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发

(安徽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安徽淮南 232001)

殷海光知识分子观探略

周良发

(安徽理工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安徽淮南 232001)

作为现代台湾著名学者，殷海光不仅致力于自由主义体系的构建，还对知识分子论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对知识分子概念内涵的探究，基本条件的界定，主要使命的疏解，现实困厄的反思，很大程度上厘清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深层脉系。殷海光之论，有助于今人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对当代知识人也有警示和启迪作用。

殷海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

殷海光(1919—1969)，湖北黄冈人，著名的自由主义者，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学者韦政通认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的关怀，接受现实问题的挑战;二是批判的心灵，对现实社会具有批判精神。“在殷海光的身上，这两个特征很明显”。［1］5－10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殷海光毕生以“五四后期人物”自诩，怀抱道德理想，关注现实问题，并从理论与历史的双重视阈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由于大陆殷海光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关于其知识分子论的研究尚属空白。笔者怀着忐忑之心，细细品读殷海光的相关论著，拟对此论域进行多向度、多侧面的分析、研究与评判。然限于个人学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祈请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一 知识分子的概念内涵

尽管古代社会不乏知识分子(儒家传统称之为“士”)，然“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却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事情。学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由俄国作家彼得·博博雷金于19世纪60年代首次提出。1898年法国左拉等人发表的《知识分子宣言》被誉为现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知识分子”在俄语中由“智力”和“天才”两个单词组合而成，所以何晓明指出，博博雷金“知识分子”论侧重于人的智商因素或者说人的特殊禀赋，而与“有知识的人”的一般理解，不可等同视之。［2］3

何谓“知识分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解构殷海光知识分子观的逻辑基本点。现有资料来看，学界对“知识分子”内涵的界定聚讼纷纭、言人人殊。尽管如此，在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仍可梳理出相对集中的八种意见或观点:(1)受过相当程度教育的人;(2)受过教育并且从事脑力工作的人;(3)受过教育并从事创造、传播和使用文化的人;(4)受过教育后气质发生变化，从而在思想与行为上带有人文主义倾向的人;(5)以追求知识为目的而不是以其为手段的人;(6)能够综合各种思想，以超越自己的阶级背景，并且以了解整个社会、解决社会上的问题为职责的人;(7)超越世俗的顾虑，在象征世界中为各种重大问题寻求解答的人;(8)以理念世界来批判现实世界的人。［3］17

与前贤略有不同，殷海光以融贯中西的深厚学养、超然政治意识形态的宏阔视野来探讨“知识分子”的含义。在“知识分子”内涵的阐发上，他融摄了美国《时代周刊》与哈耶克的观点。1965年5月21日《时代周刊》一文指出，博士、教授未必就是知识分子，科学家也只在有限的条件下才是知识分子。该文对“知识分子”作了如下定义:其一，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他必须具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能够“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其二，知识分子既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又是现有价值观念的反对者。如果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产生怀疑且提出批评，那么他即使著书盈屋也只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也就是说，“有知识”只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哈耶克认为，知识分子可以不是一个有原创能力的思想家，也可以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易言之，典型的知识分子未必具有一技之长，也未心拥有绝世才学。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道德高尚、博学多才、能说会写，并以新观念、新思想引领时代潮流，启迪普通民众。殷海光认为，上述两种“知识分子”定义各具特色，“我对这两种说法都采用”。他说:“《时代周刊》的论文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哈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前锋，后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4］545由此可见，殷海光凸显的是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与批判精神。

二 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绝少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大多都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怎样才有一个光明的远景?殷海光的回答是:道德、自由、民主与科学。他说:“只有实现这四目，中国才有希望。”［4］565在具体方略上，他认为必须积极创建新的文化，而创造新文化需要健全的知识分子。问题在于，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算是健全的知识分子?殷海光认为:“一个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健全的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注重道德;第二献身真理。”［4］566尽管健全的知识分子难以用哪一种或几种具体的标准去衡量，但注重道德与追求真理无疑是其重要表现之一。

(一)注重道德

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是建立自由民主的政治文明，而自由民主如何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这是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无法回避也是绕不开的话题。殷海光认为它需要知识分子来完成。缘于此，他非常强调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以“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来表明知识分子的基本立场。殷海光寄望于知识分子的，首先是贯穿古今知识人的道德精神，以此展扬他们的自主秉性和顽强斗志。

虽然殷海光早年曾认为民主政治不需要道德作形而上的依据，但他从未反对道德的形上意义，更不反对传统士人的道德意识。在《自由人的反省与再建》一文中，他说:“现在是极权威胁着整个人类自由的时代。特别是中国，受极权势力底荼毒最深，最大多数的人陷溺於赤流狂澜之中。在这种时际，就情理而论，最需要自由人发挥主导作用，奋起拯救群伦，力挽浩劫。”［5］34平心而论，殷海光的立论初衷值得充分肯定，然而客观环境与内在结构致使中国知识分子步履维艰、难以存续。客观环境上，科学技术与新式工业的“支配力量”以及近几十年来“滚石下山的政治”相互融合形成不可抗拒之势;内在结构上，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受到“存在决定意识”的现实主义的影响。在此情形之下，“中国底自由知识分子多少是瘫痪了，是溃散了，是被洪水冲垮了，是零落了。如今只剩下几许萎缩的幽人，在那里过渡着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不喜不忧的灰色生活”。［5］44面对此情此景，知识分子“何所适从”，“怎样站稳脚跟”?殷海光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这就需要德操作主了。我们处身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要像屹立海岸的奇崖，任它风吹雨打，鱼虾相戏，狂浪拍击，我则屹立不移。坚固道德的完整，方可收敛散漫的心灵。只有照着道德原则的指标走去，才可免于掉进远远近近大大小小的鳄鱼潭。”［4］566

