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莉（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从接受理论角度看辜鸿铭诗歌翻译策略

章 莉
（浙江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国学大师辜鸿铭精通中国国学，熟谙西方语言文学。他翻译的儒家经典以其地道的表达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被西方读者所欣赏。虽然辜氏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作品极少，但从这些零星片段中能够看到辜氏译诗的功底及其为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而采取的灵活变通的翻译方法。该文从接受理论角度分析了辜鸿铭英译诗歌的特点、策略以及其为中国古典诗学在西方的传播做出的贡献。

辜鸿铭；中国古典诗歌；接受理论

辜鸿铭为中国儒学在西方的成功传播做出了极大贡献：他将《论语》、《中庸》、《大学》等儒家经典翻译成了“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的文字。地道、美妙的译 文生动展现了辜鸿铭大师深厚的英语语言功底，对西方名家论著的信手作注体现了他对西方历史、文化、文学的造诣之深。

一 中国古诗的翻译

诗歌被称作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1]，而要把它们译成英文确是件难事。“译诗之难，尽人皆知，其中译古诗尤难。”[2]刘勰《文心雕龙》亦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简扼概括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特征：简约性、象征性、音乐性、画意性。如何在达意的基础上保留诗歌的语言特征，再现诗歌美感？诗歌的对等翻译能否实现？这是至今译界仍在争论的课题。

（一）译诗难，难至不可译？

诗歌翻译必然是以诗译诗，而由于汉英文化差异，汉英语言在选词、句法以及文化意象等方面很难达到完全对等。加之中英诗歌产生于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需要译者不仅要跨越空间，更要跨越时间去理解古诗的音韵、节奏、修辞、意境、神韵等特色，才能沟通不同文化。若想要兼顾以上所有要点，译者面临更大的阻力。正如穆诗雄所言：“译者不可能同时做到：既能译成标准的英诗，又能在字数、行数、对偶、平仄、韵脚上符合中国诗的格式与规则，还能跨越语言和文化上的种种障碍”。[3]茅盾也说：“原诗所备的种种好处，翻译时只能保留一、二种，决不能完全保留……如果译者勉强要这样做，结果一定是空费力气，反使译本一无足取，翻译‘有律’的外国诗，此层尤为显然。”[4]

如《论语》第十五章子贡引《诗经·卫风·淇澳》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两句字数相同，形式整齐，句首、句中“如”字重复，形成独特的音韵美感，读起来抑扬顿挫；全句无主语，动词集结，给读者很大的想象空间和运用空间。原句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切、磋、琢、磨分别指对骨、象牙、玉、石四种不同材料的加工，否则不能成器；另一种解释指加工象牙和骨，切了还要磋，加工玉石，琢了还要磨，有精益求精之意。而现在亦可用于形容学问越做越精，工作精益求精等。若要翻译，如何同时把握和保留以上句子的形美、音美、意美？这些都是翻译本句古诗不可躲避的难点。

（二）接受理论和辜鸿铭的翻译

接受理论，亦可称为“读者反映论”，它受美学思想和德国接受理论的影响，对作品的接受者的需求极为重视。20世纪60年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把“读者反应类似”纳入他的四条翻译准绳，认为翻译的效用和认可度很大程度取决于读者。[5]也就是说，译文的质量取决于读者的接受程度；诗歌的翻译的成败，也就取决于其独特的语言、文化、意境是否能够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和认可，甚至使接受者具有与原语读者相似的反应或感受，产生同样“美”的共鸣。

辜鸿铭翻译儒经，是想要通过自己的翻译准确地介绍中国文化……还想通过翻译儒教经典改正大家对中国的误读，“改变其对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中的态度”[6]P347。由此可见，辜氏在翻译儒经过程中，十分重视准确地传递其精髓和内涵，避免发生由于文字拘泥产生的误读和误解，从而使得中国文化中那些“可以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的良方”被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进而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二 辜鸿铭翻诗的特点和策略

他的儒经译文用词谨慎、精确；表达地道多变；篇章的衔接和连贯得当。用西方耳熟能详的箴言和思想阐释中国儒家教义，避免了强弱文化的激烈碰撞。在他翻译的儒家经典《论语》中，有多次引用中国古典文论《诗经》里的四言诗。辜氏翻译这些中国古典诗歌的策略和特点，大概有如下几点：

（一）把握精髓，增删得当

“正确理解，才能正确翻译。”[7]忠实的传达原诗内容是译诗最基本的要求，而翻译中国诗歌的第一个难点，就是准确理解诗歌涵义。汪榕培同样认为：“译诗者的理解是他用外语表达的基础，只有他自己把握住原诗的精神实质才有可能把它‘生动逼真’地再现出来。”[8]如果连译者对诗歌的真正涵义都不能准确把握，那么诗歌的翻译一定会导致误译、错译的后果。

如《论语·先进》第六篇“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文中的白圭二字指《诗经·大雅·抑》中的诗句：“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兰之玷，不可为也”。此时，译者必定要对“白圭”的出处和意义有所了解，才能将该篇的意思补充完整，让目的语读者明白为何“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翻译时，辜氏即对原句中未出现的诗句进行了补充翻译：A fleck on the stone may be ground away,A word misspoken will remain always.

