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泉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论漆南薰其人其作

郑洪泉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漆南薰是一位热诚的爱国学者、坚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和国民党左派革命家。他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同自己的命运与前途完全融为一体，不惜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奉献自己的一切。他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是唤起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巨著，是中国现代最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研究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他的政论文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漆南薰;《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国民党左派革命家

2012年是漆南薰诞辰120周年。在这个时候，缅怀这位热忱的爱国学者，坚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和笃信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革命家的革命业绩，重温他的遗著，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

漆南薰又名漆树棻，1892年出生在四川江津李市乡，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他于1925年10月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是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系统剖析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罪行，翔实揭露资本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真相的研究中国近代经济的著作。这本书为正在兴起的以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为主要目标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提供了精神武器，“对于唤起人民群众的觉醒是有很大作用的”［1］，许多热血青年在这本书的激励下投入了革命行列。随后，他回到四川重庆，担任进步报纸《新蜀报》的主笔，以犀利的笔锋，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残酷统治和压榨中国人民的罪行，还以严谨的科学论证，深入浅出的文字，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对外政策等许多重大问题，系统地阐释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真谛。他的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政论文章，是刺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锋利的匕首投枪，是鼓舞和引领革命群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冲锋陷阵的响亮号角。漆南薰不仅用笔作为斗争的武器，他还以火一般的激情参加各种实际工作，常常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甚至亲临群众斗争第一线参与指挥战斗。

漆南薰是中国国民党重庆市党部负责人之一，作为国民党的左派，他与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领导人亲密合作。他曾应聘为共产党人吴玉章任校长的重庆中法大学中学部教员，讲授政治经济学，此外还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向时俊师政治部主任，在军中进行政治教育工作。1927年3月24日，英美等帝国主义者于北伐军进驻南京之际，为了阻挠北伐军胜利进军，竟以所谓“保护侨民”为借口，调集军舰，炮轰南京城，酿成打死打伤两千多和平居民的惨案。消息传来，重庆各界人民义愤填膺，于是在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四川省左派省党部组织领导下，于31日在打枪坝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帝炮击南京市民大会”。漆南薰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与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领导人一起，负责主持这次大会。当蒋介石反动集团支持下的四川军阀刘湘预先潜伏的刽子手们向与会人民群众突然发动血腥大屠杀时，漆南薰急趋主席台口制止暴徒行凶，不幸被打倒在台上，后来又被拖到场外，惨死于两路口荒冢之中。

漆南薰惨烈牺牲后，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距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仅十二天，蒋介石集团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实行反共反人民的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和关押共产党人与革命人民，并在南京建立反动政权(同时还存在着与蒋介石对抗的武汉革命政权)。武汉出版的《中央日报》于1927年4月26日、6月3至6日和25日，连续五次刊登谷万川、封岳菘和萧余等人撰写的哀悼漆南薰及其他被杀害的革命烈士，抨击蒋介石集团与四川军阀施行白色恐怖的文章。漆南薰的惨死还惊动了在上海的鲁迅。上海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策源地，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最猖狂的地方。但是鲁迅还是在自己主编的《语丝》杂志第四卷第六期上，用对署名瘦莲写的《某报剪注》这篇文章加编者“按语”的形式，巧妙地揭露了四川反动军阀与蒋介石集团勾结起来制造重庆“三·三一”惨案和残酷杀害漆南薰的真相。

