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明 李太平

重建精神家园：乡村教育的文化使命*

● 王 明 李太平

在现代社会，乡村文化仍有其存在的空间与合理性。但近代以来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中国新式乡村教育，表现出鲜明的“反乡村文化”的特性，与乡村社会以及乡村文化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乡村教育需要重新定位，以担负起乡村文化重建这一重要使命。

现代性；乡村文化；乡村教育

有关中国乡村教育的探讨，通常存在着“为农”与“离农”两种取向，二者表面看来相互对立，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即仅关注于如何解决生存的问题[1]。而文化视角下的乡村教育，则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关涉。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之下，乡村教育担负着特殊而重要的文化使命，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重建乡村文化，以培育乡村学生的生命之根，重新营造乡村学生包括广大村民的“精神家园”。

一、精神家园的失落与当前乡村文化的危机

在当前的中国农村，一方面，乡村文化中传统的因素已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其存在的空间已被极大地压缩；另一方面，乡村文化中虽已表现出种种现代性的因素，但却远未成熟，尚难以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起到规范与导向的作用，还不足以构成村民的精神家园。乡村文化由此呈现出虚空状态，逐步丧失了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整合力。当前乡村文化的危机及其带来的影响，已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深刻地表现出来。

（一）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

在传统乡村社会，由村民共同组织、参与的花灯会、赛龙舟、扭秧歌、唱大戏等民间文化形式，以及各种宗族祭祀的仪式共同构成了村民的公共文化生活。而用以支撑这种公共文化生活的，则是一种村民所共同具有的“公共理念”[2]，它是维系村落共同体中成员之间情感与相互关系的纽带，构成传统乡村文化内在聚合力的重要来源。然而，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的展开，在村民的“私性文化活动”[3]获得极大丰富的同时，公共文化生活却日渐式微，传统的民间文化形式正逐步从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淡出。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市场经济、大众传媒等现代性因素对村民传统的“公共理念”的侵蚀，另一方面则在于当前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相对滞后性。作为精神文化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生活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村民精神生活的匮乏，为填补精神上的空虚，村民或者仅仅致力于私性文化生活的满足，耽于物欲的享受，从而导致了农村中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盛行，以及村民原子化的倾向；或者转而寻求其它替代性活动，这又滋生了地下宗教、“黄赌毒”等不良社会现象。与此同时，公共文化生活的缺失，还在更深层次上引发了乡村文化认同的危机，加速了村落共同体内部的分裂。

（二）本体性价值的失落

传统乡村社会结构，表现为以家庭为本位的“差序格局”，作为社会结构的核心要素，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生产和消费单位，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宗教性质的单位。受祖先崇拜的影响，家庭的生育功能得到强化，而生育的目的主要在于 “传宗接代”，以使家系连续不断，维持祭祀祖宗的香火之不坠，这就构成了“数千年来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重心之所寄”[4]，也就是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农民生活的“本体性价值”[5]。通过传宗接代，农民就可将有限的生命延续到无限的子孙繁衍之中，由此，家庭就成为农民全部情感与期望的寄托以及安身立命之所，成为其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然而，近年来，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全面进入，在农村中理性与算计开始取代血缘亲情成为人际关系的尺度。农民逐步失去了其赖以安身立命的价值观念，越来越缺少历史感与地方感，与父母、兄弟以及同村人之间越来越缺少情感的联结，其相互关系正逐步演化为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本体性价值的失落，易导致人生的无意义感，农民意识不到人生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失去了情感的寄托和生命的归宿，进而就会引发农村中一系列的伦理性问题。当前诸如子女虐待父母、离婚现象的普遍化与“合理化”、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无休止的盲目攀比与“面子”之争等，都可以被看作是本体性价值失落之后农民价值世界异化的表现。

二、作为现代性产物的中国新式乡村教育

自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下移，在中国乡村中以新式学校为主要形式的乡村教育，在其实质上是作为现代性的产物而逐步出现的。新式乡村教育自其产生之初，便已表现出“反乡村文化”的特性。就当前中国的乡村教育来说，这种“反乡村文化”的特性仍然有着鲜明的体现：

