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海霞

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文化困境与出路*

● 董海霞

文化是道德及道德教育的精神寓所。当代中国古今中西文化共生共存的现实际遇正在使固有的文化精神渐行渐远，道德教育面临种种困境。面对时代的文化问题，道德教育要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意识，通过培养新道德人格来重塑道德精神，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文化使命。

道德教育；文化；文化自觉

如果说宏观的文化环境以自在自发的方式影响着人的文化性获得，那么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性存在理应自觉自为地促使个体文化性的生成，通过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和创新，有目的地引领个体精神世界的生成和塑造，使个体形成富于文化特色的道德性，成为与所生存的文化环境和谐共处的文化道德个体。因而，回归文化的本体意义，是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应然选择。

一、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文化际遇

文化是道德及道德教育的精神寓所。道德教育始终存在于一定的文化谱系之中，体现文化的内在精神和价值理想，是一种文化性存在。从古代的儒家文化到近代的 “新文化”，从计划经济文化到市场经济文化，伴随中国的文化演进，道德教育在不断变革与发展。当前中国有着复杂的文化图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缠绕，呈现出矛盾冲突状态，文化的复古主义、虚无主义、全盘西化、殖民文化等思潮愈演愈烈。成为主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原有的计划经济、小农经济等价值取向汇合为一，社会经济、文化价值等正在经历重大转型，现实的文化问题凸显。文化的变迁使社会生活主体面临无可避免的剧烈文化冲突和心理震荡：道德价值路向模糊、文化认同危机、价值相对主义、道德冲突，不一而足。中国人体验着各种价值观的彼此冲突，对成为何种人，持有何种道德价值观无法做出抉择，处于一种漂泊的无根境地，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固有精神家园。个体精神世界出现道德迷失、价值混乱、虚无主义，现实生活世界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流俗主义等道德失范现象屡见不鲜。道德的融合与异化的冲突，都在加剧。道德教育经历着文化精神迷失的深层危机，这既给道德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使道德教育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二、当代中国道德教育的文化困境

（一）道德价值观的一元主导与多元诉求的矛盾

人类任何有意识的行为都必然表现出某种或外显或内隐的价值判断，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方式，比照其它以传授知识和技能为主的教育方式，它发生的场景不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学校中，其核心旨趣都是通过道德价值观改造人的精神观念，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文化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道德价值观是道德的核心，也是道德教育的根本指向。道德教育一向以传授主流道德价值观为其应然旨趣，在价值观的选择上大多呈现一元主导的局面。文化全球化、多元化时代，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不同民族、国家、群体的文化价值观，无论是积极、消极还是中性的，都共时性地呈现出来，与之相伴的是道德价值观一改往日的单一性，呈现出多元并存的时代特色。各种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高密度并存和流行，造成当前主流文化失去方向，道德教育在道德价值观上一片迷惘。

（二）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冲突

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的冲突主要体现在对义利问题的理解。义利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道德教育关注和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传统儒家文化视野中，一向推崇的是“义大于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深深地印刻在国人的头脑中。尤其是文化人耻于谈利，故有“饿死事小、失节是大”“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传为美谈，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义利分离的价值取向。中国文化发展到今天，以往的文化模式为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现有形态所打破，中国社会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并存于同一时空中。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走向成熟，人们普遍认为追求利益非但不可耻而且合情合理，一方面强调自由、平等、公正、竞争，另一方面却又投机钻营，谋取自身的利益。这种道德文化现象的存在直接反映出传统道德与现代道德之间的冲突。

（三）本土道德与异域道德的张力

在中国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农耕文化中，人们之间的交往主要发生在夫妻、父子、兄弟姐妹、朋友和邻里之间，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生存方式基本上涉及不到本土道德与异域道德的关系问题。随着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日益挺进，文化的国界意识越来越模糊，不同的道德文化彼此相互交流、融通的平台越来越宽广，同时，由于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又不可避免地在本土道德与异域道德之间产生一种张力。道德教育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向道德个体传递特定的道德价值观，引领个体精神的生成，如果道德价值观混沌不清，相互冲突，道德教育必然无所适从，这种张力导致道德教育的困惑。

三、文化自觉：当前中国道德教育的出路

所谓道德教育的文化自觉，是指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性存在，并非只是文化的被动适应者，更重要的是还具有一定的主体性，通过对道德人的培养，重塑道德精神，引领个体精神世界生成，实现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培养新道德人格：道德教育文化自觉的目标

道德人格是指人格的道德规定性，构成了一个人比较稳定的内在的精神结构，由此产生出比较稳定的或一贯的行为倾向和生活态度，是一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总和。道德教育的文化自觉就在于在新的背景下培养新道德人格，以适应时代的发展。

首先，新道德人格要具有文化认同感。“人不是处于自然状态，而是处于教化状态、文化状态之中，人应当按照文化的法则来生活。”[1]这就是文化认同，也就是一种文化上的群体共识和归属感，是一种寻根意识。在文化开放的当代，一种文化共同体不能不受到来自不同共同体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作为一种文化之中的个体，首先需要对所处文化的共相或精神内核有一种深刻的认可，明确地获知其何所是，知其何所来，形成一种文化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能够生成复杂的文化精神的共性，增进对民族国家的心理依恋。只要文化认同存在，人们即使身处天涯海角，生活在不同的异文化背景中，也会以自己的文化方式而存在，这是一种文化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因而，新道德人格首先要具备文化认同感，也就是明确而清晰地知道自己究竟是谁，自己的根在何处，自己的心灵家园在哪里。

