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芳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就苏轼的一生来看，他是开中国文字狱先河的第一个受害者，他一生曾两次遭受长期贬谪，他入仕后几乎始终是新、旧党人攻击的首要目标；照世人看来，苏轼的人生可谓不幸之极！但据笔者看来，苏轼实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

一、科举幸遇

苏轼早年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时，正值朝廷思欲改革五代以来文坛浮靡雕琢、空疏剽窃的文风之时；他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文坛领袖欧阳修恰好担任主考官，正欲借这次考试把文风改变过来。评卷中凡是那些雕章琢句、空洞无物的文章全被斥落，而那些平易畅达、内容充实、有经世致用价值的文章则被录用。自小生于西南偏僻一隅、不学“时文”的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的评选标准。若不是欧阳修误把苏轼的考卷看作其门生曾巩的，为了避嫌而把他置为第二，苏轼在此次考试中就名列榜首了[1]。苏轼的幸运真可谓千载一时！对于自己文章风格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及自己的幸运，苏轼内心相当清楚，在诗文中屡致感叹。如其《谢欧阳内翰书》曰：

轼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2]

《谢馆职启》曰：

轼之内顾，岂不自知。性任己以直前，学师心而无法。自始操笔，知不适时。会宗伯之选抡，疾时文之靡弊。擢居异等，以风四方。[2]

《谢梅龙图书》曰：

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2]

《上梅直讲书》曰：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2]

从这些叙述可见，“长于草野，不学时文”的苏轼的科举幸遇可谓生逢其时使然！

二、仕途知遇

苏轼的得时幸遇不仅表现在科举上生逢其时，而且表现在仕途上得遇四朝知己之主。尽管他仕途上受到过不少挫折，但总体说来还算比较幸运。苏轼也从不讳认自己的幸运，如其《谢除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表二首》之一曰：

伏念臣学陋无闻，性迂难合。受四朝之知遇，窃五郡之蕃宣。[2]

《醮上帝青词三首》之一曰：

早窃人间之美仕，多收天下之虚名。溢取三科，叨临八郡。[2]

《谢兼侍读表二首》之一曰：

伏奉制书，除臣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者。……伏念臣以草木之微，当天地之泽。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除尚书，三忝侍读。虽当世之豪杰，犹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2]

《与陈传道五首》之一曰：

来书乃有遇不遇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无取，入为侍从，出为方面，此而不遇，复以何者为遇乎？

《杭州召还乞郡状》曰：

臣昔于治平中，自凤翔职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骤用臣。……及服阕入觐，便蒙神宗皇帝召对，面赐奖激，许臣职外言事。……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2]

《谢吕龙图三首》之一曰：

某西蜀之鄙人，……两登进士举，一中茂才科，故当世名公巨卿，亦尝赐其提挈爱怜之意。故欧公引之于其始，韩公荐之于其中，今又阁下举之于其后。自惟末学，辱大贤者之知，出自天幸。[2]

《英州谢上表》曰：

先帝念臣于众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于散官永弃之地。……臣实何人，恩常异众。[2]