辜氏把握了孔子言语的精髓，在对原文的正确理解基础上，采取了补充翻译。同样也表明他的翻译并不严格追求表面字句上的忠实，而更注重译文能够在功能上和原语对等，让目的语读者和原语读者能同样的反应和体会，同样意识到：孔子对弟子南容慎言十分欣赏，呼吁人们要学习他言语谨慎的行为。

（二）音形再现，如切如磋

《论语》中近十次引用《诗经》中的词句。这些四言诗排列整齐，很多都可以合乐歌唱，思想感情深沉，又硬于记忆传诵。用字遣词方面常使用叠字、双声和叠韵词，极大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和音乐性。“如果译出的诗不能传达出原诗的韵味，并没有感染力，那就不是成功的译作。……无论汉诗或英诗，音乐美很重要。”[8]辜氏严格遵循了“以诗译诗”的原则，并在形式上、音律上尽可能实现原文美感的再现，而同时又能符合英美读者对诗歌美感的要求。

如《论语·八佾》“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为《诗经·卫风·硕人》篇中的两句。其中“兮”是古诗中的语助词，相当于感叹词“啊”。辜氏的译文如下：

Her coquettish / smiles， a

How dimpling / they are； b

Her beautiful / eyes， a

How beaming / they are. b

由于英汉语言系统的差异，原文中四字对仗的形式难以照搬。而辜氏将它变成了英诗惯用的长短句式，两句的单词数（音节数亦相等）相等，保留了视觉上的整齐感。音律方面，汉语主要以平仄音调组成诗句，而英语诗歌的格律以音步划分。由此，辜氏用英文诗歌的抑扬格翻译中文原诗平仄相间的音律规则。由于两种音律特点在中英诗句中都起抑扬顿挫的作用，读起来都琅琅上口，因此两者的转化十分有益于保留诗歌的音乐美。此外，原文的尾韵在译文中变成了押头韵及abab形式的尾韵。虽然押韵的形式有一定差异，但是在各自的语言、文化中产生的效果是类似的，美学功能是一致的。

（二）如琢如磨，意味幽远

诗歌的语言高度凝练，寥寥数语可总结出无数关于美学、哲学、社会和文化的思考，体会到诗人的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诗歌翻译的最高境界则是翻出“意境”，从而让一首诗歌在另一种文化中再现出强大无比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中国古典诗歌深厚的文化意象、悠远的民族文化背景、言简意赅的语言风格却给译者带来了两难的困境：若忠实翻译，难以还原诗歌的艺术和意境，反而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若自由翻译，则舍弃了原汁原味的美感。此时，最需要译者有灵活的变通能力，在吃透原文的基础上，保留目标语读者可以接受的部分，用目标语中相似的语言风格和文化意象替代难译的部分。如辜氏翻译《论语·微子》第18篇中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他是这样翻译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a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b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b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c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c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c

原诗共6句，且每句字数不一，无押韵，但平仄有序，读起来十分有乐感。而译文中，则将诗歌译成了7行3句，每行为8音节抑扬格，末尾押脚韵的排列方式为abcbccc，虽表面上没有忠于原文，却完全符合英文诗歌韵律特点，读起来同样琅琅上口。前半段，译者基本上进行了忠实的翻译，但由于英语表达上的局限，译者调整了部分语序。译文的第三句是整段的中心句，辜氏并未像原文一样重复词语，而是用一个动词“Renounce！”以及一句祈使句强有力地表达了孔子决定退隐强烈的无奈之情。

三 结 语

辜鸿铭深厚的中英语言和文化底蕴为他的诗歌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站在西方读者即接受者的视角着手翻译，不拘泥于保持原诗字句的对等，而是在吃透诗歌的语言、咀嚼原诗内涵、洞悉目的语文化背景的基础上，去次存精，舍弃可能造成读者理解障碍和误解的意象和表达方式，保留诗歌精髓和灵魂；译文情感丰富、自然流畅，不仅符合英语诗歌的表达习惯，易于被西方读者所接受，更符合西方欣赏诗歌的美学和价值观。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他对每一首诗歌的翻译态度和翻译策略，正是他的精心斟酌，使得诗歌本来的风貌和盘托出。真正达到了“像原诗那样形神兼备，原诗是艺术品，译诗也应当是艺术品”[8]。他的翻译不仅传递了原诗的语言和文化，也成为了优秀的英文诗歌作品。

诗歌的翻译中国古典诗歌虽“难译”，却已有许多勇敢的中外译者尝试：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译文忠实而拘谨；美国诗人、翻译家庞德（Ezra Pound）“改写”原诗，译文凝缩、简练、含蓄，而不过多追求形式与韵律；中国翻译家许渊冲注重诗歌意美、音美的传达，并不遗余力地追求再现原诗的形美；汪榕培译诗尽可能在保持原诗的风貌的基础上还原诗歌的意境。辜鸿铭先生虽不是“诗歌英译”众著名翻译家中的一员，但其儒学经典的英译名扬海外。而他在儒学经典中留下零星的诗歌翻译，也足以让人瞥见他中西文学的功力和翻译的风格特点，为后人的汉诗英译和中国诗学的“西渐”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范本和经验。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郭建中.序[A].陈刚.西湖诗赞[C].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6.

[3]穆诗雄.论英译中国古典诗歌的不可译性[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

[4]茅盾.译诗的一些意见[A].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5]Nida,Eugene A. Translating Meaning[M].San Dimas California: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1982.

[6]辜鸿铭.黄兴涛编译.辜鸿铭文集[C].海南:海南出版社,1996.

[7]江枫.“新世纪的新译论”点评[J].中国翻译,2001,(3).

[8]汪榕培.比较与翻译[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H315.9

A

1673-2219（2012）06-0027-02

2012－04－09

章莉(1985－) ，女，浙江金华人，助教，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典籍英译。

（责任编校：王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