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改革的社会背景分析

2012-04-12范冬云

河北体育学院学报 2012年6期

范冬云

（湖南工业大学体育学院，湖南株洲 412007）

北京奥运会后，中国开始调整体育事业发展重心，大众体育事业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成为检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的重要依据，体育公共服务改革也成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之一。任何一项改革都离不开大的时代背景，体育公共服务改革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工作的一部分，其成功与否与经济发展水平、法制完善程度、体育事业发展特点以及其他行业的经验积累息息相关。

1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经济建设领域开始的变革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稳步提升。1978年，我国GDP只有3 645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到2009年，我国GDP总量增长至335 353亿元，人均国民总收入突破了3 000美元大关，GDP增长率基本保持在9%以上。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稳步上升，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至目前的第2位［1］。

经济发展带来产业结构大调整，增长模式出现转变，中国由一个农业生产大国变为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由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门类单一的发展格局向劳动密集、技术含量高、门类齐全的格局转变，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航空航天、医药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我国工业跨越式发展重要力量。

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加速了我国城镇化步伐，传统的城乡二元制结构逐渐被打破，城镇基础建设和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底，我国城镇人口6.9亿人，城镇化水平51.27%，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物质生产丰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实现从温饱不足向全民追求小康的历史性转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84元增加到2009年的12 973元。反映居民家庭富裕程度的恩格尔系数，城镇居民家庭由57.5%下降到36.3%，农村居民家庭由67.7%下降到43.1%［2］，城乡居民家庭逐渐富裕。

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变了居民的消费观念，体育消费成为消费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运动健身成为城乡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大众体育的蓬勃开展，健身需求的旺盛，决定了我国体育公共服务必须同步推进。

2 政治昌明、法制不断完善是我国体育公共改革的保障

中国政府已经深刻认识到建立一个亲民、为民、利民的民生政府的重要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机构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改革。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将我国政府职能明确界定为 “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一种共识。2003年，温家宝总理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弱势群体”概念。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 “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007年初的 “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热烈讨论了 “民生”问题。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些重大决策和提议，都反映了我国政府治理观念的转变，也宣告了一次自上而下政治变革的开始。

网络时代的到来也决定了政府治理透明度的提高。网络信息流通快速便捷，人们获取信息渠道多样化，传统上由政府掌握信息主动权的历史已经一去不返。民意表达更随意更直接，网络民意成为政府执政和决策的重要依据，网络监督正逐渐成为常态。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这种变化，部分官员主动适应网络时代特点，开始利用开通博客、网络民意调查以及网络视频等方式加强了与网民的沟通，逐渐改变了过去官员与民众脱离的局面。

政府职能变革和治理心态的开放有利于福民政策出台。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体育法规的保障，从1989年至2009年，在体育领域我国先后颁布了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14个行政法规和法规性文件，涵盖了立法、体制改革、锻炼标准、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奥林匹克、彩票管理等各个方面。这些法律和法规的出台，保证了人们参与体育锻炼的权利，推进了体育体制改革，提供了统一的建设标准，规划了体育发展方向，推动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为体育公共服务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

3 体育事业的繁荣是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改革的内在动因

伴随经济的腾飞，我国体育事业三十年来同样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具体表现为竞技体育成绩显著、群众体育蓬勃发展、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自1979年名古屋会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后，新中国的体育健儿们在国际赛场上刮起了一股又一股夺牌旋风。第23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我国不仅实现了奥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而且以15金、8银、9铜的好成绩位列金牌榜第4名。2008年第29届北京奥运会我国运动员更是以51金、21银、28铜的成绩跃居榜首，至此，我国在奥运会共获得了163枚金牌、117枚银牌和106枚铜牌。我国运动员参加残奥会共获得232枚金牌、188枚银牌、136枚铜牌，从金牌榜的第23位上升到第1位。冬奥会上，从1992年叶乔波首夺银牌，到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我国运动员共获得金牌9枚，银牌18枚，铜牌17枚，金牌榜排名从1992年第15名上升至第7名。

