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玉玲

卑微的处境有如黑暗，正可启示上天的光明。

——梭罗《湖滨散记》

卖了五头牛

艾尔加有一双明亮澄净的眼睛，像个初进城的乡下人，粗壮的手臂，腼腆的笑容。有时他下工后在厂区里散步，总有几只老狗陪同。丽亚说他是“动物情人”，即便是两人来台湾后难能一起逛街，他也每每在宠物店留连不去。

这个动物情人来自田原遍野、林木蓊郁的菲律宾吕宋岛农村，熟悉空气中的牛屎味与牧草根部的清香。田里有粮，平原上可以放牧，但村子里多的是吃不饱的人，很多农地都废耕了，一如台湾。离乡前，他细数自己拥有的二十五只山羊、三只牛、五只猪，还有二十几只小猪呢，好大一笔家当，悉数交托哥哥代为照顾。那些小猪仔，到现在，早就成熟卖掉一半了。

艾尔加用破碎的英语向我勾勒了一个梦想：他卖了五头牛支付昂贵的仲介费，预计飘洋过海打拼三年后，返乡可以买更多的牛羊，扩大牧场规模，以因应菲律宾加入WT0后汹汹来袭的廉价欧美冷冻肉品。

我不禁想起卖牛奶的女孩。她旋着舞步在大街上做白日梦，头顶上一桶鲜奶摇摇欲坠。卖了奶可以买小鸡，小鸡长大了可以生雞蛋，鸡蛋可以源源不绝，带来美丽的华服与财富……摇摇欲坠的牛奶桶，翩翩起舞的梦想家。我们宛如预知结局的读者，掩着嘴不敢惊呼出声，但眼看着她就要跌倒了、跌破肌肤了……忍不住闭上眼睛天真祈愿：让她美梦成真吧！

但故事从来不曾如愿。

丽亚笑说：“他卖了五头牡牛，期待回菲律宾时有更多的牛。但工作两年后回到菲律宾，连一头牛也不剩了！”

这个农村长大的男孩在一九九九年来到台湾的冲床厂工作，从农作生活一下子掉落黑手劳动的重复、单调、昏天暗地。工厂没有太多加班机会，每月只能领基本工资，扣掉仲介费、膳宿费、所得税、劳健保费……所剩无几。两年后回家，除了经验，没有经济上的具体积累。五头牛再没能买回来，遑论扩充。

他的牛奶桶碎裂一地。

“真的，我现在只有羊和猪，没有牛了。”老实的艾尔加说，“这次再来台湾，好舍不得卖羊啊。”

他的英文不如丽亚流利，每个问题都要思考良久，回答得太扼要而难免失焦。丽亚便不时帮他衍释成比较有转折的思考与推论，像个贴身秘书兼翻译。

丽亚也住吕宋岛——这个菲律宾主要的劳力输出地，资讯相对丰富，流通迅速。城里的年轻人无不跃跃欲试，离开，再离开，到海外闯天下，像个成年礼。有人开了眼界又回乡，有人离去了就不再返回，当然也有身残了，一无所有地落魄归来的。丽亚的家乡距离首都马尼拉只需一班公车，她的父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菲律宾的第一批海外移工，曾远赴日本、沙特阿拉伯在建筑工地干活；她的母亲也是职业妇女，离家在城市的职业介绍中心工作，家中六个小孩都由祖父母一手带大。

也许是为了弥补亲子疏远的遗憾吧，丽亚九岁时，父亲曾接了三个孩子到沙特阿拉伯同住两年，说是要让孩子们提早经验国际化，开眼界、见世面。如今回想，父亲对孩子们的迁移投资，其实是很大一笔金钱负担，背后也许隐藏着定居移民的试探吧？沙国当地人民的生活不见得比菲律宾优渥，但海外移工接了家人来住就不免出手阔绰些，而小丽亚当时只觉得平白得到一个长长的假期，注册念书似乎只是附带的作业，远离熟悉的环境，就是玩。

“爸爸还租了吉普车载我们去玩咧！”二十年后丽亚也步上父亲的后尘，远离家乡到海外工作，她这样对照着回忆：“他可能也没有赚很多钱吧？但我们那时就像观光客一样神气！”

像观光客就好。没有人想长留下来。父亲上了年纪后，也被这个非循环利用的移工滤网给筛汰出局了。

在菲律宾，输出移工政策实施三十年来，海外移工占了全菲律宾人口的十分之一，总数将近八百万人，像是年轻人向上爬升的必修学分。家境富有的不必出去，太穷的却几乎动弹不得，集中在中等或中下收入的家庭里，牵亲挂戚就有一大票出国工作的经验。丽亚的大哥后来也随着父亲远征沙国，一连工作了六年才返国。二哥以观光签证进入韩国，那时韩国尚未正式开放引进移工，数十万的海外黑工匍匐在工地、工厂里超时劳动，扛住夕阳产业不致掉落，但整个韩国社会睁一只眼闭一只限，继续享用移工带来的廉价便利，却无视于他们非法身份的困境重重。大姐嫁给在菲律宾工作的英国工程师，以婚姻移民的身份随丈夫迁移各国。二姐与妹妹都比丽亚更早来台，也担任看护工。

正因为家里的人来去迁移，四散分飞，丽亚很早就到城里独自生活。她半工半读养活自己，大学时主修护理，领有专业护士执照。毕业那年，她曾经随着姐姐移居香港半年，以三个月观光签证再延签三个月的方式打工，白天在医院工作，晚上担任保姆，这是地下工，不必付仲介费，住姐姐家又省下膳食费，每个月累计可以有台币六万多元的收入——那可能是她有生以来最富裕的时光了，她得以汇钱返乡买了一小块地，打算盖一幢自己的房子。

“我有了地，但没有盖房子的钱。”丽亚说，“在香港，中国内地的黑工太多了，我们绝对竞争不了的。还是回家吧！”

她在护照过期前毫不眷恋地回到菲律宾。但香港经历倒成为她笔下一则有趣的小品文，发表在热门的交友杂志上，同期刊出作者通讯与相片。杂志飘洋过海来到台北中山北路菲律宾商店的挂架上。

