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媛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系，安徽 蚌埠 233030)

关于“传记文学”概念的提出，目前所见的研究论著都认为胡适是第一人，“胡适是我国最早使用‘传记文学’概念的人”[1]471，“赴美留学后，胡适广泛接触西方传记作品和理论……率先明确提出了‘传记文学’的概念”[2]98。对现代传记的“传记文学”这一命名一直以来被视为胡适对现代中国传记文学卓越贡献的标志性事件。

围绕这个问题，如果说尚有存疑的话，那就是，胡适是在什么时间提出这一概念。通常看法是依据胡适《藏辉室札记》中的“传记文学”条目所记录的写作时间来确定，“‘传记文学’的名称最早使用还是本世纪初的事情。胡适的《藏辉室札记》卷7第一条就是‘传记文学’，写的时间是1914年9月23日。此前的中国典籍中尚未出现过‘传记文学’的名称。”[1]493然胡适的这本札记虽是他本人的日记，但原先是没有分条题目的，而是在交给亚东图书馆出版前章希吕帮助整理时拟加的，这是1934年1月5日至7月7日之间的事。胡适在《藏辉室札记·自序》中对此有说明：“整理这一大批札记的工作，我的朋友章希吕用力最多最勤(札记的分条题目，差不多全是希吕拟加的)，我要特别致谢。”因此，依据该条札记写作时间来认定条目“传记文学”同样写于1914年是不合适的。有论者经考证后认为胡适第一次正式使用“传记文学”的名称是在1930年的《〈书舶庸谭〉序》一文中。[3]81

“传记文学”概念的提出，为现代中国传记赋予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的时代特质，被认为是中国传记新发展的标志，也是传记研究中备受关注的问题。显然，对于这个问题学界目前已达成共识，相关的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在论及现代传记的发生或转型时，基本都会采纳“胡适是最早提出‘传记文学’的人”这一观点，凡言及胡适对现代传记的贡献，他在传记史中的地位时，更以此为重要证据之一。

那么，最早提出“传记文学”概念之功确属胡适吗？可就此定论吗？

一、 “传记文学”概念出现的时间

事实上，在胡适《〈书舶庸谭〉序》之前，《新月》杂志在1929年就已刊发一篇题为《新传记文学谈》的文章，内容是评论当时的传记状况，署名春，时间比胡文要早一年。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学的启示与影响已是事实，因此，在中西文学背景中来评论与研究它，更能够解释它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双重特质。可以说，正是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这种特定的关系决定了现代文学研究中比较视野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新传记文学谈》与胡适1914年那篇著名的札记在这方面就共同表现出这种英雄所见的比较视野。

胡适是从体例、优点、缺点三方面表述中国传记与西方传记的不同，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向国人展示中西传记各自不同的特点，并且借鉴西方传记来为中国传记提出指导性建议，“可见其人格进退之次第，及其进退之动力，琐事多而详，读之如见其人”[4]1316。

同样，这篇《新传记文学谈》的归旨也是为中国传记提出建设性意见。文章审视了西方传记的新发展，肯定西方传记能够使“任何伟大的人在我们眼中也就变做和蔼可亲的朋友了，不像一般传记里所写的那样别有他们的世界，拒人于千里之外”[5]211的优点，结尾时比对中国“近来”作品中的人物“总没有作什么深刻的心理研究，所以念完后我们不能够有个明了的概念”，所以“希望国人丢开笔记式的记载，多读些当代的传记，多做些研究性格的工夫”[5]213。

从他们对西方传记阅读效果的肯定，可见他们共同意识到中国传记缺乏的正是一种活泼的气质，唯有传记人物性格生动，富有趣味，读后才能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继续深入探究的话，我们还能够发现他们对于如何达到西方传记那样的阅读效果，各有各的见解。胡文着意于传记要表现出“人格进化之历史”，看重琐事，而《新传记文学谈》看重的是传记的“心理研究”。它们在事实上契合了西方传记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体现出现代中国传记的发展脉络。

18世纪是西方传记的辉煌时代，当时的传记作家强调用传主的生活细节来展现传主的个性，从而把传主展现为现实生活中的人，重视传主材料的完整性，如可尼尔·米德尔顿《西塞罗传》“作者不仅按照严格的时间顺序，详尽地罗列出传主的公共事务，还将其私生活的诸多细节插写进叙述中”[6]13。资料翔实，卷轶浩繁是当时传记的特点，有些作品甚至由于太过严谨而失去阅读的趣味，这与胡适“太繁；只可供专家之研究，而不可为恒人之观览”[4]1316的评论相近，或者我们可以据此判断胡适1914年之前阅读的应是这一时期的西方传记。而《新传记文学谈》在一开头就引用18世纪英国文学家对传记文学的调侃，“地名，人名，年月日是真的，里面所描写的人物都是奄奄一息的”[5]210，它关注的是“近十年”的西方传记，文章发表于1929年，这“十年”大致可推算为1919年前后—1929年间，这正是西方传记的又一个发展时期。1918年斯特雷奇的《维多利亚名人传》出版，几年时间连续出版8次，标志着新型传记的出现。1927年伍尔芙首次用“新传记”来指称这些作品，它们的主要特点在于：重视心理研究，强调还原传主的个性，并探究其行为的动因，追求亲切的趣味，而且主张对传主材料有所删减，令篇幅大为缩短，使传记不再是枯燥乏味的大部头了。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传记作家的精神自由。和传统传记相比，新传记非常强调传记作者的自由与客观，认为要揭露传主的真实面貌，就应当站在传主的近旁而不是站在传主的阴影里一味地对传主歌功颂德，他们的写作重点，不是以资料直接堆砌人物，而是放在选材角度、布局设计，以及多种艺术手法的运用上，结果传主的形象虽不高大，却更加真实可信了。新传记向英国标准传记作品的传统形式和风格提出挑战，它对传统观念的质疑和对传记艺术性的强调给后来者影响甚大。