（一）以城市为价值取向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集中体现，与之相关的城市生活与城市文化通常被认为是现代的、文明的、先进的；而乡村则通常与传统社会相关，乡村生活与乡村文化因而就是保守的、愚昧的、落后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现代乡村教育在教育目标的确立上，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取向。它旨在培养能够掌握现代社会生活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的“城市人”，并教育学生走出乡土，远离乡土，为将来的城市生活作准备。乡村教育的这种城市取向，导致乡村学生普遍缺少对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的亲近感与认同感，造成其对乡村生活的片面认识，引导并强化了学生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乡村精英的大量流失。

（二）以传授“普遍性”知识为中心

受现代科学知识型的影响，乡村学校中所传授和崇尚的是一种“普遍性”知识，也即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它是乡村学校课程内容的主要构成部分。这种“普遍性”知识宣称自己的知识标准是用以评判知识合法性的惟一标准，乡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包括民间传说、礼俗、手工艺等由于不具备其所宣称的知识标准，因而处于一种被宰制的地位，被认为是不合格的知识，非“真正的知识”，其基本上被排除在学校的教育内容之外，即使存在，也仅是作为学校课程体系的一种点缀。但乡村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其本身无疑有着重要的存在价值，作为人类多样化知识中的一种，它所体现的是乡村社会村民数千年来生活智慧的凝结，是乡村生活合法性的表征，以及维系乡村社会凝聚力的来源。乡村学校由于以传授“普遍性”知识为中心，一方面导致乡村学生对乡村地方性知识的疏离，使其难以产生对乡村生活的亲近感与依恋感，同时，由于乡村学生所处的地方性知识传统不符合乡村学校所要求的知识标准，这无疑又会导致乡村学生的自卑感以及对乡村文化的不自信，从而影响到乡村文化以及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与更新。此外，由于这种“普遍性”知识难以有效融入到乡村生活之中，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乡村学校与乡村社区的隔离。

三、应然的使命：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重建

（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命运

社会现代化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深刻的社会变迁过程，其中，工业文明逐步取代农业文明而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是其重要表现，在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城市文化的冲击与渗透之下，奠基于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乡村文化在这一进程中不可避免地日渐边缘化。但乡村文化最终是否会走向消亡，在当前尚难有定论。事实上，乡村文化在现代社会仍有其存在的空间与合理性，它能够与城市文化形成必要的互动与相互补充。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其《农民的终结》一书再版时的“跋”中指出，二战后30年法国的城市化进程仍旧具有浓厚的乡村色彩，乡村社会在经历了最初的凋敝之后，出现了“惊人复兴”，尽管传统意义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消失，乡村在生活方式上也已完全城市化，“但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差别仍然如此之大，以至于城市人一有可能就从城市溜走，以便到乡村和小城市里去重新找回城市的乐趣，仿佛只有这一点才赋予生活一种意义”。[6]具体到中国的乡村文化，一方面，文化中本来就蕴含有某种持续性和稳定性的因素，尤其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乡村文化传统，表现出极大的惯性，至今仍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以及价值观念；另一方面，由于幅员辽阔，中国乡村社会不同地区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这些都决定了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可能很快消失，而是会长期存在。

当前乡村文化的种种危机，实际上是转型期乡村社会中传统与现代的因素间激烈地碰撞与冲突的表现。基于乡村文化存在的这种长期性，现阶段乡村文化的重建就突显出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但这里的重建，并非是要向传统复归，在现代化的背景下，这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当然也并不是要完全移植城市文化，企图实现对乡村文化的彻底改造，而是指通过有效整合乡村文化中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在继承与超越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变。