艾尔加周日离开桃园的冲床厂，和同事们共同搭车到中山北路。他穿着洁净的衬衫与皮鞋，驻足在商店前看菲语的拳击节目，顺手买了一本当期杂志。回厂后，他在熄灯的宿舍里亮着手机的夜光，耐心按下一则则简讯给远方不相识的女孩，像服役的男生特别爱写信，渴望回音。

丽亚回音了，两个人隔海长传半年简讯才见面。初识时，丽亚在亲戚开的小诊所当护士，艾尔加则刚从台湾返回乡下种田、养牧，海外工作经验像是通关密语，远方的记忆拉近现实的距离。一年后，丽亚离开城市搬到乡下与艾尔加同住，二〇〇三年春天，大女儿出生了。

“我们都喜欢农村生活，自在、简单，不必有太多钱。”丽亚看着女儿的相片，扬起一丝笑意：“我想要养六个、八个孩子，他说太多了，怕不能好好教育小孩。我说，越多越好，我不怕！”

艾尔加敦厚、实在，父母留下的大片土地，足以承载无限生养的梦想。但农村是这样穷，活着，无以发展。

有时候，丽亚会到农安街口的金万万商场剪头发。那里的美容院总是同时兼做很多营生，小小三坪大的空间里，只容三张椅，门外又放了几张板凳，让等待的人坐着闲聊。店里不接水，所以剪发但不洗发。费用约三百元台币，不见得比大同区巷子口的台湾人家庭理发便宜，但就是能沟通，听得懂她要这样那样，且氛围自在，不必剪个头还要紧张被人评比。

有时候，她善用这两个钟头，连弥撒也不参加了，就直接去汇款、上网。金万万有个网咖，十六台电脑挤得水泄不通，一小时五十元，对她来说，尚称划算。一回她经过台湾人的网咖，发现一小时只要三十元，空间宽敞舒适得多，但多是青少年在打线上游戏，她虽然只是找资料、发电邮，终究觉得格格不入，过其门而不入。在金万万的网咖里，人人都挤着使用视讯通话，但这可得先约好海那边的家人们全都挤到城里的另一家网咖，才能擅用一个小时轮流讲话，价钱比电话便宜，情绪也比电话直接，只是需要条件。

像她这样，有雇主接送的人，多半只能在日常衣着上稍作修正，没法子像珍妮或班亚她们，一到中山北路就换上性感上衣，且脸上扑了粉，刷了眼线，整个人焕然一新，可以逛街、聊天，可以去跳舞。丽亚暗暗羡慕那些有机会每七天就变装一次的同侪，但实在说不出口要休假。毕竟张老板真的待她不错。

这是丽亚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从春天到冬天，她工作十个月，一百零一岁的阿嬷终于累了，某个清晨一口痰不及抽出，就再也无法呼吸。

阿嬷丧礼结束没多久，仲介要带丽亚到就业服务中心，车子却径自驶向中正机场，说是老板娘交待，阿嬷过世了就直接送丽亚回家。丽亚大惊失色，抵抗着不愿办理出境手续，紧急打电话向张老板求救。经张老板厉声喝斥仲介违法后，丽亚才得以原车返回台北等待转换雇主。到最后，丽亚还是卷入这对夫妻的关系拉锯战，进退无由自主。

等了两周，丽亚被另一对夫妻挑中，当天就随车向东迁移，来到一抬头就看见台北一〇一大楼的信义计划区。如此庞然大物，靠近了，反而见不到顶，高处多在云层里。

堆叠向上的杯子，没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

赌

丽亚总算亲身靠近台北一〇一了。这是她来台的第二份工作，就在信义计划区这高级地段高级住宅高级家具之中。但她经常吃不饱。

她居住在信义区少见的独栋洋房里，三层楼的大坪数房子，全归她一人打扫。她要照顾一个老人、伺候两夫妻的作息，还有一岁多及五个月大的两名稚子要管。丽亚被聘雇的名义是看护工，但老人其实身体尚好，除了偶尔须陪同去医院拿药，大抵上她主要的工作还是帮佣与保姆，身兼家庭看护工、打扫工、煮饭工、烫衣工。每天早上六时起床，回房睡觉时都半夜一点了。

之前她和一百零一岁的阿嬷同住，如今与两个孩子共睡一房。阿嬷半夜要喂食，五个月大的孩子半夜也要喂奶。丽亚白天推着婴儿车出门买菜、回家洗衣扫地、煮全家人的三餐。两个孩子一个吃奶、一个开始吃副食品；老人牙齿掉光了不方便咀嚼；老板是生意人，应酬回家还要再煮一顿宵夜……三餐不只是三餐，分开来都得特别处理。

她花了很大的气力在煮饭、喂奶上，但用餐时不得与雇主同桌，惟有雇主家人都吃饱了，剩菜剩饭收拾好移到洗衣间里，那才是她的饭厅。在一个衣食丰厚的人家，挪至洗衣间的饭菜却总是不足，她至今提及仍不免浮现挨饿的神情。

可我想，真正不得饱足的，是作为一个人的自尊吧?有洗衣机，但老板娘很多細软的衣服要求她手洗，且全家人的衣服和丽亚的，不得一起洗。我听过很多外佣都有“主仆衣物分开洗”的经验，有的主动，有的被动；主动的世故老道，被动的难免受伤。有人私下这样说：“他们像是怕我有病一样不敢混在一起，我也怕他们不干净呀。分开洗才好！”

这当然是维护自尊的自圆其说。分开洗哪里是大问题呢？劳雇间各自保持界限本来就是常态（不要再说“我们就像是一家人”了吧）。问题在于，这个从上而下的指令背后的潜台词是：你就是低一等的，我们连衣服都不敢和你的混在一起洗！