可见，就时间而言，这篇《新传记文学谈》要比胡适的《〈书舶庸谭〉序》更早提出“传记文学”这一概念；就角度而言，它和胡文同样以比较的视野思考中国传记的时代发展问题；就内容而言，它们体现出现代中国传记发展的一种连贯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传记文学”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个新名词的出现，而更在于其中隐含的现代传记理念，它寄托了传记先行者对中国传记未来的思考与期望，“传记文学”因而带有更多的情感色彩，倒更像是人们对中国现代传记的一种爱称了。

二、“传记文学”的“文学”内涵

“新传记”是西方传记在20世纪20年代新思考的成果，而《新传记文学谈》能够在差不多同时期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中对西方传记进行历史思考。这不得不让我们非常好奇它的作者是哪一位，何以能够如此紧跟西方文学的发展动向。这位署名春的作者叫做梁遇春，时与老师叶公超共同为《新月》的“海外出版界”专栏撰稿。

梁遇春，福建闽侯人，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师从叶公超、温源宁等名师，勤奋钻研，成绩优异，以散文著称，翻译亦是他的主要文学活动，有译著二三十种，大学期间即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在译介过程中，如何在原著者与中国读者间架起有效沟通的桥梁，使原著者及作品更便于中国读者的了解呢？梁遇春常采用的方法是对原作者或外国文人加以注释，生动有趣，如对哥德斯密斯他是这样注释的：“他是十八世纪里最可爱的文人，年轻时候浪迹欧洲，靠着吹箫，雄辩等杂技度日，后来到英国行医，没有生意，只得借卖稿子混日子，他著有一本谁也晓得的长篇小说《威克斐尔牧师传》，二篇长诗、几部戏剧、几百篇绝妙的品文同许多数不尽七古八怪杂书，那是专为钱而写的，现在只剩个考古的价值了。”[7]439这里俨然已有传记的身姿了，几可称为小传，此外也有评传，他曾计划在《英国小品文选》中给每一作家都加一篇评传，对他所喜爱的英国散文家兰姆更是做了万字评传。如何使这些注解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梁遇春需要思考的问题，他显然是借鉴到西方传记的写作，由此亦关注到西方最新的传记写作动态。

1929年，正是在对西方传记的阅读与研究中，并将之纳入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中，梁遇春提出了“传记文学”这一名称。

继续深入梁文，我们发现梁遇春对传记文学理解的深刻远远超过我们对胡适“传记文学”的赞誉。他没有直译、照搬伍尔芙的“新传记”这一概念，而是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见解——传记文学，其中的“文学”非指传记的文类属性，而是意在表明传记要借鉴的对象；概括地说，梁遇春所理解的“传记文学”，是一种“兼有小说同戏剧的长处的传记”[5]211。

其一，“小说的长处”。传记是对一个人一生行状的叙述，这就决定了传记写作的时间顺序，因此中西传统传记都是严格按照历史时间来叙述传主的一生，要有头有尾，有始有终，这是既定程序，由此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也就容易产生一些不足。比如，传记追求真实，却易失于生动，相比之下，小说是虚构的，但却是生动亲切可信的。这是从阅读中得到的感受，而梁遇春没有忽略，他正是从这个差异中逆向思考，意图借鉴小说笔法为传记所用，“先把关于主要人物的一切事实放在作者脑里熔化一番，然后用小说家的态度将这个人物渲染得同小说里的英雄一样，复活在读者的面前，但是他们并没有扯过一个谎，说过一句没有根据的话。”[5]211这里的关键在于“渲染”，传记坚持真实，但无需拘泥于对真实事件的直白陈述，却可以以小说家的态度来还原出一个精彩的人生，这精彩无关事业大小，而只关乎个性有无。梁遇春从创作者的角度肯定传记家的既有态度是保真，但以小说家的态度写传记也可以做到殊途同归，甚至更胜一筹，“小说的长处”正是“渲染”，用现实的材料渲染出一种人文趣味，引人入胜。梁遇春对于传记的真实性的理解，实在是化有形为无形，令人瞩目。

