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琳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系，广西 龙州 532400)

一、引论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同时也是不可多得的语言艺术大师，他所撰写的诗词独具高格，是人类文明宝库中一笔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随着毛泽东诗词译作的陆续问世，从不同角度研究其英译本的著述方兴未艾。本文以毛泽东诗词中的战斗性语言为切入点，并基于风格翻译论来分析语言中寄身于中国古典诗词体的口语体特色及其英译，以期拓宽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研究之视角。

二、毛泽东诗词中之战斗性语言

英汉两种语言中均能发现震撼读者灵魂、威慑敌人心魄的战斗性语言。该类语言用以唤起人们的斗志，呼吁号召人们以激烈暴力手段进行斗争，多半见于战争年代并为之服务。国家领袖的著作及演讲文稿中出现的战斗性语言不仅具有这种语言功能，更具有号召性与感染力。战斗性语言具有三大特点：以口语体为主，言语表达慷慨激昂，主要服务于战争年代；句式无过多雕琢，以简单句为主，重在唤起斗争者即刻的情感共鸣；句意凝练明了，指向明确。毛泽东在其诸多诗词中采用了战斗性语言，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农民暴动的惊天动地，如《西江月·秋收起义》；红军战士旺盛的士气与井冈山军民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气势，如《西江月·井冈山》；红军战士冲锋陷阵的英雄气概，如《清平乐·蒋桂战争》等不一而足。战斗性语言出现在毛泽东诗词中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所处的“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影响深远的不断大变革时期。”(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俞金戈等译，1986:285)积重难返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使得文学作品有了一种艺术的深度，“中国现代文学从‘文学革命’走向了‘革命文学’”。毛泽东诗词中斗志昂扬、语气豪迈的战斗性语言的生成与这一文学、政治与革命三者交织起来的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翻译该类语言的时候就不能轻易削弱其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独具的语言功能。

三、毛泽东诗词中战斗性语言之风格特色

“作家的风格也就是作家的全部个性，‘风格即人’，就是这个意思。风格的基础就是语言”(方梦之，2004:171)。毛泽东宽广的胸襟、所处的社会时代背景以及他的军旅生涯造就了其诗词中浩然与豪迈的战斗主旋律，而填词于中国古典诗词词牌又为之平添典雅之风，滋生出一种独特鲜明的语言风格。

张智中将毛泽东诗词语言风格的特征之一概括为“……口语与书面语相结合，或曰雅俗兼备” (张智中，2008:239)。以战斗性语言为视角，毛泽东诗词的语言风格虽可以说为雅俗兼备，却主要是以口语体的语言为基调的。古体诗歌本该是高雅的语言风格，然毛泽东将体积庞硕的口语体语言移就在中国古典诗词体中，有其深刻的文化及时代背景。其一，文学态势中出现的“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及“适用于今，通行于俗” (钱理群等，1998：3)的 “白话文运动”。其二，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争年代，中国人民整体的文化素质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通俗易懂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更有利于发动民众推进革命运动与抗日的民族斗争；其三，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及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968：820)。他强调文艺作品要采用“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此，毛泽东诗词既成为大众的文艺，又不啻为战斗的号角。如《西江月·秋收起义》中的“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中的“叫”“重重”“个个”“要向潇湘直进”及“霹雳一声暴动”中的“要向”“一声”；再如《清平乐·蒋桂战争》里“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中“收拾”“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等等。除此之外，这种口语体风格是通过中国古典诗词格式及韵律来表现现代革命战争内容的，这在形式上与西方文化中多以演讲体裁为载体的战斗性语言大有区别，是中国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这与毛泽东本人知识范围广博、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爱密不可分，同时也是其所倡导的“古为今用”原则的有力印证。例如《长沙》填词于词牌名《沁园春》，格式齐整，韵律和谐，全词彰显了中国青年的风发意气与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寄诗人豪迈慷慨之情于词牌名《西江月》，上下两阕字数分明，语言生动形象，蕴含力量千钧；著名的《长征》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又是援引中国古诗七律格式，韵律和谐，词语对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口语体与中国古典诗词体恰如其分的结合既丰富了战斗性语言的内涵，其外在形式更是言简意赅，读来如咚咚战鼓。同时，战斗性语言所寄身的古典诗词体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底蕴，因而有着即使有翻译手段的介入其他语言也无法替代的民族文化特色，对其英译的优劣得失进行探究有利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更好地向全世界广泛传播。

