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虎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新写实小说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展形势迅猛，影响着当时的中国文坛。云集在这一文学流派下的作家有方方、池莉、刘震云、刘恒、王安忆、叶兆言等。江苏《钟山》杂志从1989年第三期设立“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在“卷首语”中将这一股创作潮流的特点概括为“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1］，即作家淡化叙述立场、隐藏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以“零度写作”的姿态表现世俗人生和凡俗世事，以期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和真实情况。

新写实主义作家大多风格迥异、各有特色。刘震云就以其对生活独到深邃的洞察和反讽的笔触而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一名骁将，而他1991年初发表的中篇小说《一地鸡毛》也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一、权力制约下的屈从与卑琐

“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馊了。”小说以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开始，这样一件日常琐事引发了作者的叙述。给孩子看病、为老婆调动工作、拉蜂窝煤和廉价大白菜、和老婆吵架。这些日常琐事构成了小说主人公小林生活的全部。细心阅读文本，我们就可以发现小说围绕小林和其身边的七个人展开叙述，从而形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生活网。这七个人分别是小林老婆、邻居“印度女人”、到城里来看病的小林老师、查水表的瘸老头、保姆、卖板鸭的“小李白”、小林老婆的头头。

米歇尔·福柯解释说: “权利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种结构，也不是我们具有的某种力量，它是人们给特定社会中一种复杂的战略形势所起的名字。”［2］在刘震云的“官场”系列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权利、政治、社会法则这些形而下的外加的东西对普通人的钳制、规训甚至奴役。如果说《一地鸡毛》的姊妹篇《单位》中讲述的是权力决定了人在公共场合下应该扮演何种社会角色的话，那么《一地鸡毛》则是将权力的作用伸向了家庭这样更私人的个性空间。

小说通过讲述几个与小林有关的日常琐事，向我们展示了小林精神发展的轨迹和人格“异化”、“裂变”的过程。小林是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做了小公务员。整日为生计奔波和发愁，曾经的豪情万丈、宏图大志早已被沉重的生活压力消磨殆尽。小林老婆原来是一个“让人感到轻松、安静甚至还有一点淡淡的诗意”的女子。生存境遇的艰难和社会压力的残酷使她变成了“爱唠叨、不梳头、还学会夜间滴水偷水的家庭妇女”。为了给老婆调动工作，小林被迫巴结领导，给领导送礼物，不料却被正下楼的头头晾在半路上，尴尬和屈辱涌上小林心头，“X他妈的，送礼人家都不要”。面对强大的权力支配，小林时常感到力不从心，他的生活总会发生一系列的错位:老婆能坐上公共汽车并不是因为领导体恤百姓，而是沾了领导小姨子的光。但小林转念一想，沾光的又不止他老婆一个人，也就心安理得了。孩子入托靠邻居帮忙才进了理想的幼儿园，后来却发现只是给人家孩子当陪读，这让小林“像吃了马粪一样感到龌龊”，但想到邻居也是找人帮忙才让孩子进的幼儿园也就得到心理平衡。当年有恩于他，十几年没见面的老师来城里看病，无奈自己家的经济拮据而不能好好侍奉老师，内心有过一丝酸楚。“谁不想尊师爱教，我也想让老师住最好的地方，逛整个北京，可得有这条件!”此时，物质性的生存需要已经远远大于师生情谊，小林已经学会了逃避责任和压力，也放弃了改变现状的努力，在自甘堕落的泥淖中沉沦。

“世俗的权利运作之所以无法抗拒，就在于它在生活的每个点上都可以产生，人们自觉认同权利并不仅仅表现在人们准备随时屈从于它，而且在于人们随时就会自觉行使权力。”［3］小林家的保姆是比小林更低一级的打工者，小林和老婆可以躲在被窝议论保姆的不是。也可以把生活、工作中的种种不如意发泄到保姆身上。这其实也是一种畸形权力欲望的满足。查水表的瘸老头也可以滥用自己手中的一点职权，随时闯入小林的家，但是当瘸老头有事相求于小林时，也不得已用送微波炉来讨好小林，小林和老婆也由一开始的送礼者变成了接礼者，并且心安理得、得意洋洋，把手中仅有的小权力发挥到“极致”。世俗权力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样支配着生活在社会重压下的“底层人”和“小人物”，而这些没有权力荫庇的“小人物”们只能以自我安慰和“精神胜利法”的方式得到宽慰和释然。

