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颖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师范教育系，广东 揭阳 522000）

冯衍仕历三考

林佳颖

（揭阳职业技术学院 师范教育系，广东 揭阳 522000）

冯衍一生坎坷多艰，且因史料缺失，后世对其仕历多有疑惑之处。对冯衍是否出仕王莽新朝，是计说鲍永抑或计说邓禹，以及结交阴兴、阴就等若干问题详细考辨，有助于厘清其仕历。

冯衍；仕历；王莽；鲍永；阴氏

冯衍字敬通，两汉之际著名文士。《隋志》著录《冯衍集》五卷，宋元已佚，完篇今仅存《显志赋》和书、疏、铭若干。明张溥甚为推崇其文：“敬通诸文，直达所怀，至今读之，尚想见其扬眉抵几，呼天饮酒，诚哉马迁、杨恽之徒也。……孟坚详雅，平子渊博，高步东汉；若言豁达激昂，鹰扬文囿，则必首敬通云。”［1］（P30）初读其文，确实为其勃勃生气所深深感染，然而再读之下，却往往因为史料的相左和缺失而颇见疑惑：不仕王莽是否史家曲笔？是才高不遇，还是盛名难副？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解决。因而本文结合前人的若干考索，对冯衍仕历中的若干争议处重新进行考辨。

一、仕莽与否

范晔《后汉书·冯衍列传》称：“王莽时，诸公多荐举之者，衍辞不肯仕。”关于此事，清代学者姚振宗则表示怀疑：“案《冯衍传》，建武末《上疏自陈》有曰：‘昔在更始太原，执财货之柄，居仓卒之间，据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岁狭，居处日贫。’又《显志赋自序》亦云：‘历位食禄，二十余年。’又传末述其自言云：‘衍少事名贤，经历显位，怀金垂紫，揭节奉使。’凡此所云，归降之后未见斯事，似皆在建武之前。知其当哀平王莽之时，尝与刘歆同事修史，或亦为国师公官属。其后出守太原，所谓少事名贤，经历显位者，殆以此。其谓更始太原二十余年者，盖并王莽时言之。不然，更始至建武不过二三年间事，安有二十余年乎？而范书皆不载其事，反谓王莽时诸公多荐举，衍辞不肯仕。自相矛盾，欲盖弥彰矣。”［2］（P645－646）其实早在宋代，叶适就曾提出疑问：“冯衍自言据位食禄二十余年者三，按衍为鲍永偏佐岁月无几，其误如此，殆不可晓。”［3］（P347）叶适、姚振宗皆认为冯衍所说“据位食禄”是指降光武以前的仕历，所以不应该有二十余年之久；姚振宗还进一步推断冯衍曾仕莽，并曾与刘歆同事修史。

窃以为，敬通所说的“据位食禄”并非单指降光武以前的仕历，而是截止至写作《上疏自陈》和《显志赋》时的仕宦时间。先看看两段原文：

昔在更始，太原执货财之柄，居仓卒之间。据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岁狭，居处日贫，家无布帛之积，出无舆马之饰。于今遭清明之时，饬躬力行之秋，而怨仇丛兴，讥议横世。（《上疏自陈》）

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凄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鸡豚之息；委积之臣，不操市井之利。况历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益狭，居处益贫。（《显志赋序》）

《上疏自陈》的表达确实容易被误解，以为“二十余年”是指更始时期，然而结合《显志赋序》，则可知这“二十余年”概指一生的仕宦经历，其中大部分时间，是降光武之后的“久栖迟于小官”。两汉之际，政治动荡，士人择主而仕，亦是常事。著名文士如桓谭、班彪，亦曾事王莽、刘玄等，范晔在《后汉书》中都是直书其事，何以独为敬通曲笔？姚氏之论，是以后世之臣节观视两汉之事，臆断多于实证。

再看敬通的仕宦经历。地皇三年（22），冯衍辟为廉丹掾。更始二年（24），又为鲍永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文中所谓“少事名贤，经历显位”者，当指此。建武初年，曾出任曲阳令。建武中期，结交阴兴、阴就，为诸王所聘请，不久被辟为司隶从事。建武二十八年（52）光武惩罚打击外戚宾客时，冯衍仍在长安供职，从其《与阴就书》自称“奏曹掾”可知。是以“二十余年”并非需要从哀、平、王莽时算起，叶、姚误也。

清惠栋则从文献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据位食禄上有脱文”［4］（P507），所以也不以此断定冯衍曾仕莽。此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另外，冯衍在《说廉丹》、《复说廉丹》中极力劝说廉丹离莽归汉，《计说鲍永》则对王莽政权严加抨击，其政治态度由此可见，此亦可为冯衍不曾仕莽的有力旁证。

