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丽 郑家福

语文课切莫扬善弃真

●张 丽 郑家福

语文课程存在“扬善弃真”的现象，教材编写者和教师强调对学生进行价值引导，使之接受“善”的教育。在这样的强调下，有许多的“真”被迫流失了。这就造成了两种危害：其一是伤害了学生的感情，影响教育意义的建构；其二是使学生的观点片面化，使之形成二元化的思维，不利于学生的发展。以和谐思维取代斗争思维，语文只有使“真”与“善”和谐相处，才能发展学生的可发展性，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好基础。

价值观；和谐思维；建构主义

《上海教育科研》2011年第4期发表了蔡伟先生和黄秋月先生合著的《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对小学语文教材选文批判的回应》，文章针对一些教师对“人教版”“苏教版”“北师大版”三个版本的小学语文教材内容的真实性的批判，以爱迪生救母和陈毅探母的故事为例，阐述了“文学的真实性”和“历史的真实性”的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语文选材应该更注重文学的真实，这种真实不在乎历史上有无出现过，而在于其有无教育性。[1]同时笔者在一篇有关对话教学的论文中看到这样一个教学案例：教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后，教师让学生说自己对文中人物的看法。有学生认为白骨精身上也有很多优点，例如她屡败屡战，不怕困难；她有孝心，吃唐僧肉时还不忘记把老母亲接来；她会动脑子……文章认为由于受到儿童思维局限性的制约，学生这种对白骨精“不泄气”和“有孝心”的感悟显然是错误的，是文本解读出现了偏差，教师应该引导学生认识白骨精罪恶的本质，使之明辨是非。[2]

语文历来承载的责任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道德观，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因此，选入教材的内容都是文质兼美、情感积极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也重视对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引导。《语文课程标准》也对此给予了肯定，并强调使学生“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把它作为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强调下，教材编写者和教师自然不遗余力地对学生进行价值引导，使之接受“善”的教育，感受“善”的力量。但是在这样的“不遗余力”下，笔者发现已经有许多的“真”被迫流失了。

在上面的两篇论文中，作者不由自主都流露出这样的看法：以“善”作为评判教材和教材人物的标准，符合“善”的都是可以被给予肯定的，与“善”相抵触的都是应该被否定的。即“善”与“真”相争时，以善为先。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一篇课文中，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学会本课的字和词语，并了解唐僧、孙悟空和白骨精的性格特点。笔者翻阅资料，发现教学设计中无一例外都是要学生体会唐僧的慈悲为怀、孙悟空的机智勇敢以及白骨精的狡诈残忍。其实唐僧和孙悟空也有负面的性格特点，白骨精也有值得人学习的地方。学生的“白骨精屡败屡战不气馁……孝顺”感悟是他们的真实感悟，也符合事实，却因为白骨精“不善”而被老师给否定。看来，虽然教学目标中说要让学生体会这三人的性格特点，实际教学中却不是体会他们的真的性格特点。再说到《陈毅探母》和《爱迪生救妈妈》，《语文课程标准》里把 “使学生逐步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作为课程总目标之一，而这两篇文章的内容不是真实的，却被选进了教材。这对于教育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在语文教学中“善”击败了“真”，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值得深思。

在语文教材编写和教学过程中人们扬善弃真，笔者认为这是德育泛化的后果。中国长期存有“求善”文化，对道德特别重视。梁漱溟在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中说到“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气氛特重，确为中国的事实。”[3]受文化的影响，教育也是“求善”的教育。石中英在其《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中说到“中国古代教育的目的……强调培养贤人、士、君子、圣人等有高尚人格的人”“中国古代教育学中的课程论在内容选择、编排、实施上主要以道德课程为主……”“可以说中国古代的教育思考都是围绕着怎样做人和做一个怎样的人进行的”。[4]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的教育目的经过几次变更，但是总离不开“扬善”这点，并且将它作为很重要的一点。如此重视之下，德育不免发生了泛化，以致真善相抵触时，“真”被忽视。“善”当然是好的，但若是失去了“真”的基础，“善”也会产生恶的结果。

