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柳钦

行为经济学的起源、萌芽、成长、繁荣及其发展趋势

陈柳钦

行为研究是由来已久的。行为经济学产生的外因是心理学的逐渐成熟和新研究工具与技术的出现。1950～1960年代较为活跃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系统地通过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1970年代，行为经济学进入快速成长时期。1980年代以后，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特别是2002年以来，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汇入主流，使得经济学研究更加具体现实、生动鲜活，更能体现出经济学的本质，大大增强了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性，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解释力和预测力更强的科学。

行为；心理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一直将其理论建立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其中“经济人”假设扮演着理论基石的角色，支撑着整个分析大厦，即人的行为是理性和自私的，并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在“经济人”假设和“最大化”原则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运用一系列数学工具建立起精致恢弘的理论体系。经济学成为了精密的分析科学，具有“完美”的表达，得出确定的结论和规律。但是，随着经济从大批量规模化确定性生产向体验式个性化不确定生产的过渡，传统经济学越来越难以解释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许多多“非物质动机”或“非经济动机”行为，坚实的理论内核也受到各种新兴理论的质疑和挑战，行为经济学就是其中一个。所谓行为经济学（Behavioral Economics），顾名思义，就是指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它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行为经济学是一门介于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重视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试图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基本假设进行修正，将非理性等复杂的人类行为分析融入标准的经济理论之中。由此可见，行为经济学的宗旨是让经济学更现实、更具解释力。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S·Becker，1980）认为，经济学研究已进入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经济学仅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即传统市场学。到了第二阶段，经济理论已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也就是研究货币交换关系。现在的第三阶段，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以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策。因此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已成为当今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按照这种观点，行为经济学就是第三阶段经济学的骨干理论。

一、行为经济学的起源

行为研究是由来已久的，最初的行为研究显然与军事研究，政治、历史，特别是哲学及道德等研究有密切的关系，而所有这些人文科学，没有一个是可以离开人的心理的。因此，如同其它人文科学对人心理分析的依赖一样，经济学中对心理的分析也是早期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行为经济学产生的外因是心理学的逐渐成熟和新研究工具与技术的出现。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一门学科，它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相伴随，并为研究人类的各种经济行为提供自然科学的理论支持。

早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时代，他就已注意到了人类心理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1759年，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展示了个体行为在心理学上的渊源，并且充满了对人类心理学的深度思考。在这本书中斯密认为，行为是激情和公平两者相互斗争的结果。激情包括由饥饿和性等带来的驱动，情绪如恐惧和生气，动机情绪如疼痛等。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处于激情的直接控制下，但是与此同时他会考虑其他人的情绪，会关注公平。在这个过程中始终有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在进行“监督”。这本书中许多关于人类心理的观点，目前都正在被证实，其中许多观点预示了当前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不过，受心理学自身的发展所限（可视为社会存在的制约），斯密并没有在这条道路上继续深入下去。

除此之外一些对新古典经济学有着巨大贡献的古典经济学家同样重视人的心理活动，并且试图以此为出发点来解释经济现象。代表性人物有众所周知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威廉姆·杰文斯（William Jevons）等。他们把欲望作为研究的出发点，研究人的欲望和如何满足欲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他们从享乐心理所支配的人格欲望出发，去找寻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边沁最早提出“效用”的概念，主要侧重于人们心理上的真实的感觉，它包括快乐、痛苦等情感因素。由此他也被称为“效用主义哲学家”（utilitarian philosopher）。1881年，埃奇沃斯（F.Edgeworth）在《数学心理学：关于在伦理科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论文》中介绍了他著名的“盒状”图，讨论了两人谈判的结果。他所得出的社会效用模型表明，一个人的效用会受另外一个人的支付所影响。埃奇沃斯盒状图（Edgeworth Box）指方形的盒的长和高分别代表两个消费者（或生产者）所拥有的两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总量，盒状图中各点表示两种商品（或要素）的总供给量在两个消费者（生产者）之间的配置状态。埃奇沃斯盒状图揭示了当所有消费的总量或经济活动中使用的投入品总量固定时，如何配置资源、考察生产的效率。与对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相类似，在证明生产中帕累托有效投入品的生产效率的论点时，也可以用定义两种投入品之间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给出。

