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奇

（湘潭大学 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西方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强势传播，把其行为准则作为一种普世的准则加以推行，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达到制约、影响世界事务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过程的目的。这已直接危害了发展中国家价值体系的合法生存与合理发展，使很多人降低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转而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因此，面对西方国家文化的扩张，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

一、价值观念是文化的灵魂

一种文化形态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观念体系，人类有史以来的一切行动及其创造的文明不过是不同价值观念的外化。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文化形态与其他文化形态相区别的内在根据，它是文化的灵魂之所在，使文化具有穿透力和感召力。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主要在于主导人们评价和选择的价值观念上。

一个国家安全政策必须包含着保卫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免遭外来侵袭的决定和行动。事实上，当今最开放的国家都设置有文化过滤机构和系统，以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执政党所构建和确立的核心价值体系决定着该社会的文化性质，并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所有的统治阶层都要在思想文化领域解决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问题。每一种价值观念都在极力扩大自己的生存权和解释权。价值观念在文化领域的冲突，其实质是争夺人的冲突，是建设什么样的人的冲突。一个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关键看其奉行的价值观念。哪种价值观念接受的人最多，它就会获得更多的社会力量，就可能左右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我国，如果不用社会主义文化占领我国的宣传阵地，资产阶级或封建主义的文化就会去占领。文化是制约人们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一定社会文化的影响；消极落后的文化会消弱人们创造历史的作用，先进的文化则对人们创造历史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人的价值观念不是自动形成的，什么样的价值观念占领了文化市场，就意味着这种价值观念将引领人们的生活，人们就会采纳相应的价值标准，采取相应的生活方式。

权力虽然在统治着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我国正在建设和谐文化，这种文化必须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为内在规定的文化，要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作为出发点，要坚持科学的前进方向，要反映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要体现时代精神、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必须提高鉴别能力，辨析各种社会思潮，提高抵抗文化病毒的免疫能力，决不能让错误的思想自由泛滥。另外，我们必须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中华文化或许不是什么救世主，但西方文化却已给人类带来很多麻烦，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世界纠偏。当然，我们也要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反映工业文明和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规律的东西，“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史一再证明，历史所选择的文明从来就是那些善于学习、借鉴和吸收其他文明之优势的文明”［1］67。我们要占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针对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全球变暖、能源危机、恐怖活动等问题，发出中国的强音，为中国文化形象注入更多的现代性的、积极性的元素。

二、构建核心价值体系需要把握的原则

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并非单纯是超越社会实践的精神现象，它与社会实践的变化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构建与发展首先是我国社会生产方式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为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与发展提供内在根据和相应的物质文化、社会文明基础。另外，这种构建可能推动价值主体的进化和素质的提高，为我国政治与经济的良性发展发挥有效的定向功能。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它需要国家和精英阶层有意识地根据现实的社会状况、发展趋势和文化传统等因素构建和推广，一经形成，如能通过政策调控和思想政治教育等手段在公民中得到广泛的认同，将对公民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一定的指导和约束作用，从而极大地减少社会管理成本，有效地提高公共政策的实施效力。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必须自觉维护这个经济基础。

随着我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愈益显著，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关价值取向的分歧，我国社会的价值观念结构开始表现出阶层化特征，价值主体在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必然存在分歧、矛盾甚至冲突。价值危机的根源是现实的社会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拜物教上就可以看出，理论难题的解决在何种程度上是实践的任务并以实践为中介，真正的实践在何种程度上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还是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2］198人们之所以产生这样那样的思想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其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是需求和现实之间矛盾的表现。人的价值观念并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对一定社会关系的反映，它是个体在参与客观实践的过程中逐步生成的，是个体在适应外部环境与满足自身需要之间不断进行整合与选择的过程。思想共识的深层根源是共同利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变革生产关系，清除既得利益者阶层的生存土壤，为全体公民提供实现自己利益的空间。

概括起来，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原则或具有的特征至少应当具备以下三点：必须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保持民族性、将先进性与广泛性相统一。

今天，全球文化的趋同化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有说服力，各国普遍接受民主、自由、平等、效率、公正、和平、发展等价值观念。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认同并推动这种文化的趋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进行改造，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机成分。只有将普适性价值结合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顺势而为，充分发挥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和整合功能。我国负有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贡献的义务，惟有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国家的发展。

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中主张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遵循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其实质是以一种更新了的社会契约论方式重建社会普遍道义伦理的主张，即先确定一套可为所有社会成员认可和接受的伦理底线，然后将其付诸于社会制度安排。在《政治自由主义》中，作者又表达了以政治正义原则的“最起码程度”的“重叠共识”来进行社会伦理整合和社会政治整合的观点。这种方式的优点在于能够获得较大程度的社会价值认同，但仅有社会伦理原则和政治原则是不能解决社会伦理信仰系统的整合问题的，至少还需要文化传统（如本民族历史）中的某些可发展因素和共同理想信念的资源供应和系统支持，一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建立在该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因为“历史总是惩罚那些忽视历史的人”。［3］53塞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指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4］353事实上，支撑罗尔斯社会正义伦理和民主政治理念的文化根基正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体系——民主、自由、人权。几百年来，西方国家所实行的民主政体，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人的自由，这些无非是梭伦改革和基督教教义的延伸，即所谓没有基徒教便没有美国的现代文明。