分桌吃饭也是家有外佣的常态，有时雇主也好意拉开距离，以免彼此不自在；而很多外佣也真不习惯与雇主同桌，共同吃饭却好似不在场，更尴尬。之前在张家，老板娘煮好晚饭等全家人上三楼用餐，同时会为丽亚先预留一份食物，等大家吃完了，丽亚可以上桌吃饭，再帮忙善后洗碗。现在，她得等大大小小的雇主们都吃完了，收拾清洗完毕，再把部分菜肴拨到专属她的小盘碟里，从擦净的餐桌上，撤退到洗衣间的小板凳上吃。这里，潜台词已经是明台词了：走开，你不配！

老板娘常骂人，使用很重的字眼。丽亚不曾被人这样言语糟蹋过，夜里哭泣不能眠。对面的外佣告诉她，这家人已换过五个外劳，没一个超过两个月的，劝她逃走，别再撑了。她打电话哭诉，艾尔加说：“别做了，回家吧！”

可她有她的梦想，想测试未来有多少可能。她当初付了七万元仲介费来台，工作十个月每个月被仲介超扣八千元，根本还没开始存钱。且这时艾尔加才刚来台湾工作，好不容易两个人脚踩在同一块土地上，就这样离开，她如何也不甘心。

然后，事情发生了。

那一天，她分别洗好了老板一家人的衣服和自己的，晾上阳台后，老板娘回家看见她的名牌套装与丽亚的T恤交错地晾在一起，竟尔当场破口大骂。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老是听不进，你是猪啊？”老板娘音阶高八度地连声责备：“我这件衣服好贵，这样晾在一起，会被你毁掉……”

丽亚默默地拿下自己未干的衣服。

老板娘还在骂，说的是中文，她没听懂，但语气里的尖酸与不屑她是懂的。

丽亚说我很抱歉，手不停，再收下另一件自己的长裤。

还在骂：“你怎么这么笨？什么事都做不好！”

“对不起，以后不会了。”丽亚捏紧自己的衣服，湿漉漉的，像在哭。

“笨死了，教都教不会！你怎么不去死！”

“你不能这样！”丽亚全身都在发抖，她一字一句用力说：“你再这样咆哮，只要再一次，我就……”

没有了，没有后续台词，我就能怎么样呢？除了辞职。下人对主子还有什么筹码呛声？

可以不辞职吗？丽亚向仲介询问可否转换雇主。仲介说她能撑两个月算不错了，要转换雇主？没问题。当天就带她到仲介公司的宿舍，等待转换作业。

她没料到这么幸运。除非关厂，或被照顾者死亡，换老板几乎是天方夜谭。丽亚也曾动念逃跑，但怎么算都不划算，她的移工生涯才刚开始，逃跑留了记录就不能再来台湾，未来申请到其他地区也会受影响。没想到可以换老板，还亏她忍耐这么久！

她简直是雀跃地整理行李。老板娘什么话也没说。仲介临时调派了一个逃跑外劳去帮忙老板娘照顾两个小孩。一切都很顺利。

住进仲介公司当天，她无意间听见仲介讲电话，说的是汉语，但她敏感地知道说的是她。遣返马尼拉的班机就在次日早晨……所以，等不及她的请辞，老板已经顺势辞掉她了！而她还沾沾自喜争取到转换雇主的机会，却不知牌都在别人手上，她只有任凭宰割的份。

哪里还有赌一把的条件啊？根本没有转换！

打从把老公、孩子留在家乡，独自飘洋过海找出路，丽亚就是个赌徒了。她一点一滴磨淬出来的果决与胆识，足以对抗最险恶的处境。这个雇主她只服务了五十四天，第二个月的薪水还没拿到，仲介说等换了老板再付，但她知道她非得放弃不可了。她佯作没事地说要出门买卫生棉，只拿了钱包就走出仲介公司，搭上计程车再也不回头。

车抵火车站，她镇定地打电话给第一个雇主张老板，向这个待她友善的老先生借了两千元，搭车到台中寻求一名逃跑多时的朋友协助，开始她的无证生涯，在台湾，更边缘、更地下化地存活下去。

当丽亚坐上南下台中的火车时，在中坜纺织厂工作的艾尔加，正扛起沉重的布料值大夜班。他的手机没开，不知道他与丽亚的身份，已一夕间分割成合法、非法的两个世界。

没有人是非法的

但丽亚逃跑后，两三天后就有工作了，也是看护老人。在台湾特殊的外劳政策下，很多仲介的手上都有几个逃跑外劳可以临时抵用，只要合法外劳尚未来台，就拿非法外劳填补空窗期。这份地下工作的薪水有二万二，丽亚竭尽心力，但愿延长聘雇时间。但这一个月的临时看护，最后一毛钱也没拿到。

逃跑外劳如何申诉？要谁来主持公道呢？公权力恰是那只捉捕逃跑外劳的铁腕！

她的第二份地下工作在养护中心，整整工作了八个月。一样的喂食、拍背、换药、处理排泄物，一名看护就要同时照顾十几个老人。工作量虽重，但省去家务劳动与众多雇主的关系处理，还是一份稳当得多的工作。那家养护中心，像她这样的非法外劳共有六名，每天轮班十二个小时，全年无休。补充性的工作多半临时、短期，流动带来更大的开销。每转换一个工作就得付仲介费六千元，一次买断。

来台一年后，这可是第一次，丽亚的工资实实在在直接付到她手上了，不必东扣西扣，每个月有一万八千元的实领薪资。她珍惜这好不容易拿到的薪水，离梦想更近一点了。

养护中心尽管人手有限，毕竟得以换手，可以请假。那是她来到台湾后，第一次拥有假日。她搭车到中坜探望艾尔加，两个人约在火车站附近的廉价小旅店见面。可以外宿，可以在一起，他乡异地的幸福时光。

那年冬天，丽亚怀孕了。

初期，她吃不下、睡不好，成天只想吐。不少人都劝她拿掉。在台湾，堕胎是合法的，不像在菲律宾，天主教不允许堕胎，怀胎而不产像是一个罪。艾尔加劝她回家，但丽亚不肯，她要小孩，也要工作。六个月后，一切孕象稳定下来，她满心喜悦等待孩子的降生，同时盘算着，孩子由合法老公带回菲律宾，她留下来继续工作，直到被警察捉到再說。

