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田荣，郑 艳

(浙江农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一、自然的先在性、自律性

“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它自然的关系”，这是唯物主义哲学“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1]67。和以往的一切唯物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承认，无论从历史上还是逻辑上，自然是先在的。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赞扬和对黑格尔的尖锐批评,就是以自然界的先在性和客观性为基础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给予费尔巴哈高度的评价。他说：“只有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费尔巴哈著作是继黑格尔的《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后包含着真正理论革命的惟一著作。”[2]46马克思之所以高度评价费尔巴哈,是因为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坚持了自然界的先在性和客观性，进而深刻批判了黑格尔绝对精神产生自然界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2]157-158，“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现实的科学”[2]158。

黑格尔构造了唯心主义的精致体系,不批判黑格尔哲学，就不能恢复唯物主义的权威，就不能说明自然界的先在性和客观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集中批判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就此指出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考理解即抽象地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2]160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自然界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一个环节、绝对精神的外化,不是自然界产生精神,而是精神产生自然界。马克思说:“自然界对抽象思维说来是外在的,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而抽象思维也是外在地把自然界作为抽象的思想来理解,然而是作为外化的、抽象的思维来理解。”[2]160所以，在黑格尔那里,只有思想、观念、精神是真实的,自然界不是真实的、客观的自然界,它只是“思想的异在”或“观念的异在的形式”,是一个“思想物”。马克思指出:“正像自然界曾经被思维者禁锢在他的绝对观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自然界的思想物,不过现在具有这样一种意义，即这个自然界是思想的异在,是现实的、可以被直观的、有别于抽象思维的自然界。”[2]179黑格尔的这个自然界无非是“自然界诸规定的抽象”,“因此,对他说来整个自然界不过是在感性的、外在的形式下重复逻辑的抽象而已。他重新分析自然界和这些抽象。因此,他对自然界的直观不过是他把自然直观抽象化的确证活动,不过是他有意识地重复的他的抽象概念的产生过程”[2]179。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界是思想的抽象规定，“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是“无”。

自然界不仅是先在的，而且还是自律的。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朦胧地意识到了自然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内在本质。通过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其历史观的研究，马克思又进一步加深了对自然的这种本质的理解。在1837年l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3]11后来，马克思把自然的自我运动性的发现归功于达尔文，在1861年1月28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写道：既然自然界的事物都是自我进化的，那么古老的自然目的论也受到致命的打击。恩格斯在1859年12月1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现在正读达尔文的著作，写得简直好极了。目的论过去有一个方面还没有被驳倒，而现在被驳倒了。此外，至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大规模的证明自然界的历史发展尝试，而且还做得这样成功。”[4]503“有了这三个大发现，自然界的主要过程就得到了说明，就被归之于自然的原因。……这样，同前一世纪比较起来，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现在已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牢固的基础上了。……现在整个自然界是作为至少在大的基本轮廓上已经得到解释和理解的种种联系和种种过程的体系而展现在我们面前。”[5]306

二、人的派生性、自然性

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为依据，以“加拿大假原生物”为实例，说明人是自然界“分化而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正是自然界的进化，造就了人的手和脚的分离，造就了人的直立行走，这是猿类向人类转化所迈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它奠定了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人脑的巨大发展的基础，奠定了人和猿之间“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

恩格斯依据19世纪赫胥黎、海克尔、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拉普拉斯的天体力学理论，详细阐发了自然界的自我演变、生物的进化和人的形成过程。其中，关于人的生成过程，恩格斯是这样描述的：“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其中自然界获得了自己的意识，——这就是人。”[6]17

自然的进化造就了人的意识和人的理性。既然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意识又是由人脑“加工”而成的，是随着对象性活动的开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那么，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由此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不仅如此，人与自然还是同质的。马克思认为，人和动植物一样，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或“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自然与自然本身的关系，男女之间的自然的、本能的关系就是这一观念的最感性的证明。恩格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这一主张作了实证性的说明。他把“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视为人与非人类的生命本质，认为人类也好，非人类也罢，都只是蛋白体在数量上的不同组合，都可以还原为蛋白体：“人体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简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又同最低级的植物……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6]238在人体中，有骨骼、肌肉、神经、韧带、软骨、皮肤，简言之，所有的组织，不是由细胞组成就是从细胞中产生的。

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自然界“就其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是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95。自然界不仅仅为人类提供生产和生活的物质资料，而且还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无论是从物质还是从精神层面上讲，都要依赖自然界。“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界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7]55并且，“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阳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然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7]56。