我国大众体育发展迅猛，群众健身热潮高涨。自1995年《全面健身计划实施纲要》颁布以来，人们健身意识日益增强，体育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城镇体育公共场馆设施日益完善，全民健身体系趋于完善。200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有3.4亿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全国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为28.2%（含在校学生）［3］。目前中国的群众体育设施得到较大改善，各类体育场馆共有85万座以上，是建国初期的200倍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平方米，是建国初期的100倍以上；群众体育组织已基本覆盖全国城乡，其中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地方体育总会、行业体协共有176个；城乡体育指导站和健身站点有近21万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有3 092个；全国共建立省级社会体育指导中心23个；各类群众性体育竞赛活动红红火火，“体育下乡”“体育进社区”活动日益深入；“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全面启动；全国体育大会、全国农民运动会、民族运动会、残疾人运动会、中学生运动会、大学生运动会等蓬勃开展。

有 “遍地黄金”之称的体育产业，抓住了改革开放后的宝贵机遇，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和规模的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优质产品。在媒体的推动下，借助奥运会、世界杯等国际顶级赛事，我国竞赛表演业已经走向市场化、规范化。在国内联赛制度改革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赛事品牌。围绕全民健身活动，群众性体育健身娱乐业获得长足发展，民营资本大量涌入健身娱乐市场，健身厅、瑜珈馆等经营性体育健身场馆在全国大小城镇遍地开花。体育用品业拥有的巨大潜能得到释放，体育用品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激烈的竞争中李宁、安踏、匹克等用品公司脱颖而出，并开始走向国际市场。体育彩票业已占有体育产业中的稳定份额，国务院自1994年起批准发行体育彩票，到2008年底，体育彩票销售累计达2 383亿元，筹集公益金777亿元。体育彩票不仅为促进全民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残疾人事业、青少年教育事业、社会保障事业等都作出了重要贡献［4］。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竞技体育取得的辉煌成就，对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向心力，提升中华民族整体形象，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管理体制——举国体制。举国体制的优势毋庸质疑，胡锦涛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庆功会上的讲话中说过：举国体制一定要坚持。这为今后中国体育公共服务在竞技体育领域的发展定了一个基调，举国体制的优势不能放弃，多年积累起来的管理经验不能丢。但无论是民间还是学术界，自上个世纪末对改革现行体育管理体制的呼声就未停止过，如何既不触动管理体制的根本又能适应新时代的体育发展形势，这对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政策制订者提出了较为严峻的考验。但无论如何，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改革对大众体育的关注以及民众对政府在大众体育领域投入的高期望是不可逆转的趋势［5］。

4 其他领域的公共服务改革实践为我国体育公共服务改革提供借鉴

经济全球化要求各国政府在经济竞争实力、产业政策调整等方面作出快速反应，同时也要求政府具有更为开放的战略思维。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指出了基本方向，确定了市场经济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在这以后的市场改革过程中，各行业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化改革路径，不断总结市场化改革经验，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不仅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改革方法。

我国卫生医疗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打破政府垄断局面，实行差额拨款制，降低医疗准入门槛，私人医院和个体诊所与公立医院之间形成竞争格局。为了解决广大农村群众看病难问题，从根本上打破长期以来卫生医疗实行的城乡二元分治的传统，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政府通过加大财政投入，把城镇和农村居民全部纳入医疗保险范围，推进卫生医疗服务的均等化。通过这些改革，尽管我国公共卫生医疗制度仍然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改革释放了社会资本的能量，打破了政府服务垄断，让群众有更多选择机会和自由，整体提高了公共卫生医疗服务水平，其成果不容抹杀。

合同外包在我国公共服务部门的应用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市场化机制已经获得了社会广泛认可。从公共部门的后勤服务（如高校食堂）、公共交通到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都广泛地采用合同外包制。

2002年12月，建设部颁发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首次明确并放宽了特许经营的范围，鼓励社会资本，包括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参与市政公用设施建设［6］。目前，在网络通信、管道燃气、交通建设等领域采用特许经营的比较普遍。

以价格调整为中心的用者付费在公共服务领域算是实施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在供水、供电、煤气、暖气等行业普遍推广。

以上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化改革尝试所积累起来的经验为体育公共服务改革提供了参照，可以降低改革成本，少走弯路。我们要树立改革信心，确定市场化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合适方法，追求我国体育公共服务高效率和最大可能的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