四、毛泽东诗词中口语体战斗性语言特色之英译

基于翻译的角度，译语的完善不仅需要探讨文体学所分析的文学家的文学风格或作家的语言特点，而且需要对原语与译入语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使用的语言变体”和“语言都依据使用地点、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方梦之，2004:166)即语言所属的语域进行分析。通过比较毛泽东诗词中战斗性语言的多元译本，可以发现译者译诗时对战斗性语言的语体、口语体语言所蕴含的语气以及体现其语体及语气的词汇的语域及涵义的把握、对口语体战斗性语言具象性的正确理解、对诗词格式及韵律的恰当处理，均会影响译本的忠实度与可读性，译语读者体会该语言独特的表现形式与欣赏字里行间所蕴涵的蓬勃力量的美感也会与中国读者产生差异。

(一)语域

“语域(Register)指语言社会交际范围的大体分域，不含有褒义或贬义。我们可以将英语词汇的Speech Levels大体分为三级：口俗用语(Colloquial Words)、一般用语(General Words)、正式用语(Formal Words)或书面用语(Literary Words)”(刘宓庆，1998:166)。毛泽东诗词中的口语体战斗性语言诞生于非常特殊的社会历史及文化环境，而诗人高超独特的语言驾驭能力又使其登上了诗词的大雅之堂。这与普通交际里多采用疑问、感叹、祈使、短句和单句等的口语体语言特点有相通之处，却别具特色。因此，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语域中语体的交叉及译词的选择，其雅俗程度应与源语实现基本对等。以《西江月·秋收起义》中的诗句为例：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向飞，2002:41)这两句诗词用以形容秋收起义的战事，措辞铿锵有力，充溢豪迈的战斗气概，其中的“叫”“镰刀斧头”“重重”“农民个个”“同仇”更是朴素如话，为典型的口语体语言。试比较几种译本：

(1)“These troops are called ‘The First Labourers and Farmers’

Revolutionary Army

With sickle and hammer on its banner.”

“Opposed by the landlords right and left,

Farmers shared a bitter hatred.”(赵恒元，Paul Woods.1993:27)

(2)“The Army is proclaimed ‘ Worker-Peasant Revolution’,

And the flag ‘scythe and axe’ by denomination.”

“Toward the landlords’ overwhelming oppression,

Peasants all harbour a rancour of retaliation.”(黄龙，1993:17)

(3)“Our Army rose for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 hammer and a sickle mark our banners red.”

“The landlords piling up oppressions thick and high,

The peasants bearing common hatred one and all.”(许渊冲，2006:22)

在战争年代，战斗性语言采用口语体更适合发动群众，更具有号召力，与经过提炼加工之后的文学语言有很大差别，却不乏鲜明、生动、形象、激起读者同感的语言特点。译文(1)中口语体词语对应的译词分别为：“叫”—“called”，“镰刀斧头”—“ sickle and hammer”，“重重”—“right and left”、“个个”—“Farmers”、“同仇”—“shared a bitter hatred”；译文(2)采用了：“叫”—“ proclaimed”，“镰刀斧头”—“ scythe and axe”， “重重”—“ overwhelming”、“农民个个”—“ Peasants all”、“同仇”—“ harbour a rancour of retaliation”；译文(3)中的“叫”对应译词空白，“镰刀斧头”—“hammer and a sickle”， “重重”—“thick and high”、“农民个个”—“The peasants one and all”、“同仇”—“bearing common hatred”。