在研究价格基础的问题上，1970年代出现的“边际主义革命”是工业化以后经济学第一次大规模的将人的心理因素引入经济学。以卡尔·门格尔（CarlMenger）、欧根·庞巴维克（EugenBohm-Bawerk）、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为代表的边际学派提出了“主观效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他们的全部理论。边际学派是第一个将整个经济学基础建立在心理因素的基础上的学派。但是，在这段时间内，心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是分开的，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尚未摆脱神学的束缚。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中说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这个也可以理解为，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早就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与渊源。众所周知，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科学。经济学的产生是始于人类为了更快、更多的获得物质财富的欲望与实践，而欲望的实现要通过人来实现。

1902年，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出版了《经济心理学》（Economics Psychological）一书，此书标志着经济心理学①经济心理学（Economics Psychological）又称心理经济学（Psychological Economics），是研究人们对生产关系、经济政策和经济机制的心理反映规律的科学，是经济学、管理学和心理学相结合的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塔尔德在其书中强调：（1）强调经济现象的主观方面，提出了主观价值论的观点。货币在经济学家眼中是价值的标志，但是货币是与人的信仰、希望、思想、意志等主观方面相联系的，不同的人对货币的主观价值是不一样的。（2）提出心理预期的观点。认为股票市场中证券价格的起落不同于气压计指数的上下波动，而是受股民预期的影响。1907年，新古典经济学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在《政治经济学手册》(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指出，在实际生活中，逻辑行为与非逻辑行为“几乎是混杂在一起的”。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对“企业家精神”的分析中认为，首创性、成功欲、冒险和以苦为乐、精明与敏锐、强烈的事业心是构成企业家精神的五大要素，其中每一种都涉及企业家心理。1915年，帕累托在《普通社会学纲要》（A Treatise on General Sociology）中，以“社会效用和集体欲望”代替先前所主张的“个人的效用和个人的欲望”，认为“社会效用”是非逻辑的、非数理的、不能测量的和感情冲动的。1930年，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利息理论》（The Theory of Interest）中对“货币幻觉”（Money illusion）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利用利率很难从整体上有效地对通货膨胀进行调节，并对与个体的自我控制、预测和习惯等相联系的储蓄行为进行了解释。约翰·凯恩斯（John M.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中提出，随着经济繁荣和收入提高，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的预期利润率递减”以及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三大基本的心理规律，从而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并构建了其宏观经济模型。按照凯恩斯的分析，这三大心理规律的存在，使宏观经济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无法得到平衡，其结果就会出现经济危机。此外，凯恩斯还提出了预期的短期和长期之说，并讨论了预期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很明显，凯恩斯是通过心理活动来理解经济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心理因素在凯恩斯的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行为经济学的萌芽