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内，人们一直都在缅怀漆南薰。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郭沫若，是漆南薰中学和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同学，郭沫若在其《学生时代》这部自传体的著作中，叙述了与漆南薰交往的经历。他称赞漆南薰具有“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怀。在他看来，漆南薰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是“能使我国同胞，对于资本帝国主义得到一个明确的观念，能于我国前途投出一道光明”的“巨大的著作”。对于漆南薰的牺牲，感到非常痛惜。他在书中写道:如果漆南薰不被杀害，我们国家“关于经济方面的问题，总有许多是由他的手里给我们解答了的吧!”［2］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在上世纪50年代撰写革命回忆录时，多次向助手谈及曾经同自己一起战斗过的漆南薰“是个难得的人才，既是政治家，又是理论家”。吴玉章认为:“漆南薰的思想和著作，影响是很大的，很深远的。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贡献，是可以与当时我党著名的理论宣传家瞿秋白、恽代英和萧楚女等同志并驾齐驱的。”［3］漆南薰遇难60周年前夕，四川地区革命老前辈张秀熟于1987年2月为即将出版的漆南薰在1926年春至1927年初在重庆《新蜀报》发表的政论文选集《漆南薰遗著选编》题词，称漆南薰“是第一个与萧楚女同志配合着站在岷峨高峰向全国大呼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革命战士”。总之，漆南薰被认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改变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而进行学术研究的“笃挚的研究家”和学者，是在新闻战线和群众斗争第一线参加战斗的大无畏的革命战士，同时又是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颇有政治见地的国民党左派革命家。

二

漆南薰其人其作，令人难以忘怀。在此，我们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认识和评价。

首先在于他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在国家民族不断遭受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凌辱压迫的年代，他把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同自己的命运与前途完全融为一体，不惜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奉献自己的一切。

青年时代的漆南薰，每当谈起国事，便慷慨激昂。他把改变国家民族危亡的命运视为自己终生的职志，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系留学期间，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中国鸦片战争以来遭受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历史的研究之中。大学三年级时，他开始撰写《帝国主义于中国》的毕业论文，作为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漆南薰这样做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漆南薰完成大学学业回国在上海法政大学任教后，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特别是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爆发以后，他更以惊人的速度，加紧写成了《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以适应当时反帝斗争高潮的需要。漆南薰在书中写道:“鸦片一役，海禁大开，国际资本帝国主义遂如狂飏怒涛之袭至。……我国之领土遂沦为列强之殖民地矣。”他痛心疾首地指出:“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国人如欲坐以待亡则已，否则排除此资本帝国主义之侵略，取消此种条约之不平等，时乎不再来，非伊异人任也。”在他看来，为了唤起人民群众为反对资本帝国侵略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就必须向广大人民群众“详析资本帝国主义之为何物”，并要使他们明了不平等条约的内容。［5］(27)于是他便自觉地把这份责任承当起来了。他说:“著者是一个学经济的，尝以为我们专攻经济者之重大责任，研究学理固甚重要，而以学理应用于解决我国之经济问题尤为重要。本书即著者欲达此种希望著作中之一种。此即著者之动机。”［5］(451～452)这段表白鲜明地显示出漆南薰这位爱国的学者与一般只看重自己个人学术成就的学者的最大差别。诚如郭沫若所说:“这努力，这坚忍，单只这层早就在(是)我们侪辈中所少见的。”［2］漆南薰不仅用《经济侵略下之中国》这本著作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他还积极投身于当时正在高涨的“五卅运动”。他四处奔走，组织力量支援群众斗争，并在上海《民族日报》发表《五卅事变之真因》的政论文章，对帝国主义的暴行进行有力的抨击。他深刻地指出:“五卅惨案之发生，表面上虽为英捕之行凶枪杀事件，论其实，乃一英国资本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国之一种必然结果。”英帝国主义之所以制造血腥的“五卅惨案”，对中国人民实行大肆屠杀政策，“实因彼深知中国民众近年来之觉醒运动，将失去对华经济侵略之机会，而难以维持其帝国主义之命运，故对于中国革命势力，不惜采用严厉手段，以冀一网打尽，使中国永远陷于殖民地地位，而一任其宰割剥削”。漆南薰特别强调正在兴起的五卅运动乃是中国人民“争生存权”之斗争。［6］他的这篇文章对当时的群众斗争是具有推动作用的。五卅运动爆发后不久，郭沫若去了当时的革命运动中心广东，一度担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院院长。漆南薰则于此前回到四川重庆，当郭沫若向他打来电报并邮寄来聘书，聘请他担任广东大学经济学教授，动员他离川时，漆南薰则执意留在重庆，坚持同家乡人民一道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不幸被反动军阀所残杀。漆南薰短暂而光辉的一生，是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命运，将争取民族的解放与振兴、国家的独立与富强为己任，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或和平建设时期，漆南薰的这种将国家民族的命运系于己身的精神都应当为国人所效法。