二、计说鲍永

《后汉书·冯衍传》录有冯衍说辞一篇，因篇幅原因，此不详载。关于此篇说辞，本传称：“更始二年，遣尚书仆射鲍永行大将军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计说鲍永曰：……永既素重衍，为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扞卫并土。”而章怀太子注曰：“《东观记》：衍更始时为偏将军，与鲍永相善；更始既败，固守不以时下。建武初为扬化大将军掾，辟邓禹府，数奏记于禹，陈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谏邓禹之词，非劝鲍永之说。不知何据，有此乖违。”

关于这篇说辞，究竟是《计说鲍永》还是《计说邓禹》，且看看文中若干关键语句：

皇帝……率宛、叶之众，将散乱之兵，喢血昆阳，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阵，摧九虎之军，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祸乱，诛灭无道，一期之间，海内大定。

今大将军……秉大使之权，统三军之政，存抚并州之人。

今邯郸之贼未灭，真定之际复扰。

第一句，王先谦在《后汉书集解》解释说：“章怀见下文‘喢血昆阳’等语，以为非光武莫当。不知其时更始为君，不妨归美。‘诸将虏掠逆伦绝理’云云，邓禹将兵何尝有此？‘镇太原，抚上党’，正为鲍永而发，岂为邓禹发哉？以一二语而疑全文，《东观记》固谬，章怀引之尤为无识。”［5］（P346）认为应为《计说鲍永》，颇有道理，可为旁证，然以此证非，难以服人。

第二句，钱大昭《后汉书辩疑》曾对此做出辨析：“若云谏邓禹，禹乃前将军非大将军，且禹所攻者，非并州，《东观记》误矣。”而严可均在《全后汉文》注曰：“今考建武初，衍未辟邓禹府，禹亦未至并州。……此当从范书作说鲍永为是。”［4］（P985）也都认为应当是计说鲍永而非邓禹。

窃以为，第三句方是做出判断的关键。章怀注曰：“邯郸谓王郎，真定谓刘杨。”考《后汉书·光武纪》，更始元年十二月（24）王郎称帝，二年（24）春，光武率众“南击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皆下之，因入赵界”。四月，进围邯郸，五月王郎被诛。《后汉书·刘植传》记载，其时真定王刘扬起兵十余万以附王郎，光武使刘植说刘扬，扬乃降。据此可知，此篇说辞应作于更始二年初，刘扬未降光武之前。此年敬通在鲍永幕中无疑，而冯衍降汉当在建武二年（26）或三年（27），况且此时光武尚未称帝，若说此篇是说邓禹之辞，则前后抵牾甚矣。故知《东观记》此条不可据，说辞乃鲍永初到并州时，冯衍针对当前局势所做的一些建议，鲍永悉纳之，故下文续以永、衍与田邑扞卫并土之事。

吴树平先生在校注《东观汉记》时指出：“聚本珍（四库本）亦辑有冯衍谏词，而姚本（即姚姻之辑本）冯衍传未辑，注云：‘相其词义，说永为近。’《文选》卷一一王逸《鲁灵光殿赋》李善注云：‘冯衍说鲍永曰：社稷复存，炎精更辉。’又卷五九王巾《头陀寺碑文》李善注引云：‘冯衍说鲍永曰：衍珪璧其行，束修其心。’与姚本注文相合。”［6］（P540）然而李善可能引自范书，因此此处论证只能作为此篇为计说鲍永而非邓禹的旁证。

三、结交阴氏

冯衍本传曰：“后卫尉阴兴、新阳侯阴就以外戚贵显，深敬重衍，衍遂与之交结，由是为诸王所聘请，寻为司隶从事。”关于冯衍与阴氏结交、作《与阴就书》及为司隶从事三事，陆书系于建武十九年（43），依据是此年阴兴以王舅拜为卫尉。石书同此。

事实上，早在建武十七年（41）十月，阴氏便被立为皇后。若论以外戚贵显，当始于此年。刘跃进先生亦将冯衍结交阴氏系于此年，且认为《与阴就书》约作于此后数年，确为思深之言。［7］（P362）

《与阴就书》中有“侧闻东平、山阳王，壮当之国，择除官属”一句。东平王刘苍，山阳王刘荆，皆为阴后所出，阴就是其母舅。明帝生于建武四年（28），石观海先生推断刘苍生于公元30年，可从。如此，刘荆则约生于公元32年。

