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桂秋

(临沂大学文学院,山东临沂276000)

科举功能下的史学普及:析明代纲鉴史书

左桂秋

(临沂大学文学院,山东临沂276000)

纲鉴史书兴起于隆庆年间,盛行于万历年间.适应科举需要而产生的纲鉴史书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和明确的为科举服务的主旨.它在明中叶以后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其影响上至帝王大臣,下至百工村妇,甚至还流传至国外.同时,纲鉴史书的内容还被其他书籍所引用、论证.纲鉴史书的这种影响力典型地体现出它的史学普及功用.

明代;纲鉴史书;科举;史学普及

纲鉴史书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合抄到一起,并以"纲鉴"为其名的一种史书.它兴起于隆庆年间,盛行于万历年间.适应科举需要而产生的纲鉴史书在明中叶以后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发挥出比较显著的史学普及功用.

一、科举功能下的明代纲鉴史书之特点

纲鉴史书产生并兴盛于明中叶是有其历史缘由的.明代学者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及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是有着共识的."今之学者穷年累月无他求,守温、朱两先生之书而史学之大备而无阙."①程元初《历代二十一传序》,《四库存目丛书》本.但是《资治通鉴》是一部294卷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纲目》亦有59卷,二者加起来共有353卷的长度.因此,这两部书籍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读而通之,且于经纶康济有所资籍效果的.而最为快捷有效地阅读这两部史书的办法,莫过于将它们合抄到一部书中.合二书之精华且篇幅相对较少的"纲鉴"史书便顺应这一历史需要而产生.

据称,纲鉴史书的始作俑者为嘉靖年间的明代大儒唐顺之,"纲、鉴二书,古未有合编者.合之,自荆川唐老师始."②袁黄《袁先生合编大方资治纲鉴补凡例》,《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纲鉴史书的产生顺应了人们希望阅读简易且权威的史书的心理.标榜着"为举业家祈捷径",服务于科举士子的明代纲鉴史书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纲鉴史书于嘉、万年间盛行一时

纲鉴史书自嘉靖年间产生后,迅速在社会上流传开来,纂修者不断.刊刻于万历年间的题名张鼐所撰的《纲鉴白眉》在其凡例中称"历代纲鉴之刻,近纂修者不啻百种."③据《中国古籍善本目录》,今尚存明代的纲鉴体史书,有:唐顺之《新刊古本大字合并纲鉴大成》46卷、张居正《刻注解标题历朝鉴纲论抄》12卷、王世贞《纲鉴大全》39卷、王世贞《凤洲纲鉴》39卷、王世贞《镌王凤洲先生会纂纲鉴历朝正史全编》23卷、王世贞《王凤洲先生纲鉴正史全编》24卷、王世贞《重订王凤洲先生纲鉴会纂》46卷、王世贞、郭子章《纲鉴标题要选》12卷、王锡爵《新刊史学备要纲鉴会编》48卷、王锡爵《新刊史学备要史纲统会》23卷、孙矿《历朝纲鉴辑要》20卷、冯锜《鼎锲纂补标题论策纲鉴正要精抄》20卷、李廷机《新刻九我要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39卷、叶向高《鼎锲叶太史汇纂玉堂纲鉴》72卷、袁黄《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39卷、焦竑《新锲国朝三元品节标题纲鉴大观纂要》20卷、汤宾尹《汤睡庵先生历朝纲鉴全史》70卷、张鼐《新鎸张太史注释标题纲鉴白眉》21卷、陈臣忠《纲鉴要编》24卷、乔承诏《鼎锲献荩乔先生纲鉴汇编》91卷、顾锡畴《纲鉴正史约》36卷、汪旦《新刊翰林考正纲目通鉴玉台青史》17卷、冯梦龙《纲鉴统一》39卷.考察这些书目,从纲鉴史书的题名著者的背景及身份来分析,可以发现两个特点:一是著者多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著者皆科举出身且名声显赫.除了冯梦龙为崇祯年间的贡生出身之外,余者17人皆为进士出身,且皆名噪一时,为世人所熟知景仰.从这些标注的著者中进士的年份来看,除了5人为嘉靖年间进士(唐顺之、张居正、汪旦、郭子章与王世贞)外,余者12人皆为万历年间的进士.这些进士之中的翘楚被题注在纲鉴史书上,对梦想着科举成功的士子们的影响力是不言自喻的.同时,这些著者生活年代的相近性也证明了纲鉴史书著作的盛行时期即在嘉靖至万历年间,万历年间为其著作出现的高峰期.二是纲鉴史书篇幅较为短小精悍.除了叶向高《鼎锲叶太史汇纂玉堂纲鉴》72卷、汤宾尹《汤睡庵先生历朝纲鉴全史》70卷及乔承诏《鼎锲献荩乔先生纲鉴汇编》91卷外,其余书籍大多集中于20至40卷的篇幅之间,甚至短者只有12卷.这种短小精编版的史书大大减轻了人们阅读史书的压力.从应对科举的士子角度来看,上述两种特点是很有诱惑力的.纲鉴史书既有科举成功人士著书的权威性,又因篇幅短小而具有阅读的简洁性,这两大特点为纲鉴史书的流行奠定了极好的先天基础.

