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俊武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浅论贾谊的民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薛俊武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西汉初期,诸侯争霸,匈奴犯边,民族矛盾上升。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贾谊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继承先秦的民本观念,提出了“民为国本”、“爱民”、“良吏为民”、“慎刑赏”等民本思想,有利于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当代中国的民主理论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民为国本;良吏治民;民主建设;党的建设

民本思想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在秦汉时期,民本思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其被进一步系统完善并转化为实际操作。汉初文景时期,刘邦称帝时的凋敝景象已有了较大改观,将相乘牛车的尴尬现象已不复存在,社会开始步入“文景盛世”。但这个所谓的盛世绝不像历代文人所吹捧的那样美妙,晃错就曾指出文帝“临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贼盗不衰”,就连文帝自己也承认“岁有不登,民有饥色”。贾谊正是透过这一盛世的表面加上对秦亡教训的总结,提出了系统的民本思想,将传统民本思想推向了新的高峰。

贾谊(公元前200—前168年)河南洛阳人,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总结秦亡教训,清醒地认识到汉初社会存在的问题和危机,对民众的力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当时休养生息背景下,贾谊提出了别具特色的民本思想,对汉初的民本思想进行了重要阐述,对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贾谊在《新书·大政上》中开宗明义地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然后以本、命、功、力为视角,每个视角又分国、君、吏三个层次,对“民者万世之本”思想作了全方位透视,并作了具体论证。第一,民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力量最大。“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民者,多力而不可适也”,“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第二,民是国家不可变易的基础。他说:“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新书·大政上》)。第三,民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一夫不耕,或为之饥,一妇不织,或为之寒”(《新书·无蓄》),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民都是“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为了落实“民为万世之本”这一“大政”,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除了“敬士爱民”、“约法省刑”之外,最根本的是要依“民意”选择官吏,依“民利”评判官吏。在经济上,贾谊认为须“惠民”、“使民富且寿”,其根本前提是让民吃饱穿暖。基于此,贾谊向文帝提出用贬低工商业而发展农业的“玮术”来代替放任工商业发展而导致农民贫困的“瑰政”,“驱民而归之农”。

贾谊对中国民本思想的贡献是巨大的,他最早提出“民本”这一命题,不仅作了多视角、多层面的论证,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完成了对先秦民本思想的总结,对后世社会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贾谊的民本思想

(一)民为国本

君民关系是先秦以及汉初重点探讨的一个关系,贾谊深入分析了民与君的关系,明确地提出了“民为邦本”,在《新书·大政上》中总结到,“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贾谊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对于战争的结果来说,得民心者胜,失民心则败。“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异欲存也。……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呜呼,戒之戒之里”,战争的结局,是胜是败,或福或祸,全都有赖于民众做出的决定,由民众来决定战争的结果。对于民众的态度来看,不可轻慢欺侮民众:“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新书·大政上》)。贾谊总结出,国家的兴亡福祸都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民众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中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要特别重视民众的力量和作用。“故夫士民者,国家之所树而诸侯之本也,不可轻也。轻本不祥,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新书·大政上》)。由此明确提出了民众为诸侯之本,民众是国家之根本,不可以轻视,告诫统治者要正确认识民众的作用,从而运用正确的政策来对待民众。

(二)治民之策

贾谊在秦亡教训的警醒下,在汉初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和与民休养生息的大背景下,提出了自己的对民之策。贾谊认为,文帝时期生产己大大恢复并有所发展,无为思想已经不能为汉朝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强劲动力,政府必须从无为转向有为,由不扰民走向爱民、富民、利民、教民。

1.爱民

贾谊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明确了自己的爱民主张,在《新书·修政语下》中“周成王曰:‘敢问于道之要奈何?’粥子对曰:唯,疑。请以上世之政诏于君王。政曰:‘为人下者敬而肃,为人上者恭而仁,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君王的为政之道,就在于“敬士爱民”对士民就得爱惜,“德莫高于博爱人”。对于能够爱民的君王,就是有德的君王,自然也就是明君,而苦民者则是昏君,就会受到士民的愤恨。商纣王不行道,不爱民,“背道弃义,释敬慎而行骄肆,则天下之人,其离之若崩,其背之也不约而若期”《新书·连语》,武王与纣王战于牧野,士卒鼓之不进,皆阵前倒戈以向纣,纣死而左右不肯帮助,就连纣的尸体民众也恨之入骨,民众蹈其腹,蹂其肾,践其肺,履其肝。周武王派人用帷幕将纣王尸体围起来看守,民众却攀帷而入,抛掷其尸体,并投以石块。从一个高贵的天子之位,却落得如此下场,此为不爱民之后果。统治者只有爱民忧民乐民,民众才会与其同忧乐,共患难,甘愿为统治者奉献。

