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理工大学 杭州 310018]

西方精英民主理论的演变
——熊彼特及其先导思想家

□李力东[浙江理工大学 杭州 310018]

当代西方民主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精英民主的模式运行的，而熊彼特是西方精英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熊彼特的民主思想受到其先导理论家的很大影响。只有把握了熊彼特与先导理论家的关系，才能理解精英民主理论的来龙去脉。帕累托、莫斯卡、米歇尔斯等早期精英理论家对民主制度的批评为熊彼特发展其精英民主理论提供了反面素材，而韦伯关于民主政治的论述则是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正面来源。熊彼特对民主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对民主进行了重新定义，把政治精英和民主制度结合了起来，从而使西方民主理论走出了尴尬的境地。

精英民主；精英理论；领袖民主；熊彼特

在政治理论中，“民主”似乎是歧义最多的一个词。从古至今，众多思想家对民主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在《民主的模式》一书中归纳出了多达十几种民主的模式。尽管有关民主的理论如此庞杂，但是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关于民主的各种理论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强调公民参与的民主理论和限制公民参与的民主理论”[1]609。限制公民参与的民主理论，以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为代表。该理论主张，现代民主制国家是由职业政治家来治理的，而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有限的和间断的，他们只是在定期的选举中选出执政的政治家。赫尔德把这种民主模式称为“竞争性精英民主”(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2]5，我们可以简称为精英民主。

一、早期精英理论与精英民主

早期精英理论是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期兴盛于西方的一股理论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加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和罗伯特·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早期精英理论在近代民主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精英民主论就其理论形态而言……更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名噪一时的政治精英理论的继承发展，后者构成了精英民主论的直接理论渊源”[3]。早期精英理论对精英民主理论的影响似乎是不容置疑的，那么这种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精英民主理论从早期精英理论那里汲取了哪些要素呢？这就需要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流变过程进行梳理。

帕累托和莫斯卡被认为是精英理论的创始人。“精英”(elite)的概念简单明了，但却不易加以界定。“‘精英’一词原意为‘年收获中的最佳部分’，是指用来酿造上等酒的葡萄；换句话说，‘精英’是经过选择而及格者。”[1]220帕累托使“精英”这一术语在社会科学中广为流行。他首先在最普遍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认为精英是由每个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人组成的。而帕累托更为关注的则是政治精英，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可分为统治的精英和被领导者。“在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4]13莫斯卡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精英一词，但他的“统治阶级”和帕累托的政治精英的意义非常接近。莫斯卡认为他发现了政治科学的规律：“在所有社会中……都会出现两个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前一个阶级总是人数较少，行使所有社会职能，垄断权力并且享受权力带来的利益。而另一个阶级，也就是人数更多的阶级，被第一个阶级以多少是合法的、又多少是专断和强暴的方式所领导和控制。”[5]97

同他们的意大利前辈马基亚维里一样，帕累托和莫斯卡以纯粹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政治领域，对近代民主思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近代民主思想所许诺的“多数人的统治”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谎言，根本不可能实现。即使是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制，也不可能实现多数人的统治。莫斯卡认为，在普选制度下，人们选择的自由在理论上看来是完美的，但在实践中却作用不大。“因此，如果一个人的选票要有任何效果，他就被迫把其选择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换句话说，就是局限在两三个有可能获胜的人身上；而且具有任何获胜机会的人必须是其候选人地位被集团、委员会或者有组织的少数人所拥护者。”所以，“代议制度并非产生多数人的政府”[5]213。

应该看到，帕累托和莫斯卡虽然对民主政治具有悲观的认识，但是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民主制度，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关于精英循环的阐述上。他们都认为，政治精英（或统治阶级）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旧精英的衰落和新精英的崛起都是不可避免的政治过程，因为在实质上起支配作用的保守派精英集团和它们所支配的世界之间总会出现某种断裂，关键是看它们有无能力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帕累托断言：“简言之，在某个社会阶级所拥有的权力和它所支配的捍卫这一权力的力量之间必须实现某种平衡。没有实力的统治不可能持久。”[4]43莫斯卡也认为：“当统治阶级不再寻找施展才能以获得权力的机会，当他们无法再提供他们曾经提供的社会服务，或者当他们的能力和提供的服务在其生存的社会环境中失去重要性，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衰落了。”[5]114