除了上述题注为明代儒学大家所著录的纲鉴史书外,在明代地方史志中亦记载着一些纲鉴史书,如:明代嘉靖年代进士张淮著有《纲鉴集要》①《重修天津府志》卷三十七,光绪刻本.、万历举人王升著有《纲鉴读要》②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第一百七十三卷,齐鲁书社2006年版.、明代广州府南海县的崇祯年间举人冯光璧著有《纲鉴贯珠录》③《广州府志》卷一百十七,光绪五年刊本.、明代台州林天爵著有《纲鉴补注》④《台州府志》卷六十七,民国铅印本.,等等.这些史书有些已经佚亡,但其共同的特点仍然是著者都具有相同的科举经历.

关于明代纲鉴史书的编纂与出版发展规律,王重民先生认为"此类《纲鉴》之纂修,评注方面,在嘉靖、万历期间,由简而繁,万历末年,达于顶点.天启、崇祯,又由繁趋简."⑤转引自钱茂伟《明代史学的历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08页.总之,纲鉴史书自嘉靖年间出现后,各种著者、版本的纲鉴史书如泉涌般出现.题注著者相同的科举出身及显赫的社会地位为纲鉴史书打造了一层迷人的光环,吸引着科举士子们的目光;而绝对数量上的增多则体现出纲鉴史书在嘉、万时期风行一时.这种著述、刊刻纲鉴史书的潮流本身就意味着史学知识的流行与普及.

(二)商品化色彩浓厚.

明代纲鉴史书的另一大特点为伪造之风盛行.纲鉴史书中不乏《纲鉴正史约》这种确为顾锡畴所著述的真书,但其中有些是伪造之书.如前文所提到的《中国古籍善本目录》中的纲鉴史书,标明为王世贞、冯锜、李廷机⑥据《广州府志》卷九十一(光绪五年刊本)记载李廷机著有《纲鉴翻疑》一书.等人的书据学者考证皆为伪造之书,且多由书坊主所伪造.书坊主从伪造书籍再到刊刻、发行的一系列的参与使得纲鉴史书带有极强的商品化色彩.

明中叶之后私人刻书业极为繁盛.与官刻不同,私人书坊主更注重经济效益,他们对市场的把握也就更敏锐.为使纲鉴史书畅销,书坊主们往往假借"名人",或评、或辑、或序,来抬高自己所刻的书以吸引读者.这种假冒名人的纲鉴史书顺应了读史者对权威的景仰及对科举功名的渴望,它们也因假冒之名而颇为畅销.

经济利益是书坊主追求的目标.也正是在经济利益的推动下,书坊主才大肆刊刻伪托名人的"纲鉴"史书,并以此作为他们推销书籍的一种手段.纲鉴类史书多由民间编纂,其出版、发行都是商业化运作.这种商业化运作本身就是针对市场销路.换言之,书坊主的踊跃参与在另一方面印证了纲鉴史书的畅销及其普及程度.

(三)明确的为科举服务的主旨

书坊主敢于大肆盗用明代名儒之名出版发行纲鉴史书,自然是受其经济利益驱使.帮助他们实现这种经济目标的,正是阅读纲鉴史书的主体-士人阶层.随着明中期之后士人群体的扩大,科举的竞争愈加激烈.怎样有效地应对科举以获取功名,便成为士子面临的一个问题.纲鉴史书的出现正好填补了这一科举应试之书的空白之地.

1.纲鉴史书具有明确的为科举服务的主旨.

为吸引士子的注意力,纲鉴史书均在标题中点明了为科举服务的主旨.许多纲鉴史书都打出了"论策"二字,如《新刻补遗标题论策指南纲鉴纂要》、《鼎锲纂补标题论表策纲鉴正要精抄》等等.为了更好地为科举服务,纲鉴史书都附以有助于科考的史断,它们很注意所摘编论点的权威性,通常会自我标榜"凡论表策关要诸题,各标于上,可称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2.内容方面比较简洁全面.