品读译文，会发现译文(2)与译文(1)和(3)相比，对“叫”“重重”以及“同仇”的译词的选择似嫌“脱格”(incompatible)，即与原诗词中战斗性语言的口语体特点有点不相容：因为“ proclaimed”“ overwhelming”“ harbour a rancour of retaliation”在选词等级上介于一般用语和书面用语之间，属于较大的字眼，使得原文脱去了口语体的色彩风貌，语气俨然庄重起来；同时，译文(2)与译文(1)(3)对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图案“锤头与镰刀”选择的译词出现细小差异，“镰刀”既可用 “scythe”，也可用“sickle”，“scythe”指“a tool with a long handle and a slightly curved blade, used for cutting long grass and corn”，(A S Hornby，陆谷孙等，2004:1562)而“sickle”是指“a tool with a curved blade and a short handle, used for cutting grass and corn”, (ibid：1622)区别仅在于镰刀把柄的长短，所刈之物之长短，使用的地域范围的区别而已；然而，通常的情况是“差之毫厘”，便会“谬以千里”，译文所传递的信息就会发生偏差；“hammer and sickle”译词基本上已经约定俗成，用以指“锤子和镰刀”，源自前苏联用来象征共产主义的国旗。译文(1)所对应的“called”为口俗用语，平易自然，更贴近原诗词语言的口语体色彩；然而，译文却将当时衣食难足且地位低下的中国农民译为了“farmers”，成为了“a person who owns or manages a farm”,与peasant(especially in the past or in poorer countries, a farmer who owns or rents a small piece of land),词语内涵之义发生了改变；译文(3)对“叫”做了意译处理，遣词造句并非不妥，意思也未相去甚远，然彰显原诗词战斗性语言口语体的重要词汇却隐身不见了；“重重”一词译为“thick and high”，浅白易懂，相比译文(1)的“right and left”，语体色彩与原诗词吻合，同时更加逼真地反映出农民被重重压迫透不过起来的处境，达到了译文的效果与质量。

(二)语言的具象性

毛泽东诗词中的战斗性语言采取了大量的口语体词汇，不仅易于理解，便于朗诵，传播战斗精神，而且细加评赏之下，浅近凝练、笔调自然的口语体语言融入了汉民族思维的具象性。这种具象性思维糅合在口语体语言中，语言则显得更加具体、生动而又形象，更具有感染力。能否忠实地译出这种具象性的语言是译语读者了解毛泽东诗词中口语体战斗性语言文白互映特点的关键。试析《清平乐·蒋桂战争》之上阕：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向飞，2002:52)词的上阕共22个字，词句语气叠加，既有口俗用语，又含一般词汇。如词中运用了“都是”而非“均为”或其他词汇，更能彰显语言的大众化；同时，诗人恰如其分地援引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典故“一枕黄粱”既为口语体的战斗性语言增添了一丝典雅，又生动地嘲讽了新老军阀妄图借武力各自称雄的野心，并且预言了其可悲而失败的下场不过为黄粱一梦而已。以下是几种译文：

(1)“Sudden veer of wind and rain

Showering misery through the land,

The warlords are clashing anew-

Yet another Golden Millet Dream.”(Mao Tsetung Poems，1976:5)

(2)“A bolt from the blue,

The warlords started battling again,

Bringing distress and anger to the citizens;

Another dead sea apple for them to have .”(赵恒元，Paul Woods.1993:31)

(3)“Abruptly change the wind and cloud so threatening,

And the fire among warlords starts reopening,

Showering miseries and hatred amid human creatures-

Another pillow-cherished Millet Dream upon their awakening.(黄龙，1993:21)

(4)“A sudden burst of wind and rain:

The warlords fight again.

Sowing on earth but grief and pain,

They dream of reigning but in vain.” (许渊冲，2006:26)

(5)“The sudden change of wind and rain

Comes when warlords clash again.

