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

（甘肃省财政科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00）

一、产业转型升级概述

产业结构是指一个经济体中各产业、各行业的构成情况。产业结构升级是指由于产业结构的改善与效率的提高，产业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转换过程。一般，主导产业的有序更替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保障，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创新起着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一个国家而言，推动产业升级的主要手段是通过技术创新改造传统产业、开发新兴产业；通过引进外资，利用外国现有资本和技术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制定符合国情的产业政策，选择好主导产业。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劳动力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和比重均会不断上升，加速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向第三产业顺利转移，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已经成为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产业构成是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达程度的标志，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市场环境尚不完善的条件下，单纯依靠市场机制也许不能有效地使产业结构高级化，若通过推行适当的财税政策，可能会起到较好的作用。

二、国内研究现状

财税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节的重要手段，它不仅对经济景气及经济波动起到调节和“熨平”作用，而且对经济空间结构的改善、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利用财税政策引导资源在不同产业及行业间流动，相应地影响其他投资主体的投资方向和存量资产的重新组合，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财政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独特作用也决定了财政政策在产业政策实施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国内文献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财税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作用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

1、针对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分析产业结构调整的（财税）对策

1996年我国经济运行成功实现“软着路”，市场供求态势由长期的供不应求转为供大于求。经济中产业结构不合理、粗放经营、企业经营机制不活、对市场反应滞后等弊端凸显出来，我国经济开始步入以调整促发展，以调整带动发展，通过对国民经济实施战略性调整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历史新阶段。与经济运行主要矛盾的转变相适应，我国经济理论界对产业结构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为此进行了深入而热烈地讨论，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财税政策建议。

林兆木（1997）评价了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历史意义。他指出经济发展过程是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的过程，国内最终需求、中间需求以及出口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带动制造业发展，引起产业结构、城乡结构、贸易结构等一系列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陈百甫（1998）强调，没有产业结构调整，就没有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没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就没有新的产业优势和强劲的国际竞争力；没有产业结构优势，就不可能支撑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21世纪将是一个经济科技竞争更为激烈的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快企业经营机制转轨的步伐，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素质，从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中获取活力，增强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能力。

马洪（2000）提出，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步伐明显加快，这为我国在较高起点上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整体科技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现实状况，使我国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我国应以经济调整为主线，通过结构调整与升级发展经济；应将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放在发展新兴产业上，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和整体水平。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吴敬琏（1997）、厉以宁（1998）、王永治（1999）等对韩国、日本等政府主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模式进行反思，剖析了日本政府在发展高清晰度彩电上的失误，分析了美国硅谷模式的制度性特点，并得出初步结论：我国产业政策应更侧重于完善市场机制，培育相关制度，应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对产业结构的基础性作用，消除阻碍产业自主优化结构、自主实现产业升级的制度性因素。

刘溶沧等（2000）则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充分地阐述。他指出经济增长依赖于产业结构变动的转换，而经济增长必定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技术创新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一方面，可通过新产业的出现和增长并向其他产业扩散实现总量增长；另一方面，则通过改良技术对现有产业进行技术更新和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苏明等（2002）分别从不同产业的角度，对调整产业结构的财政政策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上述研究重点从不同角度对产业结构调整展开论述，但对通过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则涉及较少；在财政政策研究方面，主要侧重于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启动内需、扩大供给促进总量增长等相关经济问题，而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财政政策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的研究不多。

2、针对当前世界经济的结构升级，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国财税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中应发挥的作用

吴涛（2002）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向知识经济倾斜，我国的重心应以高科技服务为主，推动传统产业的分化组合，使之高科技化，财税政策应积极扶持科技成果的转化与运用。通过财政投资、税收政策以及费改税改革，促进中小企业进步及加大对科教兴国方面的支持。同时指出了我国财税政策调整应学习世界各国经验，采用积极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如美国采取直接增加研发经费投资的政策，日本采取高技术产品补贴政策，美国对高新技术研究实行减免税。并建议我国应借鉴他国在运用财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成功经验，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采取财税政策促进高新科技带动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优化。财税政策应该用于我国现有优势高新科技产业和对我国经济具有战略性影响并能提高竞争能力的高科技产业上。财政投资应投入到具有自然垄断性、外部效应大、产业关联度高的高科技产业中，对具有示范和诱导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应通过财政诱导性投资，将民间资本吸引到高新技术产业上来。运用财政担保、财政贴息等多种手段，促进高薪技术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和改造。通过财政贴息使得银行以低利率放出贷款，鼓励其资金流向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传统产业的技术革新，从而使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实现产业结构的迅速高科技化，增强产业结构的整体竞争力和经济效益。推进增值税转型，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鼓励研发投入，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对研究开发的投入，扩大研究与开发费用扣除的适用范围。更多地采用投资抵免、风险损失列支、研究开发费用加倍列支、加速折旧、延期纳税、计提技术开发准备金等政策，通过特殊财税政策，鼓励中小高科技企业的形成与发展。财政牵头筹集中小科技企业发展基金，补助这些企业。对拟在创业版上市的公司予以财政激励，制定独立的中小科技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在担保的机构和银行，允许就其业务收入给予收入税收优惠等。