2.利民

汉初,统治者急需在经济上获得发展,以稳定政治,从而能够长治久安。贾谊对孟子“制民产”的思想进行了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利民思想。贾谊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告诫统治者,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实行利民政策。如何对民众有利,是统治者应该考虑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统治者要有责任心,对待民众应该设身处地着想,贾谊引帝尧的话说:“一民或饥,曰,此我饥之也;一民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新书·大政下》)。对民众的饥寒,统治者应该考虑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以及如何来改变,同时,对民要有诚意,讲忠信,“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与敬,忠与信,古今易矣。”(《新书·大政下》)。只有坚守恭敬忠信,才能得到民众的依附与信任。贾谊说:“德莫高于博爱人,政莫高于博利人。”即为政者要广泛的施利于民,这是最好的治国方法;他还在《新书·修政语上》引大禹之言曰:“民无食也,则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劝也。”如果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那么就不能役使他们;功业虽然成了,可是对人民不利,我们就不鼓励他们去做。对于利民的政策,贾谊主张重农抑末,提出“今殴民而归之于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县愆之心,无苟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乐也。”(《新书·瑰玮》)。由政府实行一定的政策,来迫使从事技巧、工商这些在那时候认为是末的民众归本于农业,从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3.富民

贾谊在《新书·修政语下》说:“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即圣王有责任让他的臣民生活富裕且健康长寿,这个要求是很具体实际的,怎样才能富民呢,贾谊认为首先要重视农业生产,让人民远离工商末业,这样才能民富国安。“不耕而多食农人之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贫而不足也。故以末予民,民大贫;以本予民,民大富。”(《新书·瑰玮》)。对于富民政策。贾谊首先明确提出要注重积贮。在《新书·忧民》篇中,贾谊提出:“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九年而余三年之食,三十岁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汤旱七年,甚也,野无青草而民无饥色,道无乞人。岁复之后,犹禁陈耕。古之为天下诚有具也。王者之法:国无九年之蓄,谓之不足;无六年之蓄,谓之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国也。”国家的实力有赖于粮食的贮存,尤其对于一些突发的危机,更要注重贮存粮食,对于一个国家,最起码要储存让百姓够用九年的粮食,才能算是一种充足。在《论积贮疏》中,他提到:“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致?”粮食的储存才能备战、备荒,才能保障汉朝政权的长治久安。同时,政府应该禁止私铸。在汉初,私人铸钱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西汉初期实行各地可以自由开矿铸钱的政策许多人放弃农业生产采铜铸钱。汉文帝曾经“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敢掺杂铅铁或以其他方式偷工减料者处以黥罪。结果私自铸钱者更是蜂拥而起,严重影响了汉朝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发展。贾谊认为,私铸会导致“夫农事不为,而采铜日蕃,释其耒耨,冶镕炉炭,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善人怵而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积,吏民且日斗矣。”(《新书·铸钱》)贾谊认为不能任民私铸,政府应该对铜加以控制。朝廷收铜,则无法私铸。这样不仅可以制止伪钱,还可以增加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所以,对民众来说,必须坚持以农为本,坚持发展农业生产,才能达到仓禀实、衣食足。

4.教民

人民富裕了之后还要教之导之。贾谊在《新书·先醒》中以楚庄王为例说:“昔楚庄王即位,自静三年,以讲得失。乃退僻邪而进忠正,能者任事,而后在高位。内领国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富民恒一,路不拾遗,国无狱讼。”教民是爱民的表现之一,是民本思想的应有之义,如若不以民为本不去爱民,就会出现扰民、刑民、罚民的现象。《新书·大政下》云:“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故国丰且富,然后君乐也。”贾谊认为民众是诸侯的根本,所以要教化人民推行政令,教化的根本就是让民修道。也就是让民修道了才可据之进行教化工作;有了教化工作,然后国事才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人民才可由此受到鼓励而尽心竭力;人民尽心竭力了,国家才能富足;国家富足了,君主才能安乐。很明显贾谊把教民看作过国富君乐的一个重要环节,而教民出发点则是“夫民者,诸侯之本也”,也即民本思想。

(三)良吏治民

贾谊认为,君主为了更好的治民,更好的实现统治,还需要很好的发挥官吏的作用。对于国家政权来说,要想得到民众的拥护,必须选用道德高尚的良吏。国家的统治主要通过君主选拔官吏来实现统治,而且要治理好民众,官吏起到重要的作用。君主要懂得选拔贤吏的办法,贾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选吏办法,就是听从民众的意见。“明上选吏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之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也,必取其爱焉”(《新书·大政下》)。以民众对官吏的喜爱来作为选拔官吏的唯一途径,对于官吏的大小,又做了具体的设置,从“十人之吏”直至“卿相”,都要由民众的喜爱来选择。“故十人爱之有归,则十人之吏也;百人爱之有归,则百人之吏也;千人爱之有归,则千人之吏也;万人爱之有归,则万人之吏也。故万人之吏,选卿相焉”(《新书·大政下》)。因此,不管是十人之吏还是万人之吏都得以民众的喜爱的人数来作为标准。同时,对于选拔上来的各级官吏,贾谊要求他们能够守“臣道”,如“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在此处仍然强调的是治民之策,并提出了如何判断官吏的忠与不忠。他说:“吏以爱民为忠”,“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显然,为政的好坏,民心的获得,官吏的所作所为具有重要作用。