Miseries and grievances are heard everywhere,

For some a Millet Dream, for others a nightmare. ”(辜正坤，2010:43)

从口语体语言及毛泽东诗词所蕴含的具象性角度而言，译文(2)似乎会更加形象生动，因为译者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对“风云突变”及“一枕黄粱”分别处理为“A bolt from the blue”与“another dead sea apple”，充分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接受需求，却也产生了为追求语言的具象性而导致译语的夸张与失真；若将此二句进行回译，原诗词意就转为“晴天霹雳”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意，原诗词当中生动形象的比喻“一枕黄粱”，文化色彩黯然流失。同时，“人间”译为the citizens“公民、市民”，指“a person who has the legal right to belong to a particular country, or who lives in a particular place”，(A S Hornby，陆谷孙等，2004:285)译语所表达出来的意思与原语区别甚大；译文(3)采取了边译边释的技巧，如在译句中加进去了“ threatening，fire，upon their awakening”等词，没有将简洁有力如白描的战斗性语言体现出来，生动形象顿减，累赘拖沓有加；译文(4)将“风云突变”处理为“A sudden burst of wind and rain”， “突”的对应译词为“burst”，语体符合，也强化了突然性，却弱化了源词中的重点词“变”，将蒋桂军阀的割地盘踞演变为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战争的变化未体现出来；同时对“一枕黄粱“的处理采用了意译，失去了源词所固有的形象与嘲讽。因此，就第一句而言，译文(1)与译文(5)既符合源诗词的内容，也保持了其形象，而对 “洒”字的处理比较形象的译法还是译文(1)与(3)。

(三)语言的诗词体特色

“诗通过有节奏、有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中、英诗各有自己的格律……诗歌翻译重整体、重精神，成功的诗歌翻译首先是一首诗，而诗律是不可移植的”(方梦之，2004:293)。翻译学者历来认为诗歌的格律因语言及文化障碍而难以超越只“存其意而异其辞”的桎梏。诗词体属于语言风格的范畴，风格浮现或者隐身于作家所采取的语言形式、措辞、艺术手法，作家的风格同时也融于其中，因为“文学风格就是作家创作个性与具体话语情景造成的相对稳定的整体话语特色”(童庆炳，2000)。风格翻译论的要点之一就是需考虑“原文作品的文体标记”，“具体指作品的体裁”(周方珠，2004:178)。中国古典诗词体主要体现在诗句的字数、行数及其长短、句式的安排，抑扬顿挫的节奏及韵律等形式特点上。中国古典诗词措辞严谨，格律井然，对仗工整，易于成诵。毛泽东诗词的独特之处在于诗人娴熟结合了中国古典诗词体与符合时代需要的口语体战斗性语言，除了通俗易懂的语言本身所表现出的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之外，具有很高的美学欣赏价值，因此译词时需要格外小心处理。如《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上阕中“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以及下阕中“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唤”“捉”“干”均为典型的口语体，生动形象，语言浅近凝练，笔调自然，无产阶级奋勇杀敌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英雄气概跃然纸上。与此同时，整首词每行末押尾韵 “an”，一押到底，浑然一体，合乎音乐的节拍，加之口语体的精简语言，属“诗行简短，节奏急促有力，据信更符合战争的节拍。在闻一多看来，‘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俞金戈等译，1986:285)的“鼓点诗句”，为诗歌所欲表现的战斗性起到了锦上添花之功效。试探讨以下几种译文：

(1)“All cry out in unison:

Our van has taken Chang Hui-tsan!”

“Workers and peasants are wakened in their millions

To fight as one man.”(Mao Tsetung Poems，1976:10)

(2)“Shouts burst forth ebb and flow:

Our van has captured Zhang Huizan!”

“Millions of laborers and farmers are mobilized,

Fighting shoulder to shoulder”(赵恒元，Paul Woods.1993:41)

(3)“All shout with one voice as aloud as they can:

‘Our fighters ahead have captured alive Zhang Huizan.’”

“Aroused are million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act in concert”(黄龙，1993:32)

(4)“All voices shout:

‘Ah! Zhang Huizan is captured by our men ahead!’”