其次，新道德人格要具有全球意识。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我们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我们应当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站在全球的视野去观察、认识、理解世界，关心全人类的共同命运，这就是全球意识的体现。关心人类的共同利益是新道德人格具有全球意识的第一个特征。失去控制的人口增长，能源危机，现实的和潜在的资源匮泛，环境恶化，道德价值的下降，信念丧失等，这些问题关乎人类共同的未来利益。尊重和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培养人类整体利益意识就是新的文化时期新道德人格培养的必然要求。另外，要具有国际理解的情怀。全球化进程为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在全球化的视域中，新道德人格要认识文化之间的平等性，对他者文化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以宽容和开放的心态尊重世界各民族国家在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差异，彼此扬长避短。此外，还要具有文化平等的心态。世界是文化的百花园，不同国家和民族都拥有独特的文化、信仰等，其表现方式或许大相径庭，但是各种文化在存在意义上都是平等的，不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分。各个国家的文化之间应该保持毫无障碍地相互了解和理解，平等相待、真诚合作。

再次，新道德人格要具有主体意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哲学及教育理论界达成一个普遍共识：要培养具有主体精神的人。高清海先生指出，“把人从自然纽带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观念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具有独立活动能力的自立的人。把人从多年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养成的一切等待上面指示、仰靠上面调拨的依赖心理和习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成为敢于用自己头脑思考问题，能够独立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自由个人。”[2]而鲁洁先生针对西方社会发展中由于个体主体的过分张扬导致的 “单子化个人”及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紧张关系，提出了中国道德教育要注意培养“共在型独立人格”的建议。[3]在当前多元文化价值观彼此碰撞，他者道德文化价值观不断冲击本土道德文化的背景下，新道德人格的主体性就显得格外重要。

（二）道德教育文化自觉的内容

首先，确立“和而不同”的文化立场。不同文化因其历史发展进程、生存条件和方式的迥然不同，产生截然不同的文化精神、文化特质、文化习惯与思维方式，体现着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因而，对于道德和道德教育的理解与体悟也截然不同，在道德教育的理念、内容、方法等方面自然也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色。在一定意义上，选择某种道德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道德价值观不同也是文化选择、生活方式的不同。另外，“和而不同”的文化立场，意味着各种道德价值观求同存异，建立普遍伦理。回顾20世纪的文化哲学研究，其核心旨趣都在于要消解理性的独断性，确立以人的开放性为核心的理念，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和而不同”。而对全球普适伦理与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交往和对话的强调也都是试图在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样式之间求同存异，保持一种相互的开放，确立主体间性。还需要指出的是，坚持“和而不同”的文化立场要摒弃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规则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对现代人来说，生活的基础已经扩展到世界规模，像过去那样把人的生存基础禁锢在国家这一有限的框框里，并且相信这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因素，那样的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在现代，所谓自己生存的国土，也可以说那就意味着世界。”[4]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产生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处于领先地位。

其次，培养文化寻根意识。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并不完全在于生物学意义上的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而在于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根，即中华民族悠悠几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中华文化。这是国家和民族世世代代积累而成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民族的精神记忆和精神家园。因而，道德教育若要培养新道德人格，就需要培养文化寻根意识。然而，“全球化的功利化、碎片化、漂浮化和平面化，导致了个人文化根基的断裂，归属对象的丢失，国家感、集体感的无从体验，精神和意义的危机与迷失。”[5]道德教育“可以以其特有的培养和内化机制，促使受教育者通过学习和修养进行自觉反思，剖析和揭示载负于自身心理结构之中的文化沉淀，在保有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舍弃自发沉淀于人格结构之中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观念、思维结构、行为方式、情感态度，从而优化国民的人格特征”。[6]让学生在理解、亲自体验和实践某种文化样式、生活类型的过程中去把握、体会道德的真谛，建构自己的人格系统。换句话说，道德教育要真正深入学生的灵魂，重构其精神的大厦，就务必让学生在各种文化生活的土壤里自主的生长和历练，在真实的文化环境和空气中全身心的浸润和品位，深刻地体验本土文化的精髓，唯其如此，方能在新的文化发展时期养成文化寻根意识，无论发生何种文化变革都始终不忘自身文化传统的历史之根本。

再次，增强文化对话意识。首先道德教育与文化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决定了道德教育要增强文化对话意识。道德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处于某种特定的文化之中，宏观的文化环境在更上位的意义上引领着道德教育所坚持的道德价值观。道德教育的构成要素无不深深地带有文化的烙印，为处于其中的文化所影响和规约。与此同时，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性存在也并非只能被动地顺应文化的规约，而是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在稳定的社会中通过传承既定的道德知识、行为规范和道德价值观使个体获得文化性，在社会转型的动荡时期，道德教育的主体性体现得更加明显，道德教育通过重塑人的道德性，生成新的道德人格来影响文化的发展方向。再者，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并存的时代背景决定了道德教育要增强文化对话意识。人类的文化存在方式和人类的发展历程表明，正是因为不同形态的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个性品格，才更需要彼此之间的对话。当今时代，全球化趋势使人类道德文化的相互融合程度加强，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消解了固有的文化壁垒，敞开胸怀欢迎异域文化的到来。文化对话不仅是各种文化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的方式。道德教育要有宽容度，承认世界多元文化存在的合理性，而道德教育的生命力就在于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道德教育要有思维宽度，改变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方式，从排他性中解放出来，孤陋寡闻，与世隔绝难以达到道德文化的高境界。

[1]樊浩．文化与安身立命[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40．

[2]高清海，哲学的奥秘[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33-245．

[3]鲁洁.转型期中国道德教育面临的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00，(5)．

[4][美]汤因比，[日]池田大作．苟春生译.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227．

[5]邬志辉.教育全球化：中国的视点与问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64．

[6]鲁洁.超越与创新[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92．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重点课题《当代中国青少年道德人格教育的文化困境及对策研究》（JG11DA002）阶段性成果。

董海霞／渤海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道德教育、教育哲学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