二〇〇六年二月到四月间，她在彰化照顾一位失忆老人。老先生身体健康，只是需要人陪伴，以免走失了回不了家。老人的儿子每天会来探视，是个客气有礼的人，不会“顺便”要求丽亚到他自己的家里打扫。丽亚有自己的房间，每天多是陪伴与简单的家务，与老人一起用餐，一起看电视，一起散步，一起购物。老人清醒时，还会和丽亚鸡同鸭讲地聊天，吃到喜欢的食物时，也不忘向丽亚竖起大姆指。台湾许多老人的生命最终一程，都是由像丽亚这样的看护，终日陪伴走向尽头的。

那大概是丽亚在台湾最轻松的一段时间了，安定、自在、有隐私与尊严。但三个月后，雇主聘用的合法外劳来了，她只能再度失业。

与艾尔加同在台湾，带给丽亚很大的勇气与支持力量，觉得比较不孤单，可以电话联络、诉苦，也可以见面、共宿，两个人一起打拼，也因此感到一点安慰。她原本想搬到艾尔加的侄女在新竹的住处待产，侄女嫁给台湾人，殷勤地邀她同住，彼此有个照应，但丽亚到了之后才知那是个农村大家庭，亲戚邻里人来人往，要是外籍新娘又带了个大肚子的姑嫂来，更引人侧目。

丽亚担心带来麻烦，当机立断就拎着行李只身来到台北。

她来TIWA（编者注：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全称为：TaiwanInternationalWorkers' Association）的那天，肚子已经很明显了。她胆子大，行事果决，要求很简单：“你们有庇护中心吗？只要一天就好，明天我会自己租房子。”

事发突然，我帮忙询问庇护中心的菲籍社工员，同乡人总是比较好说话，也稍能安抚丽亚的不安吧，我这样想。但原先承诺可代为安排的社工员，等我带着丽亚前去时，又迟疑了。

“非法的，很麻烦耶。”她打量着大肚子的丽亚，用英语说。

“她下个月就要生了。”我急着强调。

“那就赶快自首回菲律宾生呀。”

“超过八个月不能搭飞机了，只住一天可以吗？”

“……”她开始说塔加洛语，一句句询问丽亚。

我忙着打电话给其他庇护中心，四处沟通、找路。丽亚与菲籍社工员的对谈渐趋凝重，我原本以为使用母语较令人安心，但只见社工员话说得多，而丽亚神色黯然，终至不发一语。

“还好吗？”我一开口，她的眼眶就红了。

我赶紧找个借口离开。一下楼，丽亚泪涌不止。同乡来的社工员不断责怪丽亚逃跑是不对的、不应该的，怀了孩子就该回乡待产，已经非法还待在台湾，造成麻烦，也连累很多人，菲律宾人的形象就是被她这样的人毁了！

“我也是，想了很久才做的决定，不是冲动。”她的泪一直流下来，“你可以不帮我，但不该这样责备我。我没有犯错，没有害人，你不应该像罪犯一样对待我。”

两年后，丽亚仍记得庇护中心的菲籍社工员。一次周日从教堂做完弥撒来到TIWA，丽亚红扑着脸，气喘吁吁对我说：“我又看见她了！但她已经不认得我了。”

“你还生气吗？”

“她也许不知道她做了什么。”丽亚沉思了半晌，平静地说：“但我不会忘记，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曾经那样对待我！”

一千只手

七月盛暑，空气中浮动着燥热的灰尘与闷气。

真闷。中午十二时，纺织机仍隆隆作响，但第二班的人已经来换手了。艾尔加刚轮完十二小时的大夜班，如常地累与饥，但他心里惦记着要赶去台北，身体仍紧绷着。工厂的机器全年无休，扛丝线、布料、搬运都是耗体力的工作，腰酸背痛是常态。同厂的本地工人会教他们使用一种药酒，但他一闻米酒的味道就受不了，像马尿。想到把马的排泄物涂在身上，艾尔加就止不住要笑，这些奇怪又热心，很笨又装聪明的台湾人！

艾尔加一个月有六天假，几十个外劳轮班休，一两个月才有机会轮到周日放假，得以上教堂、采买食物、看朋友。但这个月赶出货，所有的休假都停止了，他上个月才和同事调班，累积了连续三天的例假到医院陪产，现在更没敢再麻烦别人，只好趁着周日下午有限的时间，赶去台北看丽亚。

打卡签退，艾尔加拿了便当匆匆赶回宿舍，从床下摸出一瓶深褐色虾酱，搅拌到饭里。在菲律宾，没有人把菜、肉、饭的味道都搅和着包进同一个餐盒里，吃饭时混杂的气味经常让人食不下咽。丽亚买了一瓶虾酱给他，让更腥臊的气味盖住菜肉混杂的味道，才勉强得以下饭。他快速吞咽，不忘先把切片的黑豆干拨到一旁。完全搞不懂为什么便当里十之八九都要配上没滋味的豆渣、豆条、豆片，有土味，吃起来总觉得自己是山羊。他想到山羊，嘴角漾起一丝微笑。有时下班时早已入夜，艾尔加特别喜欢到厂区边的小摊买一碗大肠面线，花十五块钱馈赠自己一顿美食，安抚经常吃冷便当的胃。大肠面线是他在台湾少数的惊喜：内脏可以这样煮、这样香又有嚼劲，真令他对猪仔刮目相看！

他迅速冲了澡，换下的T恤、运动裤匆匆塞进床底的塑胶面盆，累积了三天的衣服等晚上回来再洗吧。把相关证件都带齐了，出门搭车时，都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阳光正炙。艾尔加疾步走到厂区口搭车。热与尘，灰白的尘沙有气无力地在烈日下浮动。周日下午除了几个打赤膊的工人在頂楼晾晒衣服，几乎没有人烟，宛如大漠。