（二）乡村教育应担负乡村文化重建的重要使命

文化与教育之间本来就存在着直接而又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学校教育的内容直接来源于人类所创造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本身是维护过去的，它是保存传统的重要的社会活动。如希尔斯所说，“教育即传授，而传授意味着延传某些已经获致的东西”。[7]同时，作为一种精神成人的活动，教育正是借助于文化实现了受教育者的精神建构。另一方面，教育是文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通过对人的培育，教育实现了文化的延续与更新，在这一过程中，如叶澜教授所指出的，“文化经历了由群体向个体转化，再由个体转化为群体的过程。教育沟通了群体的精神力量和每个个体的精神力量”。[8]乡村学生是乡村社会未来的建设者，同时也是乡村文化延续与更新的主要实现者，从文化与教育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中可知，作为对乡村学生进行培养与教育的主要机构，乡村教育在当前乡村文化的重建中应扮演关键的角色。乡村教育旨在促进乡村学生的健康成长，这离不开乡村社会这一生活场域，同样也离不开乡村文化对乡村学生的滋养与培育，对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应是乡村教育的应有之义。但同时，传承与发展乡村文化并不必然要排斥以城市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城市文化对于乡村学生在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乡村文化的重建也需要借助城市文化中的有益成分。通过接受教育，乡村学生应具备一种跨文化生存的能力，既对乡村文化保持自信，同时又具有一种开放的胸怀，从容接纳城市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通。

（三）乡村教育的重新定位

当前中国的乡村教育，一方面表现出“反乡村文化”的特性，与乡村社区与乡村生活处于隔离状态；另一方面，在与城市学校的竞争中，乡村教育完全处于劣势，其向上流动的功能日渐弱化。无论是在整个社会还是在农村社区，乡村教育都处于一种边缘地位。因而，为担负乡村文化重建这一重要使命，乡村教育需要重新定位。

1．走进乡土，亲近乡土

乡村学校中，通常汇聚了一批拥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教师，他们具备一定的学历水平，拥有较为宽广的视野，是农村社区先进文化的代表；同时，乡村学校还具有一定的基础文化设施，以及相对较为便捷的信息获取渠道，这使得乡村学校具备成为农村社区文化中心的可能性。作为文化中心，乡村学校要打破与农村社区的隔离，要对农村社区开放，形成二者之间的有效互动；要走进乡村生活，了解乡村生活，通过传播知识与技术，引导村民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为乡村生活服务；要对乡村社区的礼仪风俗、文化传统进行收集、整理、传递与保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更新；要对农村社区适度开放其文娱、体育与休闲的场所与设施，丰富村民的公共文化生活。在课程建设方面，乡村学校应增加乡土课程的开发。乡土文化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不但可以丰富学生的日常生活，使学生掌握必要的乡土知识，而且可以培育学生对乡土生活与乡土社会的情感，为乡土文化的传承以及乡村社会的未来建设储备相应的人才。

2．对乡村文化的批判与超越

走进乡土，亲近乡土，并非意味着乡村教育要完全地接受或顺应乡村文化，其最终目的应是在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引导乡村社会中健康、文明的新风尚的形成。就现实情况来说，现实中的乡村文化已经包含有诸多的现代性因素，其中既有一些优秀的文化成分，当然还包括一些腐朽成分，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以及传统乡村文化中本来就存在的一些落后的、不合理的成分。乡村教育既要融入乡土，同时也要与乡村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才能从整体上对乡村文化进行理性检视，充分发挥文化批判的功能，重建乡村文化。一方面，要充分挖掘传统乡村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通过对这些优秀成分进行整理、保存、传递与弘扬，发挥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所应具有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要对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保持理性审视与批判的态度，既要祛除其中的糟粕，同时也要继承与弘扬其中的精华成分，在不断对其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乡村文化的持续更新。但教育活动是以人为直接对象，通过对人的培养，来实现其为社会与人的发展服务的功能，因而，乡村教育对乡村文化的批判与超越，最终要体现在乡村学校的课程与教学，以及为乡村社区的服务活动中。

四、当前乡村教育的出路

乡村教育可以而且应当将乡村文化重建作为其重要使命，这是当前乡村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然而，就当前乡村教育的现状来说，要担负起这一重要的使命，乡村教育还面临着诸多的困境，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变革。