(四)慎刑赏

对于治理国家,首先要“慎刑”,贾谊主张“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新书·过秦中》)。量刑要适度,不能搞严刑酷法。贾谊又认为,约法不等于不要法,而是应按等级制度“建法以习之”,只有法的健全,才能“法立而不犯”,社会秩序才能保持正常,即所谓:“人主法而境内轨矣,故其士民莫弗辅也”。对于疑赏从予。贾认为:“诛赏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则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则附之与已,则此毋有无罪而见诛,毋有有功而无赏者矣。……不反民之罪而重之,不灭民之功而弃之”(《新书·大政上》)。贾谊认为刑赏作为治理民众的两种手段,统治者须谨慎使用。在面对刑赏的问题,以赏为主,以罚为辅。治理民众,最主要的要以仁爱得民,通过合理的刑赏政策,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总之,贾谊的民本思想,不仅继承了先秦传统的民本思想,而且结合汉初的时势,提出了自己的民本思想,从而让民本思想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对于西汉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民众基础,同时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对于后世民本思想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

二、贾谊民本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中国特色民主理论建设的历史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根植于深厚的中国优秀政治文化传统中,汉初是中国传统民本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贾谊提出了“民无不为本”的观点,他认为,国家、君主、官吏的命运都掌握在民众的手里,一切国家大事都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才能成功。在西方,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马克思做了肯定的回答:“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这其实也体现出了民众在建设民主以及建设国家政治制度中的决定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中强调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论和实践,一方面积极汲取了西方民主思想的精华,一方面又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一种改造,把西方的政体民主移入到民本理论之中,让中国的民本思想获得了新生,中国共产党人把西方民主理论与本土的民本思想精华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论。因而,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尤其是汉初贾谊对民本思想的发展对于中国特色民主理论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新农村建设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历史的创造者。贾谊认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贾谊高度评价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当代中国,三农问题依然是发展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化的新型农业,培养新型的农民,这些都体现了农民在社会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使农民得到实惠,走向共同富裕,贾谊在《新书·大政上》篇中说:“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在《论积贮疏》里,贾谊指出,“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只有广大老百姓衣食有余,家给民足,天下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强盛。因此党和政府应该想方设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让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加大对农村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民享受教育的权利,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质量,建设适合人居的环境和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让广大农民享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带来的成果。

(三)党的建设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宗旨的根本体现,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从贾谊那里可以汲取许多有益的经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员的先进性关键在于对党员干部的选拔和对党员干部的培养。党章中对于选拔干部提出了自己明确的原则“党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干部,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那么如何判断党员干部的道德呢?贾谊认为“明上选吏焉,必使与民焉,”官员的选择要尊重人民的意见,由民众的喜爱来选拔官吏,也就是官吏能否上任,必须有民众来决定,对于官吏职位不分级别,都应取自于民“爱之有归者”。同时对于上级领导也提出了要求,“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领导干部如果能够选拔到贤明的官员那就是圣明之人,而且官吏还必须能够爱民,这是官员忠与不忠的一个标准。对于党员干部的培养,党章中提到了党员必须具备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官员自身的培养,贾谊认为官员应该“主耳忘身,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提出了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观点,作为一名合格的政府官员,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爱民、富民。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同时要坚持两个文明都要抓。对于我们现实中的部分党员干部注重数字政绩、数字升官的观点,贾谊的由民众的喜爱来决定官员的级别确实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正如温家宝总理提出的“看人民脸色、问计于民”,我们要用一种以民为本、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来衡量一个官员的政绩。充分征求人民的意愿,充分发扬民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充分听取民意。

总之,贾谊继承并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对于汉初民本思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治国安邦的社会理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代中国,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因而传统的民本思想对我国当代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1]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2](西汉)贾谊.贾谊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3]于智荣.贾谊新书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4]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

[5]王兴国.贾谊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

[6]马军.贾谊的民本思想[J].孔子研究,2005(1).

[7]孙晓春.儒家民本思想发微[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5).

[8]包美荣.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J].北方经济,2006(12).

[9]邓彦芳.以党建促新农村建设[J].党建论坛,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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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941(2012)04-0117-04

2012-06-20

薛俊武(1978-),男,山西运城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及汉唐哲学。

责任编辑:毕 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