中坜工业区原开发自大片荒地绿野，水泥丛林般的厂房设立三十余年来已显疲态，一如台湾下滑的经济指标。每年都有旧厂关、新厂入，关的倒比入的多，可外劳的人数还是节节上升。厂里的外劳都轮十二小时的二班制，这周白日，下周黑夜，生理时序每七天就要颠倒一次，往往要到交接班走出工厂大门后，才恍然知晓究竟是夜半还是正午，重返人世。

艾尔加行走在四百家工厂之间，无尽的水泥墙面、柏油道路，货车不时驶过，卷起柴油黑烟。他经过一棵发育不良的榕树，见它被水泥地禁锢得根部纠结，紧绷着红砖略微松动。奇怪啊，他这样想，台湾人把鬼树种在工厂旁，不是很晦气吗？榕树枝干真要放肆生长会形成庞大的暗影，无数的须根一一倒吊着，夜晚看来尤其吓人，是孩子们的午夜梦魇。在菲律宾，人们都说这是鬼树，一般就长在野外、墓地。

假日的工业区，也很像墓地。

这是周日的正午时分，休假的早已外出，工作的、补眠的，全在屋内，他一个人的身形被正午的烈日曝晒成一个小黑点。

小黑点停滞五分钟后，叠上另一个摇晃驶近的黑巴士，离去。

车进中坜火车站，窗外气温又上升了一些，高楼百货，拥挤不堪的都市。没有树。艾尔加一拉开车门，举目尽是菲律宾人，耳中听闻全是菲律宾塔加洛语。放假的外劳在火车站集结，从劳雇关系解脱出来成为消费者，胆子也大了，身体也轻盈了。艾尔加原本凝重的表情不禁也愉悦、轻松了起来。他寻思着帮丽亚买罐巧克力粉，要先走到邻近长江路买呢，还是转车到台北中山北路再买；中坜的菲律宾商店价钱便宜些，但他担心错过这班直达车，又要等上半个钟头。

正迟疑着，手机传来丽亚的简讯：快来！

他于是放弃采买的念头。他的个性温厚，但遇事举棋不定，生命中几个重大转折似乎总是丽亚风风火火就催人上路，她果决又大胆，对未来的想象随时可以变动。他顺着她走，逆境或顺流都很难说，但也觉得滋味无穷。再忍耐一下，再撑着点，攀越这个那个山头，就是平野无边。

果然丽亚是对的。才不到三分钟巴士就来了，艾尔加直接坐到最后一排座位的车窗边，陆续上车的几乎都是菲律宾人。很多工业区的女孩子，周日都摇身一变充满魅力，细肩带、贴身背心、大耳环、银色尖脚鞋，长发放到肩头，身上是浓郁的香水味，不时哄笑着飞眼看人，整部巴士都是笑语与刺激。艾尔加放心地倚着车窗，陷入摇晃的睡眠，窗外是飞逝而去的高速公路亚热带山色，梦里是家乡的人声与剪影，延伸又拉长，像一千只手，远远近近拉扯推挤，似召唤，也仿若挥别。

他模模糊糊想起，昨晚打电话回家，女儿已经会开口叫爸爸了。

艾尔加准时在车抵台北晴光市场时睁眼醒来。依然是塔加洛语的人声顶沸。才四点不到，有些人已经赶着回雇主家做饭，在车站依依不舍道别；又有人疾行间大声讲着手机，与远方的家人争执海运回乡的礼物分配……他仿佛置身马尼拉的小市集。

一千只手轻抚着他安心靠岸。

逆着骚动的人潮，艾尔加先到汇兑中心查看兑换率。菲币还在下跌中，这对海外工人是利多消息，手上微薄的台币要汇回家才能改头换面神气起来。但他现在手头上根本没有现金，已经三个月没汇钱回家了。他走到Bing-Go超商买了卫生纸、巧克力粉，又顺手拿了两罐芒果凤梨汁，在店口挑了一盒沙拉。他穿过三三两两在红砖道上聊天、闲坐的人群，走进圣多福教堂。这是两场弥撒间隔的休息时段，冷气迎面吹来，艾尔加匆匆向教堂前方淡蓝壁面上悬挂的大型十字架点了点头，甚至抽不出手画个十字，就直接穿越教堂来到后门的巷子，拎着大包小包径自拐入菲律宾餐店旁的窄楼梯，走上二楼。

客厅里灯没亮，斜对角是丽亚的房间，她微微敞开的房门，侧着身就看见艾尔加走来的身影。

房间里闷热异常，她煮了一锅鸡汤，油浮在汤面，大热天看了就烦腻，但不吃肉不行，否则奶汁分泌不足。初生两周的孩子已然安睡，新买的电扇转着散不完的热气，孩子黄褐色的发梢都因汗湿贴紧额头。

楼下是周日才营业的菲律宾自助餐馆，卡拉0K的欢唱声不时飘上二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流行歌曲，永远在宣誓爱你、抱住你、不让你离开。丽亚在这里租房子已经有两个月了，狭小的客厅大半堆放着餐馆老板的杂物，木板隔间的左邻右舍住的都是菲律宾侨民。之所以落脚中山北路，为的是采买及交通都便利，且这一带菲律宾人多，隐藏在此，比较不引人注目。矛盾的是，也正是因为菲律宾人太多，旧识新交人多嘴杂，丽亚于是很少出门，尽可能不引起注目地隐身在此，需要买什么用品再请艾尔加带来。

“幸好你来了，”丽亚露出开怀的笑，“天气太热了，汤喝不下。我想出去买果汁又不敢。”

“晚上十二点要上工，我只能待一下子。”艾尔加放下食物，摸摸孩子的脸，“证件都带来了。明天去办护照，要小心。”

隔壁的房门重重打开，两个室友正激烈地争吵，他们交错使用塔加洛语和闽南语，似乎是谁向谁的老板打了小报告之类的争执。两个人的声音愈来愈大，暴烈的语句一触即发，丽亚无奈地拿了小毛巾捂住孩子的双耳。

“下个月可以回家吗？”

“我有七天的特休假，老板同意我回家一趟。但我没有钱。”艾尔加苦恼地皱起眉头，“没有钱，怎么好意思回家？”