为便于科举,纲鉴史书在内容的选取方面有两大特色.其一为内容简洁."纲鉴"主体为《纲目》及《通鉴》的合编.其具体叙事方法为:以《纲目》中的"纲"为标题主线,通过寥寥数语,使读史者明晰历史事件中的是非,其重点在于价值判断;以"鉴"(即《通鉴》)及"目"附之,叙述历史事件的起始本末,其重点在于历史事件的讲述.纲鉴史书的记事重点在于国之兴亡,世之治乱等.同时,为适应读者对史书简洁明了的要求,纲鉴史书处理史事的原则为能省则省,即有些史实只要其大义存在于目之中,便省略其"纲".这种处理史事的原则使得纲鉴史书内容较为简略得当.

其二为内容全面.为使读者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量,纲鉴史书还收入了尽可能多的相关内容.以《中国古籍善本目录》未收录,现存于《四库禁毁书丛刊》的《鼎锓钟伯敬资治纲鉴正史大全》为例,此书为崇祯刻本,标明为钟惺订正,陈明卿先正参订.从其作者的题名来看,沿用的仍是名人的成功效应.其内容则可以称为应试科举的纲鉴大全.首先,此书将与《纲目》及《通鉴》相关的自宋代以来的所有续作、注解之书的序言全都附录在卷首,重要的续作之书的凡例也收入其中.其次,除了较为简洁的史事记载外,此书在正文之前,收有"历代国号歌"及"历代国号之图".工整对仗、朗朗上口的歌词及流线型的历代变迁图使得历史知识不再显得晦涩难懂.

3.适应科举考试需要,明代的大部分纲鉴史书都为评点本①如建阳余氏万历十八年刻《镌王凤洲先生会纂纲鉴历朝正史全编》二十三卷、万历二十八年刻《新刻九我李太史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三十九卷、万历三十八年刻《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等..

评点本的特征典型地证明了纲鉴史书的科举效用.对范文进行点评的评点本是士子应对科举最方便的教课读本.评点本的纲鉴史书不仅附有权威人士的评点,书中还对难懂的字词句进行简要的注释.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刊刻的《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补》在其凡例中亦云:"字难认者,则载音释;句难晓者,间亦训诂.一二地名、郡名,今昔异称则加考据.大都考诸王幼学集览、陈济正误、冯智舒质实及通鉴释义韻会说文韻府诸书,务使了然显明,以便批阅."②袁黄《鼎锲赵田了凡袁先生编纂古本历史大方纲鉴》,《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纲鉴史书实质上即为科举考试服务的通鉴大全性质的书籍.这一详搜细罗的收录使这本书起到了"一书在手,全部拥有"的史学基础知识与重点考题兼备的综合作用.

因此,从作者及纲鉴史书本身特色来考察的话,纲鉴史书本身明确为科举服务的主旨,使其处处弥漫着浓厚的科举气息.这也典型地体现了纲鉴史书科举助手的功能.

二、纲鉴史书的史学普及作用

纲鉴史书满足了人们简捷快速地获取历史知识的心理.纲鉴史书的这一优点亦受到王夫之的肯定:

陈大士自云三月而遍读《廿一史》,目力之胜可知.……若但取列传草草看过,于可喜可恨事,或为击节,或为按剑,则一部《凤洲纲鉴》足矣,何必九十日工夫,翻此充栋册子邪?③王夫之《船山遗书.夕堂永日绪论外编》,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正是由于纲鉴史书具备了简捷易懂的特色及名人著书的权威效应,所以它会在嘉、万年间兴盛一时.其影响上至帝王大臣,下至百工村妇,甚至还流传至国外.同时,纲鉴史书的内容还被其他书籍所引用、论证.纲鉴史书的这种影响力典型地体现出它的史学普及功用.

(一)纲鉴史书受众颇多.

纲鉴史书的受众范围颇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它在明万历年间朝廷大臣的奏折中出现.《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四十二年,御史董定策在给明神宗的奏疏中,提到"新安孟化鲤者端,四岁知孝友,五岁讲图书,十六岁尽通五经四书、纲鉴、性理、古今诸子等"④《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二十,台湾"中央研究院"校勘本1962年版..这是《明实录》中唯一关于纲鉴史书的记载.这条记载既反映了万历时期纲鉴史书的熟知程度已经上达天听,又反映出"纲鉴"与五经四书、性理等书并称,体现出大臣对其地位的认可.这足以证明纲鉴史书在明代上层社会的熟知度.