其二在于他呕心沥血留下了《经济侵略下之中国》这部唤起中国人民奋起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巨著，是中国现代最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中国近代经济问题研究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

漆南薰这部著作由“总论“、”各论“和”结论“三部分组成。其中“总论”共”五章，依次阐述什么叫帝国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近代国家组织之解剖，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历史发展及其强迫中国订立之条约的不平等的特质。“总论”突出地显示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著者旗帜鲜明地公开宣示:他的这部著作是以马克思学说作为“祖述”。漆南薰明确指出:对我国实行经济政治侵略最厉害的就是资本帝国主义，这已经成为我国之心腹大疾，全中国人民“俱应有扑杀彼獠之义务”，而作为一名专攻经济的学者，在履行向人民说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真相的职责，以激励人民起来对抗资本帝国主义所造成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时，绝对不能采取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御用学者的经济学说，因为他们从来都只知讴歌和赞美资本帝国主义。“而应该为我们采用的就是一马克思派。因为为世界上除了马克思派，实无人能将资本帝国主义的真相暴露于外，马克思派实为该主义之照妖镜、锄奸鼎。自此学说一出，那资本帝国主义吃人的凶相，便赤裸裸暴露在我们眼前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本书所祖述，也就在这个地方”［5］(27)。在那个将马克思主义视为“异端邪说”，把共产主义当作“洪水猛兽”，把共产党污蔑成实行“共产共妻”的邪恶势力的年代，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势力麇集的上海，漆南薰如此义正词严地作出上述宣示，充分彰显出他作为坚持真理和正义的刚正学者的大无畏气概。这部书的第二部分“各论”，是分门别类的专门论述，共分“商埠论”、“交通论”和“国际投资论”三篇，每篇各有若干章节，分别从商埠、交通和国际投资这几个方面着手，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八十多年间，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发动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至北洋军阀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行历史的和系统的条分缕析，揭露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强迫中国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和商埠、设立租界，并攫取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内河航运和在我国境内驻兵等特权，强行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对中国施行层层经济侵略和主权剥夺，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强盗般的掠夺，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真相。漆南薰在本书的“全书结论”中不仅一针见血地揭露出所谓近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不过是“外标文明人道之美名，内怀侵略野蛮之实者”，“然其根柢，则在一资本帝国主义之发纵有以致之”。也就是说近现代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特性，完全是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剥削性、垄断性和侵略性所决定的。漆南薰还指出:“惟我中国，土地则广袤数千万方英里，人口则拥有四万万众。对于货物与资本之需要量，对于原料品食料品之供给量，大而无伦，恰为资本帝国主义欲继续其生存发达之最好的理想地。”故而“外国之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遂如万马奔腾之势，以践踏于我国矣。于是，为解决其市场问题，而我有百个商埠之提供，为解决其投资问题，而我有二十余亿元资本之吸收，而有数多利权之丧失，为圆滑其市场与投资地之经营起见，而我有巨大交通权之让与。我国一部之对外关系史，具于此矣。不但此也，从政治而言，他们在我国又有治外法权，领事裁权利之设定，遂在我国俨成一支配阶级;从经济而言，他们向我获有关税之束缚权与投资之优先权，在我国遂成一剩余价值榨取之阶级。他们这一种行动，实如大盗之入我室而搜我财绑我票，使我身家财产荡然无存一样。”漆南薰的结论写至此处，径直向读者发出如下之强烈呼吁:“同胞乎，今日国家之大病，实在于国民生活维艰，而生活维艰之所以，即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与榨取”，“欲救我中国”，“须協我亿众之力!出以必死奋斗之精神。建设强有力之国家始获有济!然此非使我四万万人个个都根本觉悟不为功，本书者，即为使我同胞人人皆悉帝国主义之侵略我之戾害，并促之起而奋斗者也!”［5］(451～452)这番吐露作者心声的话，也正是五卅运动兴起后广大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所以此书在1925年10月一出版即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欢迎，不到一个月初版书就销售一空。当年11月出第二版，亦在三个月内售罄。