如果说前面所论述的仅仅只是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相关的思想渊源的话，那么1950～1960年代较为活跃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努力系统地通过心理学的一些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比如微观个体决策和经济组织行为、宏观经济波动等，并且使得经济心理学这门经济学的边缘门类得以成型，为日后现代经济学的兴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心理学研究对经济领域的渗透①1960年代，作为心理学研究新方向的认知心理学得到迅速发展。它把人看作是一个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并以信息加工的观点，即从信息的输入、编码、转换、储存和提取等的加工过程来研究人的认知活动。认知心理学用模拟计算机的程序来建立人的认知模型，并以此作为揭示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的途径。按照认知理论模型，认知活动的整个流程，是由紧密衔接的若干阶段组成的：首先是刺激物经感觉器官成为感觉材料，再经过以往经验和人格结构的折射，赋予感觉材料具体意义，至此，构成一个知觉过程。通过这一知觉过程，个体可以对过去事件做出评价，对当前事件加以解释，或对未来事件做出预期；这些评价、解释和预期进一步激活了情绪系统和运动系统，产生各种情绪和行为动机。从刺激物的出现到行为反应，在整个“反应链”中，认知活动无处不在。认知的差异性将决定行为的差异性。这样，心理学就为经济学考察人类的经济行为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以及精神分析法和民意测验法等研究方法的运用，经济心理学的研究逐渐开始赢得越来越多的注意。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大批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来到美国，从而使经济心理学的研究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从那时起，经济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在这些学者们的推动下获得了第二次发展，这其中应属乔治·卡托纳（George Katona）功高至伟。1951年，卡托纳在其著作《经济行为的心理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 of Economic Behavior）中，严厉地批评了经济学研究者忽视经济学的行为基础这一问题，并最先将心理分析引入经济学研究。他在广泛研究消费者行为的心理基础上，提出了通货膨胀心理预期假说。接着，卡托纳又于1960年发表了《强大的消费者》（The Powerful Consumer），1964年出版了《大众消费社会》（The Mass Consump tion Society），对消费心理学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消费者主权”的概念，认为周期性的经济变动（通货膨胀或紧缩）和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者；消费需求不再受制于惟一的收入因素，需求有“自由决定权”，受到消费者购买倾向的影响，而购买倾向则是顾客的动机、倾向和期望的反映。卡托纳在1952～1954年制定了“消费者感情指标”来衡量一个特定社会中消费者的态度、期望以及乐观或悲观的程度。美国经济的发展也充分证实了卡托纳的主张：（1）消费者的感情因素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收入变化对于经济波动的冲击；（2）对消费者的意向、预期、欲望、态度和动机的测量预先说明了他们消费和储蓄行为的变化，特别是预先知名了耐用品消费的重要变化。

哈耶克（Hayek F.A）为了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观，特别研究了人类理性行为的心理基础。1952年，哈耶克在其《感觉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Theoretical Psychology）一书中，他指出人类的行为来自其心智活动，而人的心智活动呈现出两种并行的演化过程：一是人类大脑的物理构造决定了人类行为的共同基础；二是人类针对特定环境的反映及经验累积会导致不同人的心智朝各自的方向演化，并以相应的方式指导人们的感知。因此，心智是一个自组织系统，依赖各种神经簇的组合，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进行分类，进而指导我们的行动。尽管大多数行为经济学家并没有注意到哈耶克早期的研究，但主要思想在本质上还是一致的。