这种“小说的长处”一旦落实到实处，便有更多的人习惯用“小说笔法”的说法，我们可以在胡适的《四十自述》中看到实践，他“本想从这四十年中挑出十来个比较有趣味的题目，用每个题目来写一篇小说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些我的父母的结婚”，“因为这个方法是自传文学上的一条新路子”。[8]6但是，当无形转化为有形时，往往就会产生某些偏差，胡适的这部自传没能完成，据他说是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受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的人”，才会“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8]6，而从“小说式的文字”到“小说的体裁”的词语改变，却恰恰反映出他陷入一种传记与文学的纠缠中，无法继续。

其二，“戏剧的长处”。中国传统的传记形式如年谱写作，事实翔实却枯燥，波澜不惊，郁达夫曾抱怨当时的传记“总还是列传式的那一套老花样”[9]201。西方的新传记意在对传统传记的体例进行大胆的突破，以斯特雷奇《维多利亚女王传》为例，传记突出了女王与宠臣的性格冲突，在矛盾中传记人物的一生波澜起伏，饶有趣味。

因此，对于传主的一生经历，梁遇春主张对所选的事实借鉴戏剧的艺术，“将主人翁一生的事实编成像一本戏”[5]211，富有情节有冲突，摆脱纯线性传记的枯燥与无聊。要改善使之有起势，那就要提供冲突，因为冲突中矛盾双方的性格能够得以展现。梁遇春所说的“戏”显然是指有波澜。

在借鉴文学笔法的同时，梁遇春再次明确传记家应有的态度——“客观”。这就表明传记家既不可盲目崇拜传主，把传记写成光荣榜、追思文，也不可无聊诋毁传主，把传记弄成诽谤书，而是要客观地“从一个人的日常细节里看出那一个人的真人格”，给人物下判词不是传记家责任的应有之义，忠实又有力的客观描写才是传记文学的正路，也是使用文学笔法的原则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待胡适的弃小说笔法，也就有了主观态度方面的原因，他受到过多“太亲切的情绪”的干扰，从而影响传记本身的客观真实规律的执行。

在梁遇春之后，胡适使用了“传记文学”，郁达夫提出“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文学”成为中国传记的新标记，或者是目标，但是对何以称得上是有文学价值的传记，他们却都语焉不详，所以30年代茅盾还感叹“没有发现所谓的传记文学这样的东西”[10]538，40年代朱东润也还在说“……民国二十八年以来，我看到一般人对于传叙文学的观念还是非常模糊，更谈不上对于这类文学有什么进展，于是决定替中国文学界做一番斩伐荆棘的工作。”[11]1这些带有无奈的感受无疑证实了对现代传记的“文学”的狭隘解读已困住了现代传记的进步。但梁遇春的“兼有小说同戏剧的长处的传记”之说却真正做到了大处着眼、小处落墨，为众多传记作家提供可供操作的建议，因为如此一来，把“传记文学”的“文学”理解为具体的文学笔法，即从写作的角度，借鉴小说、戏剧的艺术技巧，不必过于纠结于传记是文学属性还是历史属性的问题，而是这恰恰表明了传记文体的边缘性。可以说，现代中国传记史中，梁遇春造就传记文学向其他文类的借鉴，他肯定的正是传记文学的独立价值。

三、梁遇春对现代传记文学的贡献

在现代传记文学的发展中，胡适自觉提倡传记写作，经过他的启蒙，传记的声望大大提升，郁达夫触及现代传记的文学倾向，提出“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后有朱东润的“传叙文学”之作，他们已为当前传记研究界所充分关注，但建构现代传记最初理念的梁遇春在其中却踪迹难觅，实在可惜。

美国学者霍理斋曾这样分析梁启超和胡适这两位中国现代传记最重要的倡导者：“胡适较梁启超晚生一代，对于西方文化亦较梁氏了解。胡适对传记的观念并非如梁氏来自实际写作的经验，而系基于对西方文学之认识而自理论上加以考虑。”[12]8

梁遇春正是如此，他对于传记的观念既不是来自实践经验，也不像胡适那样有过留学经历，而是建立在对西方尤其是英国文学的阅读与翻译的基础上。在胡适之前，他是真正从独立文体的角度来思考传记文学的写作的。在领会到西方新传记的“神髓”后，梁遇春有意识地进行了写作实践，他为自己喜爱的英国作家兰姆做《兰姆评传》，就是对这种新传记理念的一次成功实践，也为自己赢得了广泛的称赞。

现代中国传记文学的研究到目前已基本成型，似乎重要的问题都已成定论，对学科而言似乎已无再研究的空间，但梁遇春的传记研究与写作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他不仅在《新传记文学谈》中比胡适更早提出“传记文学”这一名称，而且在实际上比胡适更早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其中对于文学笔法的解释更是令人瞩目，并将之运用到自己的传记写作中去，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他的传记尝试。可以说，他命名了“传记文学”，也第一个开创了新的现代传记理论，在中国传记的现代化转型中，梁遇春是不可忽视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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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自序[M].上海：开明书店,1943.

[12] 萧关鸿.中国百年传记经典:序[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