据《后汉书·明帝纪》及《刘荆传》，永平元年（58）刘荆因罪徙封广陵，后召相工问起兵事，自称年当30。而后事败，荆被软禁。永平十年（67）因巫诅事自杀，国除。关于相工一事，袁宏《后汉纪》载明帝曰：“荆数年之间，大罪二矣。”［8］（P271）则知与永平元年一事相去不远。今取永平五年（62），则荆恰生于公元32年。

冯衍信中称苍、荆“壮当之国，择除官属”，则此时苍、荆年龄当在15左右。若此说成立，则《与阴就书》当作于建武二十三年（47）前后，其时冯衍约56岁，与信中所说的“年老被病”相合。

又班彪作有《上主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属》一文，《后汉书·班彪传》称其写作背景是：“彪复辟司徒玉况府。时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阙。”章怀注：“建武二十三年玉况为司徒，十九年建明帝为太子，十七年封诸王。”刘跃进先生依此将此文系于建武二十三年。［7］（P367）因班彪所议为光武所纳，故知诸王择除官属当在此后不久。如此，则与上述推断相合，可为《与阴就书》作于建武二十三年的有力旁证。

此外，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此处章怀注引敬通与阴就的两封书信，然而在后来的《上疏自陈》中，敬通却称：“卫尉阴兴，敬慎周密，内自修敕，外远嫌疑，故敢与交通。”阴兴早逝（据《后汉书·阴兴传》，兴死于建武二十三即公元47年），且从与阴就的通信看来，敬通与阴就的事实交往无疑要比与阴兴密切得多，然而《上疏自陈》中却只提及结交阴兴，这便颇值得玩味。

《后汉书·阴兴传》云：“兴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后改封新阳侯。就善谈论，朝臣莫及，然性刚傲，不得众善。”《后汉书·朱晖传》曰：“是时阴就为府卿，贵骄，吏慠不奉法。”《后汉书·虞延传》载：“是时阴氏有客马成者，常为奸盗，延收考之。阴氏屡请，获一书辄加篣二百。信阳侯阴就乃诉帝，谮延多所冤枉，帝乃临御道之馆，亲录囚徒。……于是外戚敛手，莫敢干法。”又《后汉书·逸民传》云：“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居北宫，皆好宾客，更遣请（非）丹，不能致。信阳侯阴就，光烈皇后帝也，以外戚贵盛，乃诡说五王，求钱千万，约能致丹，而别使人要劫之。”凡此种种，可见阴就个性刚傲，以外戚而贵骄不法，好结宾客，声誉不佳。特别是马成一事，更使阴就及其门客名声一败涂地。然而需要提出的是，从解救马成及冯衍等等做法，可见阴就虽因骄逸不法为时人所毁，实可称有义之人。

另一方面，阴兴则确如冯衍所说的“敬慎周密，内自修敕，外远嫌疑”，不仅多次辞让爵位，还劝说当时为贵人的阴后克己复礼，以保宗族。本传称阴兴为人低调节俭，唯才是举：“虽好施接宾，然门无侠客。与同郡张宗、上谷鲜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犹称所长而达之；友人张汜、杜禽与兴厚善，以为华而少实，但私之财货，终不为言：是以世称其忠平。第宅苟冠，裁蔽风雨。”［9］（P1130）

两汉之际，士人多染纵横之风，冯衍亦然。光武开朝，结束了此前群雄割据局面，纵横思想失去了社会基础。有鉴于前朝皇权旁落，光武采取抑制诸王外戚、防范功臣文吏的措施，以巩固皇权。与此同时，为清除残存的策士之风，朝廷推许恭谨自守之士，打击飞扬跋扈之风，从光武重阴兴而轻阴就一端，便可见出。而敬通深预其中的建武二十八年惩诸王外戚宾客事，更是一次肃清士风的大动作。由此，士风开始向恭谨柔顺的方向转变。联系此期士风，以及《上疏自陈》中阴兴“数欲本业之”一句，我们推断，阴兴虽与冯衍相善，却因时风所厌，性情相异，也将其当作张汜、杜禽一流，认为衍华而少实，故而终不为其言，故而敬通只好求助于阴就，谋为诸王府吏。

冯衍仕历坎坷，一方面与其家族没落有关，另一方面，与其性格刚强，有纵横之气不无关系。而冯衍生平、仕历的坎坷，也强化了冯衍性格中的某些因素，其不平之气抒散于赋作中，从而使《显志赋》成为两汉赋作中充满勃勃生机的一篇大赋。

［1］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2］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M］.续修四库全书本.

［3］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徐蜀.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5］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4.

［6］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7］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8］袁宏.后汉纪［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I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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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395（2012）06－0006－03

2012-04 -20

林佳颖（1982－），女，广东揭阳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先唐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