其一是伤害了学生的感情，影响教育效果。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学习不是被动地接收信息刺激，而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的选择、加工和处理，主动地建构意义的过程。即外部信息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意义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经验间的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过程而建构成的。教师并不能通过教学直接将“善”灌输给学生，学生必须有一个对文本产生认同、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学生对文本产生感情共鸣，将自己的感情融入文本，才能产生教育意义。如果学生知道文本——产生感情的基础——是不真实的，那么教育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并且一部分同学会质疑整个教材的真实性，从而极大地影响教育效果。笔者就曾在教学过程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笔者曾为一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辅导语文，当时让她做一道阅读理解题，名字叫《长在岩石下面的小花》。文章是说一朵小花照不到阳光，却在恶劣的环境中顽强生长，意在借小花鼓励人们在逆境中也要顽强奋斗。这篇文章很有教育意义，对孩子们来说是很好的作品。但是在做题过程中却发生了小插曲，学生指了指文章中的一段：“初二那年，我从家中那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中，看到了一幢幢高耸的大楼直插云霄，一座座盘旋的立交桥雄伟壮观，一辆接一辆的小汽车井然有序的穿梭不停，大街上的霓虹灯闪着诱人的光彩……”“既然是黑白电视机，怎么能看到霓虹灯闪着诱人的光彩呢，这文章好假，真是好讨厌”她这样说。笔者当时也不能判断文章是否是虚构的，只能说故事虽然可能不真，但还是很有教育意义，这种顽强的精神还是可以学的。事后笔者反思，孩子的心是很敏感的，他们对于“真”也许比成人要执着的多。面对不真实的文本，学生很难产生感情共鸣，教育意义的建构也就无从谈起了。如果为了扬善而不顾真，实在是舍本逐末的做法。

其二是使学生的观点片面化，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希尔在《人论》中说到“人之为人的特性就在于他的本性的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和多面性。”[5]高大全式的人是不存在的，物也是如此，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或者多面性。世界上不存在单一的“存在”。笔者曾看过一篇文章，介绍美国教师如何讲灰姑娘的故事。文章能给予人多方面的启发，但其中有一点最让笔者动容。那个教师在评价《灰姑娘》中后母这个人物时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到的后妈好像都是不好的人，她们只是对别人不够好，可是她们对自己的孩子却很好，你们明白了吗？她们不是坏人，只是她们还不能够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其它的孩子。”[6]这种评价使学生了解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坏人，每个人都有好的一面，从而能以更宽容的心态面对他人。教育应当使学生以全面客观的眼光看待人或者事物，保持价值中立。“真”与保持价值中立是一致的，失去了真，人便容易使自己的观点片面化。“只看到好的一面或坏的一面，不能从整体上对一个人的个性作出准确的评价。认识不到人的性格的立体性和多面性，简单地把一个人的形象扁平化……过度的片面化就成了极端化，看问题偏激，只看到两个极端中的一端或对立的两面中的一面，形成二元化的思维。”[7]

语文切莫扬善弃真。语文课虽承担着扬善的任务，但它毕竟不是德育课，它是为满足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存在的。语文课离开了真，只会造成混乱，违背教育的初衷，对学生有害无益。真善兼具的语文才是本真意义上的语文。如何做到真善兼具，笔者认为应以和谐思维取代斗争思维。善与真并不是矛盾对立的，大部分情况下善与真是共存的，都是教育竭力守护的促进学生的发展的东西，可以和谐相处。将真与善融为一体，就要在教材编写以及教学中注意以“学生为本”。教材编写依照《语文课程标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选文要富有时代气息，还要兼具真情实感。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灵活运用教科书，把握好一个度，使真和善处于和谐状态。例如，在教《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一课时，教师要宣传唐僧师徒的善良，但也不应避讳他们的缺点；要教导学生认识白骨精的狡诈凶残，但也可以学习她的优点。只有这样，语文才能发展学生的可发展性，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打好基础。

[1]蔡伟、黄秋月．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对小学语文教材选文批判的回应[J]．上海教育科研，2011，(4):26．

[2]吴新根．语文对话教学实践的反思[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

[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0．

[4]石中英．教育学的文化性格[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1:270-281．

[5]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15．

[6]孙艳红、付风霞．德育应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美国教师讲《灰姑娘》课例给我们的启示[J]．教学与管理，2010，(13)．

[7]宋怀常．中国人的思维危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张 丽/西南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 郑家福/西南大学社会科学处教授

（责任编辑：刘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