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大陆学术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不但很多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开始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学术兴趣，而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也有越来越多的硕士生、博士生开始以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为硕、博士论文选题，并在接受了学术训练后进入这一领域。面对这样的喜人景象，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深感欣慰——因为就在三十年前，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还是一个被视为“四流人才”汇聚的学术区域（那时学界流行一种说法：一流人才研究古典文学，二流人才研究现代文学，三流人才研究当代文学，四流人才——如果还是人才的话——才研究台港澳海外文学），说起来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大概再也没有人这样说了，因为许多原先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也开始重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了，甚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还成了“新的学科增长点”。

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关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并对这一学术领域表現出浓厚的兴趣，一方面是源于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了解比过去大为广泛和深入，另一方面也是源于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形成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能够以更加全面和纵深的姿态，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当三十年前，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只能大量接触三毛、琼瑶、金庸、梁羽生的作品并以为这就是台港澳文学主体的时候，他们当然会把台港澳文学与通俗文学等同起来并认为其学术价值有限，而今天，当白先勇、陈映真、洛夫、余光中、聂华苓、於梨华、李昂、施叔青、龙应台、齐邦媛、朱天文、朱天心、张大春、骆以军、西西、董桥、梁秉钧、董启章、葛亮、严歌苓、查建英、黎紫书、虹影、张翎、陈河等台港澳及海外“精英”作家的作品在大陆出版界版图中占据了重要位置的时候，大陆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认识自然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当今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名称中生发出来的“世界华文文学”（也有学者以“中文文学”、“汉语语系文学”名之）概念，也在相当程度上开拓了大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的眼界，使他们在完成了时间上的跨越（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拉大到时间包容度更大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后，也希冀在空间上有所拓展（从中国大陆文学延伸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

就在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开始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越来越关注并大有将之“收编”的同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界自身也在面临如何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并寻求学术突破的问题。从1979年曾敏之在《花城》创刊号上发表《港澳和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并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和《羊城晚报》发表“海外文情”系列文章以来，大陆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三十多年来，大陆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不断拓展不断深化，不但已经召开了十六届年会及为数众多的专题研讨会，成立了学术团体（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而且还发表了相关论文数千篇，专著百余部，出版文学史、准文学史数十部，硕、博士论文数百篇。成果颇为可观，成就有目共睹。

面对相当深厚的学术积累，我们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需要对这个学术领域（学科）进行历史的回顾和反思——“却顾所来径”，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迈进。当我们回首三十多年来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研究在体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特殊性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在学术创新性方面，也还期待更多的足以骄人的学术实绩。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据我的观察，这大概与目前从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者，原先大都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出身有关（包括我本人）。众所周知，在中国大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在特定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影响下，中国现当代文学为着因应环境的现实需要，几十年来不断提出和更新自己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研究视角、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结构、研究话语、研究模式、研究框架、研究风格乃至研究思维——总体上可以称之为一种研究传统。当经受了这种训练的学者们转而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时候，自觉不自觉间，他们就会将这一套研究传统，植入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来。

然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同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且不说这一文学近含台港澳，远纳各大洲，不同区域间的文学历史、文学风貌、文学成就、文学气质各不相同，就是每个区域自身，也各有自己的文学环境、文学诉求、文学生态和文学品格。虽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这是两种不同风貌的文学，如果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简单地视为“境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照搬套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那一套研究范式，那很可能会“辞不达意”，“张冠李戴”，在学术上闹笑话。

以台湾文学为例，这一文学在新文学诞生之初，也曾有反传统的呼声（以张我军为代表），但维护传统的连横，是不是如同大陆“五四”时期维护传统的林纾（琴南）一样，属于“反动”力量呢？考虑到当时台湾的殖民地处境，连横对传统的坚持，其实暗含了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立场，因此决不能将连横对传统的肯定简单地等同于林纾对传统的抱守①——如果照搬大陆的现代文学史论述，将连横粗暴地定性为与林纾同一类的人物，那就很可笑了；而在对台湾乡土文学的论述中，也曾有大陆学者以为台湾的乡土文学是反国民党的文学，因此认定其与大陆立场一致而加以肯定②——这也是对台湾文学缺乏了解的误判，后来台湾乡土文学的一支从“乡土”走向了“本土”，大概很出乎一些大陆学者的意料。

因此，在我看来，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要想形成特色并寻求突破，一方面是要尊重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自身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要逐步摆脱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思维和方式来研究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对于前者，要做到充分了解这一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切实从这一文学自身的特点出发，针对这一文学的丰富复杂现象，有意识地结合这一文学的实际，在研究中不断形成与这一文学相契合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从而形成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自身的研究传统；对于后者，是要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传统笼罩和巨大惯性，不再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传统”“复制”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而是“另辟蹊径”，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生发出可能具有汉语原创性的文学研究新视角、新概念、新方法、新结构和新话语。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里提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要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寻求学术上的突破，应以注重自身的特殊性并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传统的笼罩为自觉，并不意味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所有方法都不能拿来借鉴和引用，毕竟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主体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同属汉语白话文学（台湾文学会涉及到一些古典文学），而且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在生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因此，在对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运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具体方法（如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时运用社会学、历史学、美学的方法等），是可以援用并且也应当发挥这些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的作用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要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传统的“复制”和“克隆”，根本点不在于一些具体研究方法（战术）上的全新再造，而在于观念上（战略上）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传统”的超越，在充分了解并切实尊重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特殊性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研究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

注释:

①参阅刘俊.台湾新文学诞生之初文学现代性的三种形态——以连横、张我军、赖和为中心（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4）

②参阅古远清.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下（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2.362页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