二、客观冷静叙述下的批判立场

新写实小说的另一位代表作家池莉，在她的“人生三部曲”和其他新写实小说中，瓦解和颠覆传统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代之以细小琐碎的生活经验和粗鄙的生活场景。池莉消解崇高、质疑浪漫，对她笔下的卑微、渺小和世俗采取迎合与屈从的态度，从而影响着人们去改变现实，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与池莉不同的是，刘震云在貌似客观冷静的叙述下总能直面社会顽疾，体现当代知识分子对人文传统失落的忧思，重拾新写实小说缺失的现实批判立场。

刘震云通常采用反讽的手法体现现实批判立场。“反讽 (iron)可以简要理解为:对某一事件的陈述或描绘，却原来包含着与人所感知的表面(或字面的)意思正好相反的含义”。［3］小说这样写到，“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读过，有过一翻宏伟的理想”。但是当遭遇现实性的需要和物质刺激的时候，精神就会让位于物质，理想就会向现实妥协。 “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小林通过妥协和自我安慰寻求心理的平衡，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已不见踪影。他的处事哲学是， “只要有耐心，能等，不急躁，不反常，别人能得到的东西，你最终也能得到”。小林把目光盯在物质性的需求上，但自由、理想、创造等精神性的需求则不断让位、日渐萎缩。作家将自己的主观表达立场以反语的形式出之，隐含其间的现实批判意识就十分鲜明，体现了作家对知识分子丧失信仰和精神性诉求后的忧思。

刘震云不但善于以深邃尖锐的目光洞察世事，而且善于融入个人的生活体验，细心描写人物心理以增加小说的叙述主体性，但这种叙述的主体性又可以在现实客观生活中得到印证。作家常常用人物之口说出自己的感受体悟，而以反语、讽刺的手法出之，又显得技高一筹。小林在街上遇到了昔日酷爱写诗的大学同学“小李白”，两人形成了共识:“我算看透了，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都不想，最舒服。”当年雄心勃勃、激情澎湃的校园“诗人”已经被严酷的社会现实磨平了棱角，形成了自己对人生的独特体悟。他们已经把不思进取、碌碌无为的思想深扎于内心深处。小说讲述的全是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这些现实又都是无价值的，正是这些无价值的、凡庸无比的事实又让人感到生存的艰难与悲哀。因为当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丧失了最起起码的人文追求和精神信仰后，整个生存环境就会令人窒息，这个社会也就显现出了它的可悲性。

整个小说以小林半夜做的一个具有象征性、寓言性的梦结尾，令人发醒。小说这样写到，“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对鸡毛，下面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又梦见黑压压的人群一齐向前涌动，又变成一队祈雨的蚂蚁”。纷繁杂乱的鸡毛和头屑，本来是人人不屑和鄙视的事物，而小林却把平凡当作高贵，觉得“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当作为人的主体性和理性思考丧失后，人只能汇入“黑压压的人群”，“变成一队祈雨的蚂蚁”。小说独特的叙述视角和反讽的笔触，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凸显了个体生命的交付性与凡俗生活的盲从性，也就体现了作家坚守人文理想的执着与对理性生活的期盼、守护。

刘震云被称为“中国生活的批评家”，与其他新写实小说作家不同的是，他在貌似冷静客观地叙述社会常态的琐碎与无奈之外，总能以他独特深邃的眼光洞察隐藏在表面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加之独特反讽手法的运用，使得他的小说读来诙谐幽默又发人深省，真是“含泪的微笑”。“一地鸡毛”式的寓言在我们今天这个物欲横流、喧嚣不安的社会里依旧可以读出它的现实意义。因为理想主义在解决生存困境对人的制约上不具有时效性，也就使得我们当今的知识分子仍在延续着小林的“精神蜕变道路。”当理性知识与生存困境发生纠葛冲突时，我们究竟多少人能坚持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创造，这值得我们去用心思考。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9.

［2］米歇尔·福柯.性史［M］.张廷深等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91.

［3］陈晓明.跋:“权力意识”与“反讽意味”——对刘震云小说的一种理解［M］.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