上述论断，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转型的特点，提出的对策建议具有针对性。

苑广睿（2004）指出，财税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应根据经济长期增长的总体目标，在合理确定财政收支水平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项财政政策工具，促进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结构不断协调，产业区域布局趋于均衡，以及产业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组织结构进一步合理化。

针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邓子基认为当前我国实施的财政政策应该做到：财政政策在重视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应当重点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把财政投资或财政支出的重点从基础设施建设向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转移，减弱财政政策过强的行政特征，增大经过市场发挥作用的市场性特征。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具体手段不拘泥于扩张或收缩的政策性质，可以服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进行不同的扩张或收缩的组合。

当前，在总体上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可以将适度扩张的财政支出与相对从紧的财政收入相结合。与此同时，区别不同产业的发展目标调整税收政策，优化税制，合理运用减税或增税的不同税收手段，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周敏倩，2003）。

李新国（2005）研究了产业升级的财政政策选择。分析了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及调节方式。政府对产业优化升级的调节方式有两种：一是运用计划方式直接干预，二是基于市场的干预方式。并且对我国财政政策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效果进行了效果评析，指出了财政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不足，即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增幅较慢甚至有所减少。同时，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财政政策提出对策：一是加强对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投入力度，为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二是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不断改造传统产业。三是配合产业技术政策，扩大技术公共产品供给，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四是实施财政投资倾斜政策，促进第三产业快速增长。

三、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有关财税政策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开始于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及其追随者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加剧和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形势，以其经济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财政政策思想。他以调节有效需求和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制定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认为有效需求决定社会就业量。社会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部分构成，而最终决定有效需求规模的因素是所谓“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增长幅度一般落后于收入的增长，结果会引起消费需求不足；投资的不断增加会带来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结果造成投资吸引力的减弱，引起投资不足。这些都会带来危机和失业率的上升。经济危机的爆发就是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的结果。凯恩斯还用乘数原理论证增加投资可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经济效果。根据上述经济理论提出的财政政策思想，主张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社会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

萨缪尔森根据其混合经济理论提出，资本主义国家在政府日益增强干预和控制经济的情况下制定财政政策的必要性。他特别强调政府财政福利支出的重要性，认为这类支出是“内在稳定因素”，是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

战后，英国、美国把充分就业列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在新古典综合派相机抉择理论的指导下，当经济衰退时，他们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断扩大的公共投资规模，极大地提高了这些国家的交通、水利、卫生医疗、基础教育、研究开发等社会基础设施的供应能力，为经济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而日本、韩国等则通过制定产业政策的办法来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加快了本国经济赶超的步伐。作为重要的政策手段，财政政策为产业政策的贯彻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韩国通过发放贴息贷款、结构性关税、对出口进行鼓励、成立政策性银行、加速折旧以及国家组织重大技术攻关等，强力推动着本国有限的经济资源流向政府所希望的生产环节和领域，从而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日本奇迹和江汉奇迹。

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其核心内涵是，经济不依赖外力来实现持续增长。经济的长期增长由各种内生变量决定，其中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些内生变量对财政政策是较为敏感的。在卢卡斯模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它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包含了政府干预的政策内涵，为维护经济长期增长，政府应采取税收优惠、补贴等政策，为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研究开发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持，逐步形成由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投资转换的机制。根据知识经济的特点，政府的财政政策要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和促进经济发展。首先，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通过税收、补贴等方面的政策引导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其次，重视研究和开发，一方面直接增加在研发方面的支出，另一方面，采取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和社会增加对人力资本方面的投入。再次，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等政策鼓励企业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缓解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最后，通过财政政策支持企业技术进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产业机构不断升级。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政府支出急剧膨胀，财政赤字大幅增加，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不够理想。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等提出了不同的财税政策主张。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大规模减税、放松管制、增强企业活力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民间资本投入，大大增加了教育和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大力改善教育、科研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信息高速公路等，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升级，增强了美国在科研领域的优势地位。并明确提出科技政策目标，为促进企业创新和竞争创造商业环境。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美国以跨国公司为主体，扶持主导产业的发展，加快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为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四、简单的评述

国内学者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注重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调整的作用，通过财政政策的导向作用和无偿资助、贴息等多种形式的财政投入，税收减免等税收政策重点扶持科技型企业开展自主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支持民营经济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转变产业结构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侧重财政政策对经济的稳定及对投资消费的促进，从而间接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的研究。

针对现阶段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资源消耗仍然偏高，服务业发展明显落后，重要资源国内供给压力加大，结构优化升级成本上升、结构升级与就业压力的矛盾加大，开放带来的升级空间缩小问题，本文认为，财税政策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主要立足于完善市场合理配置资源与政府适当干预相结合的产业结构调整运行机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特别是要增强重要战略领域中的自主创性能力，增强组合利用全球技术资源的能力，加强重要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主导产业和基础产业为支撑，农业产业为基础，服务业全面发展，产业所有制结构不断协调，产业区域布局均衡发展，产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产业布局，进一步提升产业整体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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