓院，然“曲中上下三十年，绝无其比”。她“面色如建兰初开，楚楚文弱，纤趾一牙，如出水红菱”，不仅艳冠群芳，且“矜贵寡言笑”，擅长书法绘画歌唱，好茶，好静，其气质“寒淡如孤梅冷月”。这样的一个人，成了众人评头论足和欲望投射的对象，南京城里的勋戚大老、富商权胥趋之若鹜，而王月生却能保持自己的高洁。王月生曾伴张岱出南京城游燕子矶，张岱还为她写了一首《曲中妓王月生》，以茶来比拟其脱俗之美。

张岱既欣赏妓女的才艺风致，又同情她们的悲惨命运，从她们追欢卖笑的生涯中窥见她们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扬州瘦马》反映的是扬州土豪地痞以贱价买得贫家童女，教以琴棋书画歌舞等技艺，又以高价转卖给四方官绅、商贾作小妾的恶俗，绘声绘色地刻画了牙婆驵侩养瘦马为肥而得善价的丑恶嘴脸。“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所谓泽气多，女亦其灵淑之气所钟，诸方不能敌也。然扬人习以此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徼厚直，谓之‘瘦马’。”［9］这些被挑选的弱女子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像商品一样被人挑来挑去，就算是被“插带”娶走，其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二十四桥风月》写扬州歪妓有五六百人，每至夜分即到茶馆酒肆前“站关”，被客人挑中者即随客去，余下二三十人困坐茶馆，寂寥无依，“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今时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10］可见都市里以此为业者所在多有，“‘粉黛倚门，充轫城市’是一种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了”［11］。

五、市井奇人异士

《陶庵梦忆》还以赞美的笔调写了很多非同一般的市井人物，有工匠、说书艺人、杂技演员、伶人、画家等，展现他们的才艺、智慧和深情的癖好。他与民间艺人过从甚密，对他们的才艺赞赏有加。明代隆庆、万历以下，竹刻艺术盛行于嘉定、金陵，擅长竹器雕刻的金陵濮仲谦，张岱说他“古貌古心，粥粥若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他的雕刻全凭自己喜欢，不为势利所动，而且乐于帮助别人，自己却一贫如洗（《濮仲谦雕刻》）。中过进士的沈梅冈因得罪严嵩下狱，在狱中练就了一副精雕细刻的身手，能以“香楠尺许，琢为文具一、大匣三、小匣七、壁锁二；棕竹数片，为箑一，为骨十八”。连能工巧匠都自叹不如（《沈梅冈》）。著名制陶艺人龚春、时大彬、陈用卿，制锡艺人王元吉、归懋德，皆能化腐朽为神奇，于小小的砂罐锡具中体现艺术的真谛，其价值“直跻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惭色”。说书艺人柳敬亭“貌奇丑，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说书技艺相当高超，“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且极其自尊，一旦听者不认真，辄顿住不说（《柳敬亭说书》）。灯彩艺人夏耳金，“剪彩为花，巧夺天工，罩以冰纱，有烟笼芍药之致”，且善于创新（《世美堂灯》）。《吴中绝技》、《诸工》均对民间艺人的技艺进行了高度评价，“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鉴赏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肯定他们能“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并感慨“则天下何物不足以贵人，特人自贱耳”。贱工也有高深的艺术修养，也能成名成家，这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反映了明代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况下市民阶层新的思想意识。

在张岱的朋友中，有一些有特殊癖好的奇人。擅长园艺种植的金乳生，满院种植草木，“浓淡疏密，俱有情致”，他全身心投入到花草上，虽然体弱多病，但“早起不盥不栉，蒲伏阶下，捕菊虎，芟地蚕，花根叶底，虽千百本，一日必一周之”，想尽办法保护花草，四季不改（《金乳生草花》）。祁豸佳有书画癖，蹴鞠癖，鼓钹癖，鬼戏癖，梨园癖，曾得一异鸟名之曰“阿宝”，亲自教授阿宝唱曲，在战乱中“遇土贼，刀剑加颈，性命可倾，阿宝是宝”，而“去妻子如脱屣耳”（《祁止祥癖》）。范与兰好琴，喜种兰，及盆池小景，得一豆板黄杨盆景，以“小妾”呼之，张岱曾借去欣赏，导致一枝枯垂，“与兰惊慌无措，煮参汁浇灌，日夜摩之不置，一月后枯干复活”（《范与兰》）。张岱有个著名的观点：“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些人以其深情打动张岱，也反映了市井人物的形形色色。

还有一些名士，以其特殊的才能和潇洒的风度而令张岱折服。读书于杭州南屏山的知名学者黄寓庸，是张岱祖父的朋友，其长相本已不一般：“面黧黑，多髭须，毛颊，河目海口”，更有一心多用的特殊才能，“交际酬酢，八面应之。耳聆客言，目睹来牍，手书回札，口嘱傒奴，杂沓于前，未尝少错”。更难能可贵的是，访客无论贵贱，都一视同仁（《奔云石》）。包涵所（应登），也是张岱祖父的朋友，晚年归卧西湖，以声色自娱，造楼船，置歌儿舞女与书画；作八卦房，穷奢极欲，繁华到底，为西湖大家（《包涵所》）。范长白晚年退居苏州天平山，建园林，乐声伎，虽状貌奇丑，却冠履精洁，善于谐谑谈笑，“丝竹摇飏”，更兼园林雅致，“尽可自名其家”（《范长白》）。邹迪光罢归后在无锡惠山助愚公谷，与文士觞咏其间。其人工诗文字画，精音乐歌舞，极园亭之胜，“其园亭实有思致文理者为之”（《愚公谷》）。这四个人都是万历进士，中年以后归隐于市井，依然保持文人的高致。

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开始走向全面繁荣，市民阶层空前活跃，各地城市尤其是江南的一些都市呈现出繁荣富庶的景象。“到明代后期的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年间，市民社会遂发展到了全盛阶段，甚至还出现了若干‘资本主义的萌芽’，开出了绚烂的市民社会的繁荣之花。”［12］都市工商业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兴起，使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也受到市井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末艺、贱流以其技艺和敬业精神受到社会的重视，地位得到提高和肯定；另一方面，明代中后期的文学中，出现了重视个性、肯定欲望的潮流，那些崇尚享乐主义人生哲学、能把生活过得有声有色的市井人物，也引起文人由衷的赞美和肯定。张岱研究专家夏咸淳先生说：“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风俗图之瑰宝，那么，《陶庵梦忆》则是中国文学史风俗记之绝唱。”［13］这绝唱中，有的是江南的山川风物、市井奇人、风俗人情，作者以细致的笔墨娓娓道来细细说去，在对往昔繁华生活刻骨铭心的怀念中，也寄托了他浓郁的思国之情、亡国之痛。

注释：

［1］夏咸淳：《论张岱及其〈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天府新论》2000年第2期。

［2］姜公韬：《中国通史·明清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88页。

［3］俞孔坚：《景观的含义》，《时代建筑》2002年第1期。

［4］（清）俞樾：《茶香室丛钞》，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44页。

［5］［美］史景迁：《前朝梦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6］《张岱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55页。

［7］吴承学：《遗音与前奏——论晚明小品文的历史地位》，《江海学刊》1995年第3期。

［8］周晓彬：《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文学史意义》，《北京化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9］（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10］（明）谢肇淛：《五杂俎》，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

［11］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