其次,纲鉴史书为科举服务的优势决定了其主要受众为科举士子.纲鉴史书也因其全面、精编的特点成为当时明代社会启蒙及科举应试的必备书籍.明代科举考试竞争是极为激烈的.据学者考证,明代科举会试共举行88科,平均下来,每科进士、举人数仅约占总人口的0.000276%,0.001137%.但这些功名获得者背后庞大的生员、儒生应考群体却要壮观得多.①宗韵、吴宣德:《科举与社会分层之相互关系-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07年第6期.纲鉴史书的史学普及作用更主要的是挂搭在其科举功能下而实现的.如托名苏濬会纂的《历代纪要纲鉴》(明万历年间建阳书林熊冲宇刊本)云:

《纲鉴》一书,坊间混刻多矣.其间纲目不备,旨意不详,实乃发蒙之病也.今紫溪苏先生留意删补《纲鉴全补》,标题旨意精详,以为举业一助.

再次,《历代纪要纲鉴》明确点明了纲鉴史书对初识字儿童的启蒙作用及对科举考试的用处.纲鉴史书的史学普及作用更重要的表现应该就在这里.不管能否考取考名,对于明万历年间庞大的儒生应考群体而言,纲鉴史书已经成为他们的必读书目.对于中国传统社会而言,科举考生背后总是有一个庞大的家族结构,深受科考知识浸染而落第回乡的儒生们也会尽其所长,授读谋生.生活于万历至天启年间的谢肇淛亦称"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纲鉴要略》而已."纲鉴史书的普及作用也正是以这种一传十,十传百的滚雪球效应实现的.

第四,民间百姓亦受纲鉴史书的浸染.书坊主的参与使明代的纲鉴史书沾染了浓厚的市井气息.这种民间特色不仅体现在纲鉴史书的产生过程中,亦彰显在其阅读的人群之中.纲鉴史书在民众心中已经成为"史"的代名词.熟读纲鉴在百姓心中就意味着对史学知识的掌握.在理学主导的明代社会中,民间妇女对纲鉴的研习印证了纲鉴史书的普及度.值得注意的是,纲鉴史书在明代已传入外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战败后,维新人士马建忠写成《拟设翻译书院议》,曾提及明代纲鉴史书的外传.

从纲鉴史书在《明实录》中被收入的身影,到明代儿童的启蒙、科举士子的习读,再到"百工贱业"的烂熟及民妇的研习,乃至飘洋过海,这些都在证明着纲鉴史书在当时的普及程度.

(二)纲鉴史书的内容被诸多书籍引用

纲鉴史书中附有许多权威人士的评点.这种附入的点评是全方位的,不仅有对历史事件的是非评价,更有对字形、读法、地名等诸多方面的讲解.这种评点附入纲鉴的本义是便于读史者学习.但从客观上来说,它使得《纲鉴》具有类似百科全书的功能.正因这种内容的庞杂性,不同类型的书籍都会引用纲鉴为其注解.引用纲鉴作注释的做法在清代书籍中极为常见.在《古今图书集成》中,在《方舆汇编.山川典》中引用纲鉴注解来解释地名所在.清代官修大型词藻典故辞典《佩文韵府》亦引用纲鉴为其评注.凡此种种,皆说明了纲鉴史书的应用范围之广,这也充分体现了纲鉴史书的知识普及效用.

如潮涌般出现的明代纲鉴史书就像大海翻卷上来的潮流一样,良莠不齐.如果从史学价值上来衡量的话,作为应试用书的纲鉴史书史学价值不高,史料汇编的性质也决定了它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作为《通鉴》与《纲目》的合编之作,各种版本的纲鉴史书在内容上大致相同,最大的区别之处在于所附入的史事评论的出处有所不同.书坊主刊刻的许多纲鉴史书相较来说更为疏略,甚至存在着错误百出的漏洞.经历了大浪淘沙的检验,许多种纲鉴史书都已经被沉入历史的大海,但其中的精华却一直影响后世.清代较为流行的纲鉴史书有明代王世贞的《纲鉴会纂》及袁黄的《历史纲鉴补》.后人将二书合并,以《纲鉴合编》名之.此书在民国年间影响甚广.受明代纲鉴史书潮流的影响,清代康熙年间,吴乘权采用"纲鉴"体例,将诸多史籍汇钞而成《纲鉴易知录》,此书因较为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几千年的通史而成为清代最普及的历史教材.

总之,应科举市场需要而产生的纲鉴史书凭借着其明确为科举服务的主旨及简明扼要的内容编排成为明后期最通行的历史教材.纲鉴史书的影响力波及明代社会的各个社会阶层乃至国外.其在普及史学知识上的作用也随之显现,尤其是对于精英阶层之下的民间社会而言,纲鉴史书成为普及史学知识的重要媒介,这也许就是其存在的重要历史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蒋海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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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4145[2012]07-0042-04

2012-02-20

左桂秋,临沂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