1953年，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通过一系列可控试验，对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的冯·诺伊曼—摩根斯坦—萨维奇（Von Neumann-Morgenstern Savage）预期效用函数提出了质疑，提出了著名的“阿莱斯悖论”（Allais Paradox），其对所谓的预期效用理论替代公理提出了挑战。例如许多人宁可选择3000美元的固定收益，而不愿意以80%的概率获得4000美元，20%的概率一无所获。然而，在同样一群人中，有人宁愿以20%的概率获得4000美元，而不愿以25%的概率获得3000美元，尽管在两种情况下概率下降的幅度相同（都是0.25）。这种偏好对所谓的预期效用理论替代公理提出了挑战。这个悖论说明：“现实中的人们在面临风险时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行为选择也不是完全依据概率行事”。它揭示了人们的行为决策存在与效用最大化相背离的非理性情况。1954年，沃德·爱德华兹（Ward Edwards）在《行为决策理论》（Behavioral Decision Theory）中提出将行为决定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主题，并确定了研究的程序，并将决策行为问题的研究介绍给了心理学家，同时指出这一研究领域对于心理学家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传统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经济人”的概念，即人类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在行为动机上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而在行为方式上力图以最小的成本取得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由此，将经济学从哲学和政治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此后“经济人”假设便成为经济学最基本的两个假设前提之一。行为经济学家不主张回到边沁的功利主义传统，而是力求揭示行为的更广泛的心理基础。在这种前提下，行为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主观价值论是无需怀疑的，需要改变的是关于行为研究的假定。这一点被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1950年代所倡导。西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行为假定忽视了现实的人的真实行为特征，现实的人的决策面临有限理性的约束，这种约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经济人那样全知全能；二是当事人进行理性计算是有成本的，不可能无休止地计算。在理性约束下，当事人无法找到最优解。这一时期，西蒙对行为经济学有过十分重要的贡献，被认为是这个领域的巨人。1951年，西蒙在他的《人的模型》（Model of Man）中用有限理性原理取代了传统的效用最大化。后来，这一思想又在1955年的《经济学季刊》上的文章《理性抉择的行为模型》（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和1958年与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合作的《组织》（Organizations）一书中再次加以讨论。西蒙（1955）指出：经济学家若想真正理解实际的决策行为，就必须注重对感知、认知和学习等心理因素的研究。西蒙通过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假说，指出经济活动当事人在决策时不仅面临复杂环境的约束，而且还面临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即使一个当事人能够精确地计算每一次选择的成本收益，也很难恰当地做出选择，因为当事人可能无法准确地了解自己的偏好序。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行为理论是从群体行为角度出发，认为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中，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人的一般行为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相互影响、整合的结果。

为什么行为的整合能使人的行为成为有限理性呢？西蒙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行为的整合机制，并将其分为两类：一是持久机制。它是指注意力和行为一旦被引向某一特定的方向，便趋向于在相当的时间内保持该方向的机制。从这种机制出发，西蒙后来提出了“宏观决策是微观决策的积分”的论断。二是引导机制。它是引导行为朝向某一方向的机制。西蒙认为主要是心理学问题，即个体的整合问题；人的行为不论多么简单，本质上都是有目的的。这两种机制导致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行为具有有限理性。西蒙的早期研究对后来的行为经济学家有很大的启发，尽管二者之间仅仅存在“有限理性”这一概念上的关联。

继卡托纳和西蒙等人之后，许多具有探索精神的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联手研究经济行为的发生机制，并试图建立经济行为的心理基础。卡托纳等人尝试测度影响当事人决策的心理因素，并讨论其对各种具体经济变量的影响，但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使得这类研究无法形成能刺激后续研究的开放体系。

三、行为经济学的成长

如果说前面讨论的卡托纳和西蒙还仅仅是从主流经济学上对行为经济学作的一次思考，那么1970年代就是行为经济学快速成长的时期了。1970年代，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将心理学研究的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奠基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并且开启了行为经济学的大门。受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和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以及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开创性研究的影响，心理学和经济学交叉的行为决策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从此演化为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博弈论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发现及其策略，从而对行为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卡纳曼运用心理科学对传统经济学研究进行了大胆创新，分别对传统经济学“经济人”的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私自利等三个假定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提出了既非完全理性又不是凡事皆自私的“现实人”假定。

1970年代初期，卡纳曼和特沃斯基就不确定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判断和评价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研究成果。这一方面的研究总结在他们于1974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文章《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与偏差》（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发现是人大脑的逻辑，即心理推理，与数理逻辑具有可预知的、显著的区别。《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与偏差》被公认为不确定条件下人类进行决策判断描述性理论方面的经典著作，该文的发表可以视为行为经济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观推断与偏差》一文认为现实的投资者有着各种认知的偏差、情感与意志的脆弱，在投资决策和资产定价时心理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隐含在他们早期研究中的基本观念是：人们通常往往无法充分分析包含经济和或然判断的情境。在这样的情境下，人的判断依赖于特定的捷径和直观，有时会产生系统性的偏见。一个基本偏见是：人们似乎会使用“小数定律”，将相同的概率分布用于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平均值，违背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定律。行为心理学家通过大量实验研究发现，人的决策并非都是理性的，其风险态度和行为经常会偏离传统理论的最优行为模式假设，并得出结论认为人在决策过程中不仅存在直觉偏差，还存在框架依赖偏差（frame dependence biases），经常会在不同的时候对同一问题做出相互矛盾的不同选择。