（一）变革单一化的乡村教育模式

当前的乡村教育，基本上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模式，它所关注的是少数能够通过考试，进而获得进入城市生活的文化资本的学生，对于大多数升学无望的学生来说，他们本应成为乡村社会的建设者，但其教育生活的质量却缺少应有的关注，在表面的升学机会平等的掩盖之下，他们在教育中的真正需要却被忽视，未能享受到属于他们的教育，“他们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9]。同时，由于乡村学校与农村社区的隔离，乡村学生通常缺少必备的乡土知识，无论是那些升学成功者还是那些升学失败的学生，都往往缺少对乡村社会以及乡村文化的情感，他们所向往的仅是繁华的城市生活。乡村教育以升学为导向的单一模式，将乡村学生与乡村文化相隔离，从而影响到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更新。为担负重建乡村文化这一重要使命，乡村教育需要探索真正符合乡村社会需要的教育模式。首先，要重新确立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也即要将乡村教育的重心真正落实到学生的健康成长之上，关注学生真正的需要，并围绕这一目标，在课程的设置、教学的方法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其次，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乡村学校应开发并设置多样化的乡土性课程，使学生与乡村生活以及乡村文化保持密切的关联，并合理安排必修与选修课之间的比例，以满足不同群体学生的需要。

（二）突破师资建设的困境

师资建设是当前乡村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由于在办学条件、教师待遇等方面都很难与城市学校相比，乡村学校不仅很难吸引到一批优秀的、充满乡土情怀并致力于乡村教育事业的年轻教师，而且现有教师队伍也不够稳定，骨干教师流失严重。而在更深层次上，现有乡村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普遍持有一种城市取向的价值观，缺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投身乡村教育事业的热情，与乡土文化以及农村社区处于一种隔离状态。乡村教师是乡村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是乡村文化得以传承与发展的关键，乡村教师整体素质的提升与保障是乡村教育发展的根本之所在。因而，要采取相应的措施，突破当前乡村学校师资建设的困境。第一，进一步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优化工作环境，稳定现有教师队伍，同时制定相关的政策，吸引优秀的师资。第二，加强现有乡村教师的培训，注重培训的实效性；在培训的内容上，要针对乡村教育的独特性，关注乡村教师的真正需要，不仅是要传授现代教育教学理念，提升乡村教师的专业素质与能力，同时还包括一些优秀的乡土文化知识，注重对乡村教师的乡土文化启蒙，引导乡村教师认识乡村教育的独特价值以及作为乡村教师的文化责任，培育其对乡土文化以及乡村社会的情感与热情。第三，完善现有的社会支教体系，努力为支教生以及教师提供一个施展其能力与抱负的平台。在当前乡村学校的师资不可能很快得到改善的状况下，完善的社会支教体系意义重大。外来的优秀教师不仅可以开阔乡村学生的视野，同时还可以给较为封闭的乡村学校注入一股新鲜空气，以改善乡村学校的教师文化，对乡村教师素质的提升产生间接的影响。

（三）增强乡村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教育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政府应将其视为一项重要的公共事业，把乡村学校建成为农村社区的文化中心。学校基础设施涉及校舍、仪器设备、图书资料、运动场地、生活设施等诸多方面。当前乡村学校在基础设施方面，尚不足以保证其发挥作为农村社区文化中心的作用。政府应逐步增加对乡村学校的资金投入，发挥主体作用，并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和吸纳社会资本投资乡村学校的建设。政府还应制定相关政策，提高资金使用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引导资金的使用方向。如在当前，乡村学校最需要的并非是现代化的一流校舍、运动场馆以及先进的仪器设备，而更为需要的是丰富的图书资料以及一些较为便利的生活设施。在满足学校发展基本需要的前提下，然后再加强学校其它基础设施的建设，逐步将学校建设成为乡村社区集体育、文娱、休闲等公共文化活动为一体的中心，满足村民公共文化生活的需要。

[1]钱理群，刘铁芳.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270．

[2]吴理财，李世敏．农村公共文化的陷落与重构[J]．调研世界，2009，(6)．

[3]吴理财．农民公共文化生活的式微与重建[J].中国乡村发现，2006，(1)．

[4]李亦园．人类的视野[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277.

[5]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J].开放时代，2008，(3)．

[6][法]孟德拉斯．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307．

[7][美]爱德华·希尔斯．傅铿等译．论传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92．

[8]叶澜.教育概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74．

[9]刘铁芳.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J]．读书，2001，(12)．

*本文系2008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08JZD0002)“马克思主义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阶段性成果。

王 明／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李太平／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学校德育研究

（责任编辑：刘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