三、人的社会性本质的自然基础

人的社会性本质指的是人的超越自然的本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6其实，早在学生时代，马克思就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了人的社会性。在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就受原子的偏斜和彼此间的碰撞造就世界的启发，意识到了人要超越自身的自然性，就必须和与自身相同的另一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他说：“一个人，只有当同他发生关系的另一个人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而他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要使作为人的人成为他自己的唯一真实的客体，他就必须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3]216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人的本质不是他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不是抽象地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而是他的社会特质；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和社会的职能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是现实的人借以实现其现实内容的一些类形式。也就是说，人只有作为国家或社会团体中的一员，才能有个人自由。正是根据人的社会性生存以及由这种社会性所带给人的力量的聚合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1844年撰写的《神圣家族》中，把“整个社会的力量”而不是“单个个人的力量”视为判断人的“天性的力量”的准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把“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而不是“市民社会”看成是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才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人直接定义为“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 “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8]2。

人的社会性缘起于人超越自身自然性的需要，或者说，人超越自身自然性的需要，造就了人自身的社会性质。因为人是有意识、能思维的自然，自在的自然满足不了人的需求，人必须以能思维和类存在的两大优势去克服自然的局限性。

人能超越自然，但不能离开自然。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人的社会性必须以自然性为基础。“没有自然界，没有外部的感性世界，劳动者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外部的感性世界是劳动者用来实现他的劳动，在其中展开他的劳动活动，用它并借助于它来进行生产的材料。”[7]45“人(和动物一样)依赖无机自然界来生活，而人较之动物越是万能，那么，人赖以生活的那个无机自然界的范围也就越广阔。”[7]49于是，自然界也就因此而成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自然物质前提。自然界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既是人类生产的基础，也是人类生活的基础；既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础，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人类要想持续地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必须对自然界倍加珍惜和爱护。

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人来说也就具有了同人的身体同样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此,马克思指出：“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活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7]49既然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那么，人们也就理应像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一样，来保护生态自然系统的完整与稳定；理应像预防疾病那样，来防止对生态自然平衡的破坏和损害；理应像治疗身体病患那样，来认真治理环境污染；理应像锻炼身体一样，来积极主动地建设自然界和美化自然界；理应像树立健康意识一样，来确立自己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伦理意识。

四、自然的属人性、历史性

人离不开自然，但自然只有纳入社会中来才有现实的意义。深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影响的青年马克思，在从思辨哲学走出的同时也将“自然”从唯心主义和思辨哲学中解放出来，重新赋予了“自然”在哲学中应有的地位。当时的现实是，摆脱了自然崇拜的西方资本主义在科学和理性的名义下不断地征服甚至掠夺自然，对自然力的蔑视愈演愈烈。这反映在理论上必然是把“自然”作为一个可以忽略的因素，“自然，由于其本身没有任何能动的因素，因此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自然仅仅是一个机械的存在，或者作为一个分类学的范畴”[9]78。自然在此被剥夺了现实性，只是被当作自我意识的外化。在撰写以伊壁鸠鲁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阶段及稍后，马克思用“自我意识”的辩证法发现了自然的踪迹，呼吁把一切超自然的、目的论及决定论的原则从自然中赶走，当1841年完成博士论文时，马克思已然排除了(宗教)目的论和(物理学)决定论，认为对自然的认识只能从自然本身出发，只能用自然来解释自然；而对人类及其所处世界的认识只能建立在对自然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这实际上是马克思从思辨哲学中走出，直面客观自然的重要表现，也为马克思自然概念的最终形成及其理论延展初步奠定了基础。

但是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极少讲到自然“自体”(ansich)，“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2]178。马克思把自然定位为“人的无机的身体”，认为不能离开人的实践去看待自然。“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就是说，他把自然看成从最初起就是和人的活动相关联的存在。”[10]2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又说：“自然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社会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83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摆脱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其所借助的工具就是他所创造的实践概念，自然从此真正具有了历史的维度，成为“历史的自然”。马克思指出，从前的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1]54，因而费尔巴哈眼中的自然，是“和历史彼此完全脱离的”、“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由于费尔巴哈离开实践去考察自然，从来不谈人类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所以，他所把握到的自然界仍然是“抽象的自然界”，是“自然界的思想物”，而不是人类实践改造的对象，不是马克思哲学自然观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把现实的自然界看作实践改造的对象，明确地界定了自己新哲学视野中的“自然界”，“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10]128。这个“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人类学的自然界”是人的实践改造活动的结果，是“历史的产物”。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把自然分为“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和作为“工业和社会状况产物”、“历史的产物”的“周围的感性世界”。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实践劳动，人与自然才相互作用；自在自然才不断转化为“人化自然”，只有这个人化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

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曾以动物和植物为例，说明自然只能是人以人的眼光和人的方式与之交往的物质对象：“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么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11]206在后期的1861年到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对此予以补充说：“甚至大多数被看作自然产物的东西，如植物和动物，它们现在被人类利用，并处于重新生产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使它们的形式和实体发生变化的结果。”[12]58

总之，人的“自然性”与自然的“属人性”的统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与一切自然唯物主义自然观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它构成了新旧唯物主义的分水岭。马克思用“实践”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认为自然的优先性和客观性只是在当自然从“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变时才是重要的。同时随着历史进入现代社会，外部的自然存在已越来越成为制约人类活动的一个关键因素，只有把两者统一起来，才能正确揭示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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