1979年，卡纳曼和特沃斯基在世界最顶尖的纯理论经济学期刊《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发表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著作《预期理论：风险情况下的决策分析》（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奠定了行为经济学的决策理论框架。在这篇经典论文中，他们全面反驳了新古典预期效用理论的构造基础，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选择理论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它假定程序不变，即不同预期的偏好独立于判断和评价偏好的方法和程序；二是假定描述不变，即不同预期的偏好纯粹是相应预期后果的概率分布的函数，不依赖对这些给定分布的描述。他们在文中对预期效用提出了疑问，并且提出一种与心理学原理相通的新理论以解释他们发现的对预期效用的违背。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是通过理性偏好的公理来演绎出推论，而预期理论采用了从实验观察进行描述和归纳的方法。预期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最大的区别反映在效用是由价值函数还是由效用函数决定。预期理论将价值函数、权重函数与效用函数置于同一分析框架，通过参照点变动形成拐点的分析，说明了反映效用的价值函数是一条在拐点处发生转向的凹凸形曲线，从而为不确定状态下的非理性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卡纳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结果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预期效用理论相比，预期理论及其发展向着更准确地描述风险条件下的个人行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预期理论是一门专门解释人类行为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选择的描述性理论。预期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能很好地说明人的决策行为。这一理论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特别是行为金融理论的倡导者接受，用来解释风险情况下人们的选择行为，特别是金融市场上涌现出的“异常现象”。同时，这一理论与其他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一起正在动摇传统金融理论的基础：理性人假说、预期效用理论、有效市场假说。

卡纳曼和特沃斯基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以效用函数的构造为核心，把心理学和经济学有机结合起来，彻底改变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个体选择模型，将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和经济科学结合起来，不再单纯地仅用外界因素来解释人们复杂的决策行为，而是考虑他们决策时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并激发了其他行为经济学家把相关研究领域拓展到经济学的各个主要分支，从而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行为经济学”流派。

四、行为经济学的繁荣

198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的非理性、人性行为的复杂性。现代经济学正式承认，人也有生性活泼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引导的成分。从1980年代开始，以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如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梅·斯德特曼（Meir Stateman）、谢夫瑞（Hesrh Shefrin）、乔治·阿克洛夫（Gocgre Akerlof）、德·庞特（De Bondt）、沃德·爱德华兹（Ward Edwards）、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等，开始沿着卡纳曼和特沃斯基研究的方向进行研究，并取得了许多令人欣喜的成果，这表明行为经济学进入了繁荣发展阶段。

1981年，在卡托纳的倡导下成立了国际经济心理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 Psychology，IAREP），在荷兰出版了《经济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卡托纳在自己领导的安阿伯(Ann Arbor)实验室中建立了一个卓有成效的研究队伍，同时他还与其他经济心理学家保持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在卡托纳的推动下，经济心理学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先是在欧洲，继而在世界各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1982年，心理经济学家阿尔哈德夫指出：“一直被经济学家拒之门外的心理学实际上早就从后门悄悄进入经济学了。”1986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召开的经济学研究会议上，论文多数都运用了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解决经济学问题。该次会议的召开是行为经济学发展具有里程碑的事件。1992年，卡纳曼和特沃斯基把决策权重和修正的效用函数结合起来，得出了风险态度各具特色的四种形式：收益风险规避型、高概率损失风险追寻型、收益风险追寻型、低概率损失风险规避型。这一理论贡献引起大量的效用模型的产生，用它们来替代预期效用理论，对经济行为做出更合理的解释。从1997年开始，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开始系统地支持行为经济学研究，在它的资助下，各高校经济系和心理学系的相关专家展开了各种合作研究工作，成果卓著。