与外来干预相比，一种文明的存续更多地取决于自身演化的方向。如果我国不能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下价值观念的碰撞与变异，将会逐渐失去自己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从而导致国家意志和国民心理的全面崩溃，这毫无疑问是对共同体内部安定团结与秩序的一种腐蚀。如果没有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将会使我们一无所有。因此，我们必须在建设和谐文化时坚持民族价值观念的独特性，但也必须以某种为世界公认和接受的价值观念为基础和前提，从人类文化中发掘中华文化的特殊性，在民族文化中提炼人类文化的一般性。不要忘记我国在民主、人权、市场经济等问题上的教训，认同这些普世价值并不影响我们同时指出这些价值在我国的特殊性，拒绝一般性只会让文明走向毁灭。

历史地看，社会的价值体系是不断提升的。但具体到每个社会成员，其价值观念是存在差距的。先进性是指核心价值体系应具有崇高的因子，要坚持用先进性对民族精神进行积极引导，对人们的现实愿望和利益要求进行提升和超越。历史上的所有国家都是携昂扬精神而崛起、随精神没落而消亡。广泛性是指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应有一个伦理底线，要提出公众能够普遍接受的价值要求。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习惯于从社会主义的理想形态出发把社会主义价值观概括成几条不变的准则，而当这些准则与社会生活严重脱节时，就会造成公众的价值虚伪与价值沦落。所以必须把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价值目标的远大追求与具体切实的分段实施的现实价值目标辩证地统一起来。

三、如何构建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做了扼要简明的概括，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该体系既有较强的解释力，又能在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服务全国人民的利益，是完全正确的。仅仅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来说，西方世界在政治上始终自以为是和居高临下，以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来贬抑和丑化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继续把中国视为“非我族类”。如中国城市发生骚乱，就会被不加思索地描绘成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抗争运动。若某地有群众上访，在西方看来肯定是正义的。西方国家无视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推行扩展性民主而使国家陷入战乱的事实，他们认为一切都必须按照他们的模式进行：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民主肯定是普世价值，但西方的这种民主形式并非是普适性的。历史上的很多罪恶都是以推动普世价值的名义犯下的。对于我国来说，当前政治发展的最大意义是政治稳定，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发展不包括民主的内容。民主是个狡猾的东西，民主的产生必须以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的产生为前提；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产权的完善和法治都有利于经济发展，扩展性民主的作用却是模糊的，尤其在选举权的意义上更是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为我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我们必须走自己的路。我国当前应把精力放在产权和自由市场建设方面，这些不同于民主的制度要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我国的发展是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探讨公有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新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来解决这些问题，以解决当前社会公正日益受到质疑的困局，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取得的成绩是不容否定的。

为了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国民信仰、外化为国民行动，首先要加强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只要没有得到制度的认定，就不能作为一个确立的体系对社会生活起到有力的制约作用。公民的良心和信念只能起到部分的行为规范作用。人性是有弱点的，以国家机器为后盾的惩治是必要的，“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官僚体制，原因是社会无法信任任何成员在任何时候都会遵循内化的伦理规范，并尽自己身为社会成员的一份力量。当这些人不遵守社会既定规范时，最终社会必须透过外加的法规与惩罚手段，来迫使他们接受约束。”［5］34

其次，价值导向必须是一元的，核心价值体系要与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之间保持一种合适的张力。价值导向的一元性“是指在社会理想、思想道德、观念体系、行为准则等意识形态领域，全社会只允许一种思想理论体系作为它的指导思想和主导理论，不允许有其他的思想理论体系同它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6］262如果没有一元主导，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将走向混乱和无序。当社会出现多样指导而失去主导时，社会的秩序也就不复存在了。当今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吹“意识形态不入宪”、“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他们并非不懂一个社会需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而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一元化取代马克思主义。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种而不是多种意识形态，亨廷顿指出：“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4］353

任何价值观念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多样化的社会思潮的存在使得社会具有了活力和创造性，非核心价值观念能通过其特有的渗透力给核心价值体系以一定的影响，使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日益丰富，兼容性更强，只要它们无损于发展的大局，不突破伦理底线，政府就应该对之保持宽容，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并积极汲取其合理性因素为核心价值体系所用，实现价值评价标准从对抗性的社会模式向多元化社会模式的转变。事实也证明，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大量的都不是非此即彼的。那种不能兼顾各种需要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价值选择只会导致病态的人格或造成病态的社会。［7］120此外，政府应促进各种社会思潮的对话和融合，尽量化差异为共识。“意识形态必须符合现实世界，意识形态随世界的变化而变化，尽管许多人想把它变成教条，但它不是也不能成为一种教条。”［8］10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跟上时代的新发展和群众的新要求，要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不断增强自己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充分发挥思想统治工具的功能；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新实践，引导人们的价值观念的新变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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