“你不是有储蓄金的户头吗？”

“印章和账本都在仲介那里。他说要做满三年才能领。”

“怎么办？”

“不知道。我已经对他发誓我不会逃走，放完假一定会回来……”

匡当！隔壁已经打起来了。

两个男人愈吵愈烈，不一会儿，警察上门来了。猜想是附近有人报警，担心出事。但平常台湾人打老婆、小孩，也没人报警。似乎是在这外邦人聚集区，所有的风吹草动都格外叫人紧张，一举一动都仿如藏着地雷，听不懂的语言，想象无限扩大。

警察来了，完全没有预警。丽亚根本来不及关上门，只本能地匆匆抱起孩子。两名员警一到，逐一要查室内所有人的身份证。争执中的菲律宾侨民边掏出居留证，边大声争辩：“哎哟，没什么事啦！”像是立时变成好兄弟，一致对外。

警察盯着艾尔加，他慌张地掏出居留证、护照，这都是为了孩子办證件才刚向仲介要来的，他多此一举地用中文向警察解释：“我是去年来台湾的，你看……”

他笨拙地有意拖延时间。但警察越过他，看向丽亚：“你的居留证呢？”

丽亚冷静地说：“等一下，我到楼下跟老板娘拿。”

她抱着孩子，穿上拖鞋就走下楼梯，像一个称职的保姆。艾尔加也跟着起身，尾随下楼。

幸好警察没跟上来。

幸好。丽亚躲到餐馆的小厨房里，浑身发抖。孩子醒了，圆黑的眼睛尚无法集中视线地飘动张望，不知为什么这样高兴地绽开一朵无牙的笑，发红发皱的小脸尚不知害怕。

警察在二楼继续问笔录，没再探询她的去向。丽亚从厨房的门缝中，看见警察没事般戴上安全帽就骑机车走了，全身遂像虚脱般几乎站不住脚。

距离被警察临检前两个月，我第一次接到丽亚的电话。她说话不啰唆，英语发音不像一般菲律宾人咬字那么重，听来相对轻松、舒缓些。她的需求也很清楚，不作无谓的陈述。

“我怀孕了，下个月就要生，你知道有什么安全的医院吗？”她直截了当地说。

外劳怀孕不稀奇，但拖到临盆待产的很罕见。虽说二〇〇一年起妊娠检查就不列入外劳体检项目，但真实的劳雇关系中，多数外劳当然不可能在台湾顺利待产、生子，否则，厂工真要适用两个月有薪产假吗？家佣难道还让主子倒过来帮她坐月子不成？一验出怀孕，多半都不必再问，外劳会自行找医院人工流产，口耳相传的地下管道很多。

三十六万年轻气盛、身强体壮的外劳，来到台湾，竟好似无性的一群。台北市公娼未废之前，还有老板带着一车子外劳到归绥街解决性欲；没有合法娼妓后，这问题就好似隐身了。看不见最好，反正外劳居留年限三年一轮，很快，台湾上下都蒙了眼只管劳动不管人，只见劳动力不见劳动者的性及其他作为人的基本需求。

怀孕生子的外劳，约莫是逸出正常劳雇关系了。

“所以，”我平静地追问，“你是逃跑外劳吗？”

“是。”她稍作踟蹰，还是忍不住解释，“老板要送我走，我没有办法。”

“我知道。”我尽可能轻声细语，“孩子的爸爸呢？”

“他是我的先生，在桃园工作，”她很快回应，“他是合法的。”

又有谁，是非法的呢？

没有罪行，没有受害人，不过是走出一个不适任的工作，不过是逾期居留，但法令的锐尺一刀切，合法非法成为地上地下的两造。

“你想自首吗？”

“不想。我不想让我的小孩在收容所出生，而且我还想继续工作。”

“孩子生下来怎么办？”

“我先生可以带回菲律宾，我留在台湾工作。”

“没有健保，生产一定要自费哦。”我提醒。

“我知道。”丽亚娓娓道来，“我在广播里听见TIWA抗议外劳政策，我想你们了解外劳的真实处境。也许，也许你会愿意帮我问问看有没有比较便宜、安全的医院。”

我帮她打了一圈电话。桃园县是外劳最多的县市，署立医院有专供外劳健检的医疗补助。但逃跑外劳的生产费用呢？嗯……没有健保给付，算便宜一点，还是要一万多。又是否会往上通报逃逸外劳？当然会，这是公营机构。再循着菲律宾周报上的诊所查询，自费生产要三万多元。那么就一定会往上通报逃逸外劳了？不会，医院只管母子安全。会开出生证明吗？当然。妈妈没有证件呢？有没有同行的、有证件的人？爸爸是合法的。那就没问题了！

隔没几天，丽亚就出现在中山北路了。她穿着宽松的七分裤和水蓝色棉质上衣，肚子又圆又沉，鼻尖上冒着小小的汗珠，中长发绑成马尾，还掮着一只轻便的行李袋。除了掩不住的倦意，她看来泰然自若。

后来，丽亚自己在邻近菲律宾餐馆的楼上租屋待产，月租四千五百元。白天她有时路经TIWA闲坐，说是房间没冷气，太热了，一定要出来走走。她聪明主动，不久就帮自助餐老板娘照顾小孩以抵部分租金，大着肚子工作，直至生产。

一个身份非法的孕妇，勇敢筹划、评估利害、安置自己。我们打听各大小医院的产检行情，从三百五十元到一千元都有，最后她选择在万华一带生产，打电话回菲律宾要妈妈把之前的过期护照寄来，再加上艾尔加的居留证，孩子总算在一个“合法的”环境与认定下出生。

孩子取名安德瑞，六月底出生。但艾尔加需要钱。他来台湾工作已满一年，法定七天的年休假正好把安德瑞带回家乡请母亲照顾，但丽亚的生产、租屋、坐月子，已花光两个人的积蓄。