2000年，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从心理学和行为角度探讨了人类的意志和金钱，把经济运作规律和心理分析有机地组合起来，研究市场上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他认为人也有生性活泼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观念引导的成分。

2001年2月21日的《纽约时报》发表了路易斯·尤奇特（Louis Uchitelle）的文章《一些经济学家把行为看作是关键》（Some Economists Call Behavior A Key）。该文章宣布，1994年的春天可以确定性作为具有纪念意义的一面旗帜，行为经济学最终到来了。路易斯·尤奇特宣布1994年春季成为行为经济学到来的标志，是因为这个时候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经济系做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们聘用了刚刚从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博士毕业的戴维·莱布森（David Laibson）作经济学教授，当时他年仅27岁。莱布森是哈佛聘用的第一个作为行为经济学家而培养的经济学教授。戏剧性的是，三年之后也就是1997年，MIT聘用了刚刚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的塞德希尔·穆来纳森（Sendhil Mullainathan）。同样，穆来纳森也是一位作为行为经济学家来培养的学者，当时他仅24岁。

与此同时，大学校园的学生也开始表现出对行为经济学的浓厚兴趣。这时候，像哈佛、MIT、耶鲁、斯坦福、芝加哥、加州理工、普林斯顿、伯克立分校等许多著名学府都设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在顶级的经济系、商学院开设相关的主干课程，在权威杂志和国际学术会议上成为热点议题，众多优秀经济学家的投身和参与，这些足以表明行为经济学已汇入经济学的主流。从这个时候起，行为经济学开始备受关注，行为经济学家也受到极高的荣誉。2001年美国经济联合会将两年一度的“克拉克奖（Clark Medal）”颁发给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立分校的经济学教授马修·拉宾（Matthew Rabin），以表彰他为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主要在于将人们的心理行为因素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模型。这是1947年设立该奖以来，首次授予研究行为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马修·拉宾最为关注的领域是：受自我约束的局限，人们会出现“拖延”（porcasrtniation）和“偏好反转”（pererfneecervesrai）等行为，当将这些因素纳入传统经济学模型时，马修·拉宾得出了一些对储蓄、就业等经济领域有益的启示。

2002年10月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行为经济学的先驱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和实验经济学的开创者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卡纳曼是因为“把心理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特别是与在不确定状况下的决策制定有关的研究”而得奖。史密斯是因为“通过实验室试验进行经济方面的经验性分析，特别是对各种市场机制的研究”而得奖。这两位获奖者就是利用心理学和经验科学的方法对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大胆创新，修改了传统的经济学基本假设，开创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研究新领域。至此，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地位被确立并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发展时期，行为经济学步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行列，并代表着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

五、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行为经济学通过揭示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不符合实际而得以发展，“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有限自利”是人类决策行为的本质表现，并应以此构建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突破“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要把人的每一种行为选择分析清楚，根本不可能也没必要。经济理论应该研究人类行为的共性而非个性，行为经济学诞生主要是为了分析人的实际经济行为及其结果——经济现象另辟蹊径，为建立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经济体系提供支撑点。

尽管行为经济学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研究的重点还是对市场异常和认知偏差描述与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行为经济学将是未来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在全球经济日趋社会化、一体化发展的今天，人们的经济行为越来越受到来自社会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等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制约，人们的心理动机变得越来越复杂化。这种情况更需要经济学家从实际出发，研究人的复杂心理动机和经济行为，而贴近现实的行为分析将成为经济分析的主流。