漆南薰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萧楚女的关注。该书出版后不到两个月，萧楚女即怀着敬意和诚恳友善的态度，在当年12月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105期上发表《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文。萧楚女在文中首先表示要向作者“先要致一个‘国民’的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党人的敬礼”。之所以怀着如此的敬意，是因为漆南薰向读者提供的是一部“暴露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罪恶之作”，而且“实为目下中国一般国民——尤其是青年的革命者所应当人手一卷的书”。萧楚女指出:“此书的优点在于他的理论的大前提是取纯粹的‘唯物史观’。他对于帝国主义的定义，肯定列宁和巴布鲁两人的诊断，对于资本主义形成之过程则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为它是这样，所以读了它这本书，便极容易叫人了解近世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相结合所以要去侵略一般经济落后的弱小民族的唯物趋势之所以然，使人对于工业革命以后的世界大势之进展及其将来，能有一个很明了的系统概念;使人知道中国之被侵略乃是客观的世界经济组织之结果，可以增加中国人民革命的决心”。萧楚女特别强调指出:这本书虽然存在着一些“遗憾”的地方和“比较不大好的毛病”，然而，该书“对于商埠、关税、航权、铁道，领事裁判权、租借地及国际投资、外债等事实的条约的分析，确是极好——不啻给了我们一部很有系统的‘中国外交史’，一般中学生得此读之，实胜于读一百课干枯无谓的所谓‘历史’课程”。这就从该书的价值和对当时革命运动的现实意义两个方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此同时，萧楚女对于这本书中一些“使人引为遗憾的地方”和“不大好的毛病”，也提出了友善而中肯的批评，这样做除了表明是“站在友谊的前面”对作者负责以外，也是为了指导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正确的从书中获益。针对漆南薰在书中关于“帝国主义即是资本主义，如果我们以打倒的手段何异……干涉其内部组织?匪特为理论上所不通，抑又为事实所不许”，故而“帝国主义可以从我国排除之，而不易打倒”的说法，萧楚女明确指出:既然压迫中国的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我们联合世界弱小民族联合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被压迫阶级，从根本上打倒这个压迫我们的资本主义，从而得到我们所要求的解放——为什么在理论上不通，为什么在事实上不许!反之，既承认帝国主义为我们中国人并且是世界人类之大敌，既承认在正义上它原不应存在;乃又不取彻底手段而以怕去干涉它的内部组织为理由，反对“打倒”，让它仍然存在于世界上，这才真正是“理论所不通”。这种既承认帝国主义在它的内在的性质上，非以侵略经济落后的殖民地，不能存在，既承认被侵略者与侵略者之间，已无缓冲余地，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乃又反对“打倒”，而以为只可“排除”，这才真是“事实所不许”。萧楚女还指出书中的一些其他偏颇之处，例如在阐述国家起源的问题上，著者虽然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条件是国家形成的动力的原理，承认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却又掺杂进了几分主观唯心主义的卢梭“自然法则”学说的气味，用所谓人类在心理上的种种动机来解释国家的起源，实在不符合社会进化的客观历史事实。书中在关于帝国主义崩溃的问题上，仅看重其内在原因，而忽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这个因素等，这说明作者在思想上存在机械唯物论和片面性。另外，本书内还存在着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作所谓“法学通论”式的讨论等既枯燥又不必要，甚至有害的内容。然而，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才刚刚开始，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正在探求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要求漆南薰这部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经济著作没有任何瑕疵。尽管如此，毕竟瑕不掩瑜。《经济侵略下中国》仍然是当时渴望求得革命真理的青年人迫不及待阅读的一本好书，一本将广大进步青年引向革命之路的好书。这本书也是漆南薰遗留下来的一份值得珍惜的宝贵精神财富。