“Arouse a million workers and serfs to take the gun,

United as one”(许渊冲，2006:36)

(5)“Cries in one voice are suddenly heard :

At the front Zhang Huizan falls a jail bird.”

“Ah, workers and peasants, rise in millions with your head high!

Fight as we do now”(辜正坤，2010:63)

通过译诗与原诗词的比较，只有译文(3)与(5)对上阕最后两句处理为押尾韵，译文(4)在“齐声唤”与“同心干”的译词选择上采取了与原词字数相同的形式之外，其他译文均“撷取其意”，舍弃格律而采取了自由体或散文体的格式；(2)中词语等级的选择仍是在口语体之上；译文(4)与(5)中分别使用了感叹句，并添加了感叹词“Ah”，加强了号召性与战斗性，却与原诗词遣词方面产生出入，因为在原诗词中，找不到任何感叹词，铿锵语气隐含在诗词中，却又能处处得以体现；译文(5)中所出现的隐喻“Zhang Huizan falls a jail bird”也是原诗词中所没有的，形象固然形象，却在追求韵律方面的硬性对应上违背了诗词本义。风格翻译中格律体诗词的译法向来留存争议，以上译例或者通过改变诗词体律，或者以英诗的音步(foot)来代替原诗词中的顿，翻译美学中所探讨的形式美(beauty in form)以及通过形式美来彰显内容美的意图削弱不少。毛泽东诗词中战斗性语言寄身于中国古典诗词体，更能体现其战争年代“冲锋号”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东西，变通毛泽东诗词中战斗性语言所附诗词之形体，译语读者可能能够较为容易地理解诗词之意，却与中国传统诗词的形式之美失之交臂，也无缘体味中国古典诗词体裁为诗词中的战斗性语言所增添的别样风采。战斗性语言在战争年代如声声号角，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节奏，节奏鼓动的是应战者的血脉，脱离了原诗词体裁中原汁原味上的诗行长短相间，音韵及节奏等形式规范，战斗性语言特有的昂扬铿锵也打了折扣，译语读者所获得只是阅读普通体裁战斗性语言的感知。上述译词见仁见智，然译者的努力探讨仍难以避免源词中的“诗意”(poetic quality)美感飘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虽然如此，为了增强诗词中口语体战斗性语言形象化的表达效果，使之句意衔接紧密，自然流畅，产生感染力，翻译时除了需考虑原诗词战斗性语言的语域及语言的具象性特征之外，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对诗词的句式进行恰当的调整以适应原诗词必不可少的节奏或韵律。再分析前例《清平乐·蒋桂战争》，可以看出对译诗句序进行调整的只有译文(1)。原诗词中首句为“风云突变”，以险恶的自然天气作比喻开始，译者准确把握原诗词的内涵，并在译诗中“Sudden veer of wind and rain”之后，将第3句调整为译诗中的第2句，在“rain”之后紧跟 “showering misery through the land”，形式上的一个小调整，却使得句意贯然一气，保持了战斗性语言一气呵成的话语特色。因此，诗词翻译首先应当“尽可能保留原文的形式特征，同时又要为这些形式特征设置必要的语境关联，以便激发读者的语境搜索导向”(王东风，2010:10)，这并不是要超越原诗词语境追求片面的艺术效果，这是在追求诗词翻译中诗词的“诗学生命”之路上的不断探索。

五、结语

李正栓等学者在研究国外毛泽东诗词英译中提到了余光中及翻译理论家列夫维尔等所倡导的“理想”的合译模式，同时也探讨了该种模式的局限性。战斗性语言是毛泽东诗词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口语体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完美结合使得毛泽东诗词在战争年代具有无法比拟的号召及凝聚力。翻译理论的多元化为翻译毛泽东诗词中的口语体战斗性语言提供了多元途径，对其多个译本不断进行比对分析，找到同质性、更加接近原诗词精髓的译法，就会为诞生更好的复译本开辟广阔的前景，战斗性语言中独特的文化魅力便会超越毛泽东诗词译本本身，在世界文化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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