行为经济学今后发展的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行为经济和行为金融理论的构建。人类行为是复杂的，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理论本身的构建也是复杂的。在构建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理论体系时，理论的适用性、合理性，理论的模型化，理论应用的局限性、敏感性，对现实的解释度等都是今后研究的关键。二是行为经济学研究将促进心理学传统和实验经济学的融合。这种全新的研究将会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都非常重要。经验证据表明，特定的心理现象——例如有限理性、受限理性、受限的自利行为和不完全自我控制，是一系列化市场结果背后的重要因素。目前，虽然行为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理论还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其发展，最终有可能取代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些要素。三是行为经济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认知科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研究的结合已经引起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这也是今后行为经济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其发展过程中行为经济学将广泛运用到政治、法律和经济领域，逐步形成了比较成型的行为决策理论、行为金融学①行为金融学是以心理学上的发现为基础，辅以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观点，尝试解释无法为传统金融经济学所解释的各种异常现象。这些异常现象包括：过高的股价波动性与交易量，而且股票报酬不论在横断面上或时间序列上，都存在相当的可预测性。例如，在横断面方面，实证分析发现所谓的规模溢酬（Size premium）与价值溢酬（value premium），而传统的定价理论（包括CAPM，APT等）都无法合理的解释资产间的横断面报酬差异。在时间序列方面，除了周末效应、一月效应、假日效应等现象外，股价不论在短期或长期也都存在相当的自我相关。行为金融学的崭露头角体现了行为经济学的强大渗透力。行为金融学是行为理论与金融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与理论体系，它通过分析人的心理、行为以及情绪，找出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人的金融决策、金融产品的价格等。同传统金融学相比，行为金融学运用了数学、实验经济学、心理学等多种分析方法，以行为经济学中决策者的实际决策模式为理论基础，对金融领域的诸多经济现象加以分析解释。、行为公司金融学、行为组织经济学、行为宏观经济学、行为劳动经济学、行为法律和经济学、行为福利经济学、行为财政学、行为公共经济学、行为政治经济学、神经元经济学等等。四是幸福经济学成为新的研究热点。芝加哥商学院行为经济学家奚凯元（Christopher K.Hsee）教授认为，财富仅仅是能够带来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们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归根究底，人们最终追求的是生活的幸福，而不是有更多的金钱。因为，从“效用最大化”出发，对人本身最大的效用不是财富，而是幸福本身。即便是传统经济学家也承认增加财富的最终目的还是使人们更幸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奚凯元教授提出了一种新的严格的理论来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即幸福经济学。这个理论提出：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最大化财富，而是最大化人们的幸福。与此同时，众多的心理学家也加入此行列研究展开共同探讨，对环境和性情研究、对幸福影响的研究、对人们幸福的心理感受的研究、对幸福的随机性的研究以及对主观心理幸福的研究等，逐渐成为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新热点。行为经济学有关“幸福最大化”的理论目前只是一个雏形。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经济学在各个领域的纵深发展，经济学的人性化和行为色彩将愈加浓厚。

行为经济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同样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理论。它并不是经济学的最终形式，而仍然是经济学发展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而已，它必将继续发展下去，这是由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复杂多变所决定的。总之，随着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深入，行为经济学研究正从资本、价格等非感情领域转向了对人的自我价值及其对经济领域的影响研究。这种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正成为21世纪西方经济学演变中的一个显著的现象。

六、简要评述

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顺应和有力地证实了由科学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进化的内在规律决定的这一历史必然性。几个世纪以来，基于牛顿模式和笛卡尔二分法的理性主义科学观一直占据着理论界的主导地位。在理性主义者的视野里，那就是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结构模式，似乎是一种超越历史、永恒不变的、最好的科学理论结构。这一思维模式对经济科学的影响就是在人为地设置了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并且还使得经济学为着“科学化”的梦想而在刻意模仿自然科学的过程中沿着纯粹理性公理化的“科学”逻辑走向了封闭和僵化。其结果是造成了主流经济学从其狭小的“理性世界”出发，只能提供一个关于真实世界的局部而不真实的认识。例如经济学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在纵向上具有历史时间的封闭性，即架空了制度背景，排除了时间维度的变化；在横向上具有学科领域的封闭性，即脱离了社会、政治、法律、伦理等因素对经济问题的影响而孤立地研究“纯”经济问题。这样一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理性分析”所建立的只能是一个关于理论世界而非真实世界的经济模型，他们关于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多半是片面的而非真实的。