其三，漆南薰1926年春至1927年春担任重庆《新蜀报》主笔期间，撰写的大量政论文章，不仅是他在新闻和理论战线上开展大无畏斗争的见证，更是他对中国民主革命做出的卓越的理论贡献。在这些政论文中，漆南薰不仅以犀利的笔锋，痛快淋漓地揭露了帝固主义勾结封建军阀残酷统治和压榨中国人民的罪行，还以严谨的科学论证、深入浅出的文字，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任务、对外政策等许多重大问题，系统地解释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真义。

漆南薰于1926年5月17日在《新蜀报》上发表了题为《谁是我们的敌人》的社论，后来又在《世界大局和中国国民革命》等政论文章论述了与认清敌友问题相关的内容，从而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必须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友军。漆南薰指出:我们的敌人“就是以武力压迫我，经济侵略我之各帝国主义国家和甘心充当其走狗之滥军阀”［7］。而其中“第一大敌，就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向我一致进攻。以无形之经济侵略来榨取我们之脂膏，以有形之炮舰政策对付我们之反抗。其结果我们祖宗传来之宝贵河山，便变成他们的投资地与商场;我们轩黄遗胄，便变成他们服役之苦力”，“我国的地位，是危险到十二万分”，“民族之废兴存亡，是迫于俄顷”［8］。他还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是和中国的封建军阀勾结在一起进行的。正是由于中国遭受这二重压迫，所以一直未能从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的境遇中解脱出来。他认为只有认清了这两个大敌。人民觉醒了，中国革命“便有下手之处了”［9］。他指出我们的友军就是“世界各弱小民族与无产阶级”。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整个世界已经截然分成“帝国主义国家与有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相互对立的“情势”［7］，世界各弱小民族和无产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利益。我们必须与这些友军切实联络。就国内来说，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斗争，还必须“重视”“有绝大无形势力”的民众，做到“武力与民众相结合”，“使武力渐成为民众化”，“不论农工商学，俱视为好友，一律爱之敬之，唯恐不至”［10］。

漆南薰认为，打倒帝国主以坚决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求得民族之解放;打倒封建军阀，以消灭军阀制度，就是中国革命的任务。而革命的具体目标，是建立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广东政府那样的革命政权。只有中国人民“奋百折不挠之精神”，“作百战之血斗”，才能完成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两大任务，实现我们的目标。［11］

漆南薰深刻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必须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各帝国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联合苏俄的必要性。因为他们同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故而成为我们必须与之联合的并肩战斗的友军。他特别着重强调中国革命联合苏维埃俄国的极端重要性。这不仅由于十月革命以后，俄国“内部已由君主专制一变而为民主共产国家;即对外部亦显然去其帝俄时代之侵略性，而为扶助世界农工利益之大福星。所以对于我国遂改变其旧时俄罗斯式之强暴，而为极端援助我之国家”［12］，他认为苏俄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之利害关系，是极端立于冲突地位，是势不两立的。加之苏俄当时也面临着英日帝国主义咄咄进逼，所以，苏俄之敌人，即是压迫我们之敌人，我们之敌人，即是苏俄之敌人。对中国来说，非联俄无以图存;对苏俄来说，非助我则自己之国基莫能巩固。故中国同苏俄的这种联合乃是彼此利害一致之联合、正义之联合。根据以上论述，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国民党的联合各被压迫民族、世界无产阶级和苏俄的三大外交政策，是中国人民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之唯一良方。