回家怎么能不带钱呢？

“仲介每个月都从薪水里抽三千元存在我的户头，说是储蓄金，加起来大概有四万元了，我可以提早领出来吗？”艾尔加拿出厚厚一叠薪资单。

“依法，当然可以。但现实上，不容易。”我尽可能把利害关系分析清楚：硬要向雇主提早讨回存款，当然没问题，但会不会破坏劳雇关系，以后老板或仲介找麻烦？

他的收入现在是全家人惟一的支柱，不容一点风险。

强迫储蓄多半是仲介代雇主执行；要讨钱，主要还是看仲介的态度。不听话的、不好使唤的外劳，都可能在仲介的转译间，决定了雇主是否予以留任。而一旦被解雇遣返，就意味着仲介费血本无归，回到母国还要负债。好仲介不少，坏仲介更是不计其数。偏偏这套制度，让人只能仰赖个别仲介的良心，权利全凭运气，不堪一击。

“仲介是可以沟通的人吗？”

“还好，但他不信任我，觉得我拿了钱就会跑。”艾尔加很无辜地说，“我已经说了……”

“我知道。”我不得不打断他。

强迫储蓄原本就是拿来控制外劳动向的紧箍咒，钱拿走了，如何保证你不逃跑？跑了，雇主的外劳配额就少一个，仲介的佣金也少一份，外劳政策逼使雇主与仲介看守外劳行踪如狱卒之于囚犯。不信任是必然。

因为怕外劳跑，所以使用强迫储蓄留人，同时也把事发后的损失降至最低。很多恶性关厂事件，外劳的强迫储蓄就成了老板的周转金，账面上看得到，但没人检查内里是否还如实存在。等雇主宣布破产，外劳的储蓄金也就一去无回（动辄十数万啊，我不能忘记那些绝望的脸孔）。然后，官方再公开表示强迫储蓄违法，欢迎工人检举。但一检举，外劳就冒着被解雇的风险。官资互相骗来骗去，外劳悬在高空，一步一险。

我看了仲介公司的名字，就这么巧，是我之前处理另一个关厂案交手过的，大抵上就算立场迥异，可也清楚TIWA的非營利性质，对我们有一定的信任与敬重。讨价还价，仲介答应先提取两万元，艾尔加答应一周内返回台湾，我代为签下“绝不逃跑”的切结书——事实上，真逃了又能如何？但TIWA组织者几乎人人都签过这份切结书，仿佛非要有个台湾人背书，外邦人的承诺才具意义。

分明是他的存款、他的账户，但一直到约满离境，从来没有外劳能取得自由使用权。

回家的钱有着落了。丽亚抱着孩子到菲律宾在台办事处申请孩子安德瑞的护照。

“你好大胆啊，菲办不会查你的身份吗？”我看着安德瑞崭新的护照，惊诧不已。

“孩子姓父亲的姓，他们只关心父亲与孩子出生证明的关系要一致。”丽亚怡然微笑，“我是谁也没人问我呀。”

“你不害怕吗？他们毕竟是官方。”

“捉逃跑外劳是台湾警察的责任，菲律宾的官员又没有业绩压力。”

我们都笑起来。真是一语道破。

安德瑞出生四十五天后，艾尔加搭上飞机把孩子送回菲律宾乡下托母亲照顾。丽亚一路陪行到中正机场。目送他们步出海关，她没有哭。她独自回到中山北路，把安德瑞的相片贴在床头，开始找工作。

未来，只能更强壮。

双城记

送艾尔加和安德瑞搭上飞机后，丽亚在天母找到来台后最稳定的一份工作。美籍雇主是来台数十年的咨商人员，太太在美国学校工作，庭院小洋房里住着三岁男孩、一岁多的女孩，还有一只老黄狗。

天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是中山北路异国风情的延伸。随着外资大量进驻的高阶经理人与那时尚未消失殆尽的驻外人员，往中山北路的尽头聚集，在天母盖起西化的洋房别墅与大楼。路上常见金发白肤的西方人，而路边咖啡厅、酒吧、啤酒屋都别具风味。当然，家聘外佣的比例也很高。

我在邻近荣民总医院的巷弄间行走，寻找丽亚的新雇主家。一路上，见到许多私人疗养院，规模都不大，顶多是两户人家的独栋公寓大小，看来洁净，也安静，来来去去的照护人员多半穿着制服，有的老人坐在窗口，久久没有动静。但这样并不豪华的安养院，大抵上也不算便宜，每个月起码要三万至五万不等的花费。多数家庭，没有这样的条件。

丽亚的新雇主居住在巷子尽头的傍山坡独栋洋房里，要爬上几近一层楼高的阶梯才得以进入庭院。整幢建筑的格局与空间规划都是典型的美式住宅，有地下室、车库、大厨房及佣人房，小庭院足以开场圣诞派对。这也许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哪个西方外交官的住屋吧？老式的气派，建材都是大块石砖，没有时髦的落地玻璃门或流线造型，反而像美国电影里的南方小镇别墅。但这里是台北市，独栋独院起码有二三百坪的占地空间，租金的昂贵可想而知。

清理落叶与门窗的费时耗力，也可想而知。

我与丽亚就坐在门廊前的木椅上聊天。院子里花木扶疏，芬芳幽然。靠近前廊的草坪上，桂花、山茶花丛都与人齐高，单杆多枝地长着绿的叶、白的花，暗香浮动；稍远些的围墙边，随意插枝般一排簇生的樟树、雀榕、桂竹，都有一定年岁了，枝桠挑高伸展，碎叶未经修剪地遮住半边天光；草坪上是耀目的日照，与筛落的叶影。一只黄狗，两个尖叫奔跳的小孩，满院子鸟鸣声，陈旧的儿童游乐设施散落置放。更远些的家庭式游泳池，看来只剩养蚊子的功能了。

我们的谈话不时被金发小男生的动作打断。他一刻也不得闲地跳跃、呼叫、打转、滚动，把仓库里的铁铲子找出来扛着四处走，冲到有围栏的楼梯口做出惊险动作，三番两次作势要跳下小水沟……疲于奔命的，是丽亚。而原先绕着我们打转的小妹妹，若不是被忽然窜出的哥哥套上塑胶衣篮子，就是无预警地被抢走手上的小毛熊，她于是哭哭啼啼地告状像个小倒霉鬼。