(二)追求真理

道德精神只是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如何稳固国人的精神塔基、再造信仰系统以引领时代思潮，“自由人急须从思想陷溺中超拔出来”。［5］46至于怎样才能达到“超拔”境界，殷海光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发挥自主与自动精神、独立精神、理性精神，不要“挂搭”在现有的架子上，而要积极主动寻求真理。

近代以来，在风云诡谲、动荡频仍的社会现实面前，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太多的机会。如何奋起直追建设现代化中国，对现代知识分子而言，探求知识和真理乃是他们的中心任务。“从长远的过程和根本的培养来说，还有什么比知识和真理对社会作用更大?”［4］570然而，寻求真理谈何容易? 殷海光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做到以下三点才能体认真理。首先，必须淡泊名利。只有抵御物质诱惑，渴求精神超越的知识人方可认识真理，因为“真理是吃素的”。他指出:“当财富太多时，真理就逃走了。当权势临头时，真理就远避了。财富可以购买金山，但买不来一条定律。权势可以使人在它面前诌笑……但是制造不出真理。”［4］570其次，能够甘于寂寞。也就是说，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知识分子必须甘于寂静，更要耐得住清苦。他说:“古往今来，献身追求真理的人，常能和寂寞为友。真理是轻微的声音，他要诉说于清醒的心灵。太好热闹，不甘寂寞的人……到哪里去找到真理的踪影?”［4］570再次，要有独创精神。虽然多数人的协商与讨论可以给人启迪，但最终的创造和革新还需要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殷海光指出:“牛顿定律不产生于群众大会，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非集体创作，罗素的哲学更不是遵照什么路线走出来的。”［4］570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是通往真理之门径。

三 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殷海光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完全是以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的。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但以天下为己任、以圣贤自许的传统精神，在他们身上并未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消退，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表现出“学术”与“政治”双重进路的特征。殷海光不仅自己保持传统士人治国平天下的极大热忱，而且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满怀期待。

(一)拯救“国运”

殷海光对知识分子挽救“国运”的期待，早在撤退台湾之前就已经非常清晰地表达出来。1948年，随着国共内战形势的悄然转变，国民政府战事上日益陷于被动，民意上日渐处于孤立。时任《中央日报》的主笔，殷海光自然把拯救“国运”的眼光投向政治之外的知识分子。他以孔子、卢梭、马克思、孙中山为例，严厉驳斥了“百无一用是书生”之论。他说:“这是国家民族真正的危机，书生亟应从(重)新认识自己。”［5］6需要说明的是，殷海光寄厚望于知识分子的，不是汲汲于现实政治，而是“站在较高的一个层次为解开中国历史底死结而努力，为中国底前途作一打算”，因为“中国目前正在腐旧的势力行将没落而新的社会将要出现的阵痛阶段”。［5］5

(二)批判视野

在《我所认识之“真正的自由人”》文中，殷海光尖锐批评了现代大儒牟宗三的新儒学观，认为牟氏为现代中国绘制的文化远景(儒学第三期发展)“是走不通的”。在他看来，中国近百年以来之所以弄成国破家亡的局面，其根源恰恰在于国人对西方文化与文明的“刺激”之“反应”不够所致。他说:“百余年来，国人而对此一外来文化与文明，总是憋憋扭扭、颠颠倒倒，因而表现在思想、教育、政治、经济上，就是一个‘乱’。”［5］32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必须彰显其批判视野，“大胆地让它(传统文化)在大流中起一个大的变形”。惟其如此，中国文化才能获得新生。至于“如何适应这一外来文化与文明的冲击，我们对之应采取什么态度”，［5］32这是时代赋予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项使命。

(三)引领作用

作为“五四之子”，殷海光认为1919年5月4日是现代中国最有意义和最有价值的日子，它所表征的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创导中国的启蒙运动。五四知识分子以“领袖”、“导师”的身份，以国民“立言人”的角色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倡导新文化与民主政治，有力促进了中国现代化思潮的泛起。在他看来，正是知识分子的引领作用，五四运动“孕育出来的种子”才“成为中国人自己开拓国运之实质的中坚”。面对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殷海光指出中国的未来前景“除了五四这条光明大道，提倡科学，实行民主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5］67《胡适思想与中国前途》、《重整五四精神》、《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五四”是我们的灯塔!》等文表达的是作为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方向上的主导性作用。