苏轼说自己“受四朝之知遇”诚非虚夸之词。他一入仕途就被宋仁宗以宰相之器视之，如《宋史》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3]在古代士人中，能有比这更高的赞誉吗？宋英宗一登基就欲骤用苏轼，当某些大臣以“年少资浅，未经试用”为由反对时，英宗极其坚定地反驳说：“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3]才能被皇帝如此信任，即使不得高官又有何憾！宋神宗对苏轼的文章更是喜爱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并以“天下奇才”许之。如《宋史》载：“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3]当众小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时，神宗坚定地保全了他；在被新党排挤贬谪黄州期间，神宗屡屡为“人才实难”欲重新起用他；虽因小人势力强大而没能及早起用，但神宗最终还是力排众议、亲撰诏书(这在宋代是违反政治制度的)重新起用苏轼[2]。神宗对苏轼的赏识于此可见一斑！可惜的是，还没等苏轼上任，神宗就因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新执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一向反对新法，一掌权就黜免新党、起用旧党。不到一年，就把苏轼从一个贬废之人连连升迁为佐命大臣。之后又三次任命他为哲宗皇帝的老师，同时又先后任他为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高位要职。古代有几个文士得到过这样的殊遇呢？扪心自问，“早蒙希世之恩”、“恩常异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的苏轼有理由产生不遇之感吗？对君主们的非常知遇之恩，苏轼铭心刻骨、念念不忘，屡屡流露于笔端。如《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曰：“臣于侍从之中，受恩至深，其于委曲保全与众独异，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胜恐悚待罪之至。”[2]《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曰：“今侍从之中，受恩至深，无如小臣，臣而不言，谁当言者？”[2]《述灾沴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议状札子》曰：“臣受恩深重，不敢观望上下，苟为身谋……”[2]《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子》曰：“臣近以目昏臂痛，坚乞一郡……伏蒙圣慈，降诏不许，两遣使者存问慰安。天恩深厚，沦入骨髓。臣谓此恩当以死报，不当更计身之安危，故复起就职……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厌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厌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众人，若以此获罪，亦无所憾。”[2]《杭州召还乞郡状》曰：“臣受圣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尽言无隐。必致当途怨怒，愈为身灾。”[2]因所受知遇之恩非常人可必，所以苏轼尽管很清楚自己言他人不敢言必将招来无穷祸患，但终因不愿辜负君主们的深重厚恩，便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犯颜直谏、尽忠报国了。

三、生命之幸

就苏轼“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2]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身首异处、性命不保了；但幸运的是，他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注]“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见宋史卷三百七十九.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为祖宗家法的王朝里，遇到了几位能容纳忠言且高度赏识他的君主；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一点苏轼很有自知之明，且深感庆幸。如《代滕甫辨谤乞郡状》曰：

窃伏思宣帝，汉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诛杨恽。太宗，唐之兴王也。以单词而杀刘洎。……而臣独蒙皇帝陛下始终照察，爱惜保全，则陛下圣度已过于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2]

《谢宣召再入学士院状二首》之一曰：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言虽直而无罪，身愈远而益亲。委曲保全，始终录用。[2]

《杭州召还乞郡状》曰：

……臣以此卜知先帝圣明，能受尽言，上疏六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先帝虽未听从，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谴问。而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齿，争欲倾臣。……臣缘此惧祸乞出，连三任外补。而先帝眷臣不衰，时因贺谢表章，即对左右称道。党人疑臣复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构造飞语，酝酿百端，必欲致臣于死。先帝初亦不听，而此三人执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狱。……到狱，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及窜责黄州，每有表疏，先帝复对左右称道，哀怜奖激，意欲复用，而左右固争，以为不可。……若非二圣仁明，洞照肝膈，则臣为党人所倾，首领不保，岂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2]

《颍州谢到任表二首》之一曰：

明君知臣，终护其所短。自欣投老，渐获安身。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体水镜之无心，忠邪自辨。致兹愚直，亦克保全。[2]

因“危言危行，独立不回”而“犯众怒”[2]的苏轼之所以能屡屡躲过杀身之祸，主要在于他“遭时休明”、“遭时得君”。苏轼的人生能算不幸运吗？

四、功名之幸

与那些生前身后始终坎壈不遇、堙没无闻、文章才华不为世人所知的士子相比，苏轼的一生可算是功成名就！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苏轼的诗、文、词、赋、绘画、书法、学术及治军、治盗、治水、治边、治民等才能都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认可与推重。苏轼生前不仅被宋神宗以“天下奇才”许之，而且也被他的两大政敌高度称许。如《西清诗话》云：“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公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又在蒋山时，以近制示东坡。东坡云：‘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宋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荆公曰：‘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为俗子道也。’”[4]王文公、荆公均指王安石。又如《闻见后录》云：“李定自鞫东坡狱，势不可向。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曰：‘苏轼奇才也！’俱不敢对。又曰：‘轼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叹息久之。盖世之公论至仇怨不可夺也。”[5]由此可见，即使是极其仇嫉苏轼的政敌也不得不肯定他的才华。宋孝宗更把他推尊为“一代文章之宗”：“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以是成文，刚而无馁，故能参天地之化，开盛衰之运。不然，则雕虫篆刻，童子之事耳，焉足与论一代之文章哉！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朕万几余暇，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2]