漆南薰竭诚维护孙中山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他对于那些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极端攻击”和“毫无容恕”态度的那一部分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以反对所谓“赤化”为口实来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都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等“腐败势力借以倾轧革新势力的工具”，是“反正义的不正当的分子借以戕害正义分子之手段”。漆南薰认为，从实质来看，真正意义上的“赤化”，“从它最终的目的而论，就是实行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就是解决人类大多数之生活问题”，其“精神所在，就是最高尚之人道主义，虽耶苏之天国，佛家之西方极乐世界，又何以异，而耶苏天国，佛家之西方极乐世界，多陷于空想家之误谬，不若共产主义之有实现之可能性，所以所谓共产主义，所谓赤化，从最高价值之判断而论，是超空间时间永久为最美最善的”境界，“决不是如我国一般人之宣传为洪水猛兽的”，只是当时没有实行这种主义的条件罢了。至于有的人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同样是没有道理的。漆南薰指出:“英国为资本主义国，尚容共产党之存在呢，日本为君主国，尚容无产党之设立，何以我国为民主共和国家，集会结社反不能自由呢?”他还反驳了由于中共“亲俄”即加以反对的错误言论。他说:“俄国是以无产阶级为立国之基础，而我国之共产党，是以扶助农工为职志，他们在利害上当然是趋于一致，故视他们为彼此互相亲善则有之，务深曲其辞，说他是苏俄之走狗，则未免诬枉太甚。”他赞扬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组织严密”和对“帝国主义的奋斗精神”［13］。可见漆南薰对于维护国共两党的合作完全是出于维护革命的根本利益，并出于一片至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漆南薰对中国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在大方向上同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基本一致的主张，是难能可贵的，这是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贡献。虽然，在对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上，漆南薰尚未能完全摈除唯心史观的杂质和摆脱认识上的局限性，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也还有一定距离，但这是我们不应当苛求于前人的。从总的方面来说，漆南薰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旗帜，不愧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和具有卓越见解的理论家。

漆南薰是一位名垂青史的爱国学者和充满革命激情的革命战士与革命家。在他诞辰120周年之际，缅怀他革命的一生，重温他的遗著，是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我们的国家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打倒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解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一百多年来强加给我们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从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起，即坚忍不拔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的目标奋勇前行。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们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我国还没有完成国家高度的现代化，外部的一些反对势力还在竭力阻挠我们国家实现完全的和平统一，还在以各种方式支持极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的罪恶行径，并企图阻遏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面对这种情况，我们不仅应当珍惜漆南薰遗留下来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和他的政论文章这份宝贵精神财富，并从中获取教益和启迪，我们还应当继续发扬漆南薰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以他那种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实现中华民族之和平崛起而奋斗。八十多年前漆南薰为了完成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从理论上做出了重大贡献，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更应当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为排除一切干扰，实现中华民族之和平崛起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王学文.悼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英勇战士漆南薰烈士［A］.重庆“三·三一”惨案纪事［C］.重庆出版社，1989.

［2］ 郭沫若.漆南薰与《经济侵略下之中国》［A］.重庆“三·三一”惨案纪事［C］.重庆出版社，1989.

［3］ 李新.缅怀“三·三一”惨案烈士漆南薰先生［A］.重庆“三·三一”惨案纪事［C］.重庆出版社，1989.

［4］ 见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六单位1987年3月编印的《漆南薰遗著选编》.

［5］ 漆南薰.经济侵略下之中国［M］.孤军杂志社，1925.

［6］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六单位.五卅事变之真因［A］.漆南薰遗著选编［C］.1987.

［7］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六单位.世界大局与中国国民革命［A］.漆南薰遗著选编［C］.1987.

［8］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六单位.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之对外三大政策［A］.漆南薰遗著选编［C］.1987.

［9］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六单位.谁是我们的敌人［A］.漆南薰遗著选编［C］.1987.

［10］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六单位.国民革命军成功原因之研究与今后川当局应有之觉悟［A］.漆南薰遗著选编［C］.1987.

［11］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六单位.军阀与帝国主义［A］.漆南薰遗著选编［C］.1987.

［12］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六单位.苏俄政策的讨论［A］.漆南薰遗著选编［C］.1987.

［13］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等六单位.赤化问题之讨论［A］.漆南薰遗著选编［C］.1987.

On Qi Nanxun and His Works

Zheng Hongqua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Qi Nanxun is a zealous patriotic scholar，who is a tough anti-imperial and anti-feudal fighter and the leftist of the Kuomintang.He integrated nation’s destiny and prospect with his own，and sacrificed everything for the benefits of nation.His book named China-Under the Economic Aggression calls out people to conduct anti-imperial and anti-feudal struggle.His political comment lays distinguished theory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new democracy.

Qi Nanxun;China-Under the Economic Aggression;the leftist of the Kuomin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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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0429(2012)02－0018－07

2012－01－15

郑洪泉(1930—)，男，重庆师范大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