新古典革命后期现代经济学形成的较长时期中曾忽略了心理学的作用，但应运而生的行为经济学通过心理学与经济学的重新结合，恢复了经济学的本来面目。经济学是为解决社会经济现实问题应运而生的科学，“致用之学”是它的特色。行为经济学将心理学这一本应是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纳入到整个理论框架中来，对经济学领域意义深远。而人性假说并非经济学所独有，管理学、会计学、市场营销、金融学等，都包含有对人性的基本假设。因此，行为经济学对“经济人”假设的完善和充实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为建立一个更符合人们实际行为的理论经济学体系提供新的支撑点，同时也为与经济学相关的这些领域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以实际调查为根据，对不同环境中观察的人的经济行为进行比较，然后加以概括并得出结论。行为经济学的研究特点是重视对人的非理性行为的研究，打破了主流经济学的界限及视域，在现实人的基础上发展了主流学派的理性经济人概念。行为经济学的核心理念是，为理性的经济分析提供一块心理学基石，从而拓宽经济学理论的视野，并使经济理论对实际现象的预期更为准确，使制定的政策更为合理。行为经济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行为分析理论与经济运行规律有机结合，例如人在做经济决策时的动机、态度和期望，从而将心理学研究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以观察现在经济学模型中的错误或遗漏，并修正主流经济学关于人的理性、自利、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及持续偏好等基本假设的不足。正因为如此，行为经济学已确立的原理越来越受到理论界、企业、政府等方面的关注和兴趣。

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消除理性的至上性和绝对性，恢复对于“理性”的正确理解，使之回到其应有的合理地位，回复到人类的社会实践和历史之中来。现代经济学因为行为经济学的存在是日益向现实回归了。事实上，许多我们所熟悉的经济特性确实包含许多行为学方面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就是行为科学，而且经济学的发展确实能够从心理学原理和观点以及实验数据中明显获益。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始终无视心理学的存在，但是他们从来都不得不考虑心理学，也从未有过完全摆脱心理学基础的经济学。因此，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对过于简单雷同的基本行为假设进行重新审视，这就离不开心理学和行为科学。行为经济学所重视的人的情感因素使它比传统经济学更为贴近真实世界，倘若其真能建立较为规范和严谨的理论，那么它对人类世界的贡献将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比拟的。行为经济学能对一定时期内存在的经济现象做出其独立的解释，并能很好地解释传统经济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理论。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并迅速汇入主流，使得经济学研究更加具体现实、生动鲜活，更能体现出经济学的本质，大大增强了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预见性，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解释力和预测力更强的科学。

行为经济学的形成可以认为是经济学上的“行为革命”，它正促使经济学逐步走向人性化发展。这是科学与人性有机结合的结果。行为经济学的崛起表明，“人及其行为”正在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主题，倡导并注重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建构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当然，这里所说的“人是主体”有着不同于常识认知的特殊含义，系指：（1）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由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构成的；（2）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说到底是人类主体有目的的经济活动的规律；（3）社会经济发展的态势最终取决于人类主体自身发展的文明程度以及人类主体对其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自主作用的自觉意识水平；（4）人的欲望及需要是经济学的逻辑起点；（5）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与归属。

与对待现代经济学的正确态度相同，我们在评价和借鉴行为经济学时，应该更加注重它的观察角度和视野，运用基本观点和掌握研究方法，分析中国环境中的行为特性和经济活动规律，而不是直接照搬某些研究内容和结论。可以预见，经济学也将因其与心理学的结合而如虎添翼，更有效地指导人们去发现、理解和应用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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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69.9

A

1673-8616（2012）03-0051-09

2012-01-31

陈柳钦，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天津，300061）。

[责任编辑：潘丽清 实习编辑：廖丽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