我们从苏轼的一些诗文中也可推知，苏轼在有生之年的确已获得了他人梦寐以求的巨大声名。如其《答李方叔书》曰：“仆细思所以得患祸者，皆由名过其实，造物者所不能堪，与无功而受千钟者，其罪均也。深不愿人造作言语，务相粉饰，以益其疾。”[2]《答李方叔十七首》之十三曰：“某以虚名过实，士大夫不察，责望逾涯，朽钝不能副其求，复致纷纷，欲自致省静寡过之地，以全余年，不知果得此愿否？故人见爱以德，不应更虚华粉饰以重其不幸。”[2]《答李昭玘书》曰：“轼所以得罪，正坐名过实耳。年大以来，平日所好恶忧畏皆衰矣，独畏过实之名，如畏虎也。”[2]等等。从苏轼这些发自肺腑地恳请朋友不要过高称誉自己及自悔自警之词中可以想见，苏轼当日的名声有多么大。

而且苏轼当时的声名已远播国外，外国人也对他仰慕有加，见到中国的使者就询问苏轼的状况，并且还传刻、熟诵他的诗文。如《辽史拾遗》载：“《渑水燕谈录》云：‘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行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之大苏集。’陆嘉淑《辛齐诗话》曰：‘苏子由为贺辽生辰国信使在元祐四年八月，……既至，国人每问大苏学士安否？’子由经涿州寄诗曰：‘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他日卧江湖。’”[6]苏轼自己的诗文中也曾记述过此事，如《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之三曰：“毡毳年来亦甚都，时时鴂舌问三苏。”苏轼自注曰：“予与子由入京时，北使已问所在。后余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7]苏辙出使契丹时，苏轼甚至担心因自己名声太大，对方若知道了苏辙的家世会把他扣留，因此奉劝弟弟说：“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7]苏轼当日的声名于此可见一斑！

即使是千百年后的现代人也依然对苏轼钦佩有加，如徐中玉先生曰：“我佩服苏轼，不只因为他是一个全能的文艺家，可算门门都有头等成绩，也因为他在行政事务上的才能同样不弱，历代都有许多人称赞他在地方官任上颇有政绩，是个良吏。开河，筑路，治军，审案，防灾，访贫问苦，以至关心医药，设计工程，进行社会调查，甚至种植，烧菜，穿衣，形形色色，大大小小，许多事都干，很多事还都干得比较合乎情理，有其特色。他不是在写诗词文章之外，还有《易传》等等的学术著作吗？”[8]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个文士生前身后得到过像苏轼那样高的声名、美誉，也没有哪一个文士得到过古今中外的人民像对苏轼那样的热爱、崇拜，拥有这样的人生，苏轼能算不幸遇吗？

[参考文献]

[1] [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818.

[2]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686.690.699.715.800.808.826.835.911-914.912-914.914.1056.1326.1386.1423-1424.1425.1431.1439.1580.1823.1901.2692-2693.

[3] [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10818.

[4] [宋]胡仔撰.渔隐丛话前集巻三十五.四库全书.集部，诗文评类.

[5] [宋]邵博撰.闻见后录卷二十一.四库全书.子部，小说家类，杂事之属.

[6] 辽史拾遗卷十.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

[7] [宋]苏轼着.[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558.1584.

[8] 徐中玉.求学过程中三点粗浅体会[J].文史哲，1983(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