“他从来没停止过！”丽亚一会儿跟进跟出拯救小男生于自找的险境，一会儿抢走他手上不知从何处变出来的危险物：“不！这不是玩具!不可以！这会弄伤你的鼻子……”

看来，这小男孩已充分掌握整人的诀窍，且乐此不疲。三岁，永远不知疲倦的恶魔年纪。而丽亚所能施予对他最大的处罚，是终于走进屋内拿出一支不到十五厘米长的木勺子，做出狠下决心的表情。

小男生一见即知是刑具，他苦着脸转身就跑，丽亚提住他的衣领，轻轻打在手背，警告他：“不可以再把妹妹弄哭！”

一岁的妹妹，样子像个天使般美丽白净，但鼻子红通通的像是被不时揉搓着，大眼睛且时时漾着水，像蓝色的湖面波光潋滟。我初见时笑说：“这个小美人看起来像是随时就要哭了呀。”不料几个钟头下来，我就大抵了解这真是事实：她经常被哥哥弄哭，经常涕泪齐流，咿咿哦哦揉眼睛、搓鼻子，是个从不停止掉眼泪的爱哭包。

她叫丽亚“妈妈”，跟前跟后，挂着眼泪笑，不时在哥哥那里受挫了躲回丽亚的怀抱，要她大力抱着、亲着她。

这个年纪的孩子，需要莫大的体力操劳才得以照料妥当。雇主原先申请了合法外劳，等待期间先后聘用好几个逃跑外劳，但小男生根本是个过动儿，让照顾的人精疲力竭不足以应付而纷纷请辞，丽亚接手后，展现超乎寻常的耐心，和大人小孩都相处融洽，也就留任下来一做就是一年多。

安德瑞在菲律宾农村安住下来时，丽亚就开始照顾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女婴，照护她成长就像自己的孩子。她总想象，快三岁的女儿也这样好动停不下来吗？艾尔加偶尔放假来天母过夜，小男生更是兴奋，与还是个大男孩的艾尔加玩闹不休。有时候，她有个错觉，想象这是上天为了安慰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失落，特地安排给她的一双子女。

下午二时，丽亚把妹妹抱进卧室，在罩着蚊帐与边栏的婴儿床上，关灯盖被让她睡午觉。妹妹整整哭了半个小时，不停歇。她知道屋外有客人，便饱足地大声哭啼，有耐力地争取到丽亚认输，再把她放出来。

走进屋内，进门处要换穿室内拖鞋，显然是主人来台多年后的入境随俗，防风沙。但客厅还是铺了长毛地毯，墙上且镶有一方壁炉，里面真有木柴余烬，冬天客人来访时的一点长夜情调，平日则鲜少使用。壁炉的上方悬挂着一幅仿梵高星夜的油画，团团卷云旋转光。

客厅再进去，是个开放式的书房与工作间，宽频上网的桌上型电脑。以客厅和工作间为轴心，右侧是三间卧房及浴室，玄关的桌与墙都放置了全家人及亲友的大小合影，欢笑和乐。往左，是厨房、餐厅、仓库、佣人房，格局稍有切割，另有对外的门，出入不必经由客厅。

他们的厨房与饭厅合二为一，明亮宽敞，窗口有绿色的盆栽，流理台桌面干净无渍，竹篮里放置水果与面包。

厨房旁，就是丽亚的房间了。看起来这房间当初建设时，就是特地留给佣人或客人的，位处边缘，一张双人床就占了三分之二的空间，但拥有自己的卫浴，以及与主卧房互不干扰的独立门户。这大概是很多家佣不敢想象的最大享受吧？浴室里，可以放自己的清洁品、保养品，甚至可以自己买张粉色的防雨布挂在淋浴莲蓬头旁。

傍晚时分，丽亚帮孩子们洗好脸、换好衣服，推出双人座婴儿车，两个小人儿依次被绑进座椅，她反身锁好门，推着他们一路穿越天母，走半小时的路程到美国学校，等孩子们的妈妈下班，再和女主人一起走回家。

这一路，不总是平静的。小男生永远不放弃挣扎着要自己行走，妹妹则照例会被莽撞的哥哥或是偷捏，或是捶打而泪眼汪汪。但走出户外，孩子们总不免情绪舒坦许多，遇到好天气，三个人可以停下来等待一只狗横越马路，像是欢送它回家。一回丽亚停在超市买了一罐鲜奶，还来不及坐回推车的小男生兴冲冲地跑过街，惹来警察的注意……

她吓得全身发抖，以为要被临检了。但警察只是说：“不要讓小孩子到处跑，危险。”

也许是天母的外佣太多，根本不足为奇。

抵达美国学校，一辆辆进口轿车等在吞吐学童的校门口，将一个个褐发的、黑发的、金发的孩子们接走。还有好几个像丽亚一样穿着七分裤的菲佣，也在等着接孩子，她们看似随意聚集着，趁有限的时间，快速使用母语交谈。丽亚很少与人交谈，她向来假装是合法身份，闲聊总是担心透露太多讯息而导致危险，她谨慎地避免危险。

女主人也下班了，她是个护士，人长得高大、健壮，个性十分爽快。她们一起推着婴儿车走路回家，沿途聊聊今天孩子们发生了什么事，家里来了什么电话、账单等。回到家里，丽亚再下厨做饭，与全家人共进晚餐。还没八点，这家人就熄灯入睡了。

丽亚回到自己的卧室，她有个二手小电视、大卖场添购的床头音响，墙上挂着家人的相片及十字架、圣母像，自从逃跑后，她就不上教堂了，但每天晚上她祷告，祈求上帝看顾分散四处的家人：她在天母，艾尔加在中坜，大女儿在娘家，小儿子在婆家。这一切，都要忍耐，为了更美好的未来。

一定有更美好的未来。

（选自台湾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我们——移动与劳动的生命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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