(四)担当意识

作为社会的良心，担当意识是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优秀品格，“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民，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张子语录》)俨然成为他们的最高追求。在《对梅部长的低调希望》与《〈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两篇文章中，深刻展示了殷海光对知识分子担当精神的期许。关于《自由中国》的共同声明上，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秉持“是什么就说什么”“拿自己的思想作主”的原则，其立言之旨必须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广大民众负责。他说:“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发行人，因而他对《自由中国》半月刊负有法律的责任;可是我们是撰稿人，对于我们自己撰写的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规避自己应负的言论责任。”［5］128尽管只是寥寥数语，却不可等闲视之，既反映了殷海光为了自揽“罪”责，解救雷震的直接目的，又表征了一个知识分子大无畏的担当意识。

四 知识分子的现实困厄

现在看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降的知识分子，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历史性的变革上做出了永载史册的贡献。尤其是五四运动前后，知识分子扮演着新时代引领者、主导者与催生者的重要角色。殷海光说:“中国知识分子对新知识的灌输，新思想的介绍，新观念的启迪，新制度的推行，风俗习惯的改革上，体现出罕见的热诚和高度的锐气。”［4］545然而，曾几何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失落衰败了:一部分知识分子远走港台及海外，一部分知识分子穿上了紧身夹克，一部分知识分子过着蹇蹙的生活。

何以失落?究其原因，殷海光认为它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因素形成的，而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由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语境，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承续了传统的忧患意识，一方面将这种忧患意识与现代化诉求结合起来。一旦客观环境与自身际遇突然变化，他们的价值观念随之失落。套用莎士比亚的话来说，使知识分子本来辉煌之心志变得黯然无光，像个病夫。详而言之，其原因如下:“第一，与传承脱节;第二，与社会及家庭脱节;第三，与经济来源脱节;第四，与现实统治建构及行动人物脱节。”［4］546由于自觉精神的孱弱与难以抑制的无力感，知识分子纷纷变成了“脱节人”，而脱节人极易陷入脱序的空虚之中。在他看来，脱序知识分子表现出三大特点:第一，丧失价值系统。脱序知识分子没有生活目的，没有价值观念，把“自己委弃于现在的一刹那，毫无意义的一刹那”，［4］546唯觉主义、享受主义成了支配其人生的基本理念。第二，失去伦理目标。脱序知识分子不再怀抱内在价值和社会价值，他只关注外在价值和权力。对脱序者而言，道德伦范毫无现实意义，更遑论规约其权力欲了。第三，造成精神恐慌。处于脱序状态的知识分子，往往产生一种悲剧式的不安全感，极易造成精神上的恐慌与憔虑。他们的内心深处始终盘据着这些想法:惟恐被人迫害、未受尊重、被人排挤，以致自身精神高度紧张，无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亦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事。

在此情形之下，中国知识分子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厄。至于如何解决这一现实困境，为知识分子搭建稳固的精神支柱，殷海光却语焉不详，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之道。尽管如此，殷海光之论仍然凸显了知识分子现实困境的深度，也折射出身为知识分子的他对现实问题的困惑。

五结语

当代学人王晓明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下，“知识分子”似乎成了一个遭人忌讳的词汇，东京大学法学部某教授甚至直言“我们要是再以知识分子自居，未免太傲慢了”，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再以这个“过时的”名词称呼自己了。［6］13－23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繁荣，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影响力已远非昔比，但这仍是一个需要知识分子的时代。无论是过去，亦或当下，还是未来，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人生依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因为青年的成长需要知识分子作模范，社会的进步需要知识分子的关怀，文明的传承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

尽管殷海光知识分子论的部分内容，或囿于时代背景与自身因素现在看来并不精当，但他对知识分子概念内涵的的探究，对知识分子基本条件的界定，对知识分子主要使命的疏解，对知识分子现实困厄的反思，很大程度上揭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风貌。殷海光之论，有助于今人理解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对当代知识人也有警示和启迪作用。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殷海光的知识分子观义理丰赡、立意深邃、博大精深，并非这篇简短的文字所能全部囊括的。限于个人才学，本文仅选取几个片段藉以说明他对此论域的深沉之思与现代追寻。

［1］韦政通．感恩与怀念: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殷海光四先生对我的影响［J］．深圳大学学报，2011(3)．

［2］何晓明．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3］水秉和．知识分子的人文倾向［G］//梁从诫．现代社会与知识分子．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4］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5］张斌峰，何卓恩．殷海光文集:2［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

［6］王晓明．在高调与低调之间——读萨伊德的《论知识分子》［J］．读书，1998(10)．

A Probe into Yin Haiguang's Views of Intellectual

ZHOU Liang-fa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China)

As a famous liberal of Taiwan，Yin Haiguang not only committed to construct the system of liberalism，but also put forward insights into the domain of intellectual．He clarified the deep puls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by exploring their connotation，defining their basic conditions，easing their main mission and reflecting their real hardship．Yin's theory may help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mentalit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and also have a warning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Yin Haiguang;intellectual;liberalsim

K03

A

1671－1181(2012)03－0067－04

2012－04－18

安徽大学首届杰出青年科学培育基金“现代新儒学与中国近现代哲学转型研究”(201010357)。作者简介:周良发(1979－)，男，安徽六安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