对于帕累托来说，民主制度只是精英循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其它方式还有革命、征服、军事政变等），他并没有表现出对民主制度特别的偏爱。相比而言，莫斯卡对代议制民主做出了较多的肯定。“在很大程度上以代议制为原则的政府中，公民投票在某些方面是相当有效的工具。”[5]215“代议制为许多不同的社会势力提供了一种参与政治制度的方式，并因此制衡和限制了其他社会势力特别是官僚机构的影响力。”[5]326这对后来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民主制度更为悲观的阐释来自米歇尔斯。米歇尔斯受到帕累托和莫斯卡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寡头统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他在其代表作的结论中提出：“正是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受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6]351米歇尔斯利用大量的实证材料来证明他的观点，其核心就是对群众组织的民主性质以及对公众控制领袖的可能性持深刻的怀疑主义态度。他甚至不赞同精英循环的观点，“我们对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必须有相当的保留，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单纯用一个精英集团代替另一精英集团的情况，而是一个持续不断地相互交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原来的成分不断吸引、吸收、同化新的成分”[6]327。诚然，米歇尔斯的论证不无问题，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无意创立一种体系，而是要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逻辑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米歇尔斯确实指出了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一个片面的和具有争议性的论题，较之最为全面和审慎的概论而言，对于随后而来的研究和争论会有更大的刺激作用。”[1]506或许后来者如熊彼特正是受到这种激励而建构他们的理论的。

帕累托、莫斯卡、米歇尔斯等早期精英理论家对民主制度的批评确实揭示了诸多事实，从而使西方民主制度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由于早期精英理论家还是从民主的古典意义——民主意味着多数人的统治——来界定民主的，他们不相信政治精英与民主制度可以结合起来，这是导致他们对民主政治形成悲观认识的原因所在。所以，他们是精英理论家，而不是精英民主理论家。只是到了后来的熊彼特才把精英理论与民主理论有效地结合起来。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戳穿民主政治神话的是精英主义论者，让民主政治走出尴尬境地的也是精英主义论者。不过，此精英主义论者非彼精英主义论者，‘此精英主义论者’是精英民主理论的提出者。必须看到‘精英主义论者’与‘精英民主论者’的区别。”[7]

二、韦伯的领袖民主理论

熊彼特被认为是精英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而熊彼特的理论无疑受到其他思想家的很大影响。如果说早期精英思想家对民主政治的质疑是从反面给熊彼特以灵感的话，那么韦伯关于民主政治的论述则是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正面来源。

韦伯虽然没有系统地阐释民主理论，但是在他的著作中不乏关于民主政治的洞见。韦伯的民主观与他对官僚制的论述是密切相关的。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官僚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随着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官僚制在社会中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但是，韦伯对官僚制有深深的怀疑，“他深信，如果缺乏制约，那些并不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野心勃勃的官员或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以及那些组织起来的资本家和大地主）就会从公共组织中优先获得好处”[2]211。所以，对韦伯来说，如何制约官僚权力就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韦伯设计的方法就是用民主政治来限制官僚权力。“民主政府必须反对官僚体制，因为后者会逐渐让官吏形成一个封闭而排外的身份团体，其成员的专业训练、考试证书和确保衣食无虞的终身制，使他们远离一般民众。”[8]26韦伯认为，官僚体制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而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产生他所推崇的政治家——卡里斯玛型的领袖。

韦伯把支配的正当性分为三种理想类型：传统型的、卡里斯玛型的（魅力型的）和法理型的。在他看来，只有卡里斯玛型的领袖才能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像官僚那样仅仅考虑自身狭隘的利益。而且这种领袖是“直接诉求民意认可”的领袖，他们摆脱了官僚制的束缚，直接向人民争取支持。而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能产生这样的领袖，所以韦伯主张发展民主政治。正是在此意义上，韦伯的民主观被称为“领袖民主”。领袖民主，其实质是卡里斯玛权威与官僚制机器的结合。按照韦伯的解释，就是通过人民选择的魅力型领袖，来运行法理型的国家机器[9]。韦伯不是从民主的“内在价值”角度，而是从民主能产生卡里斯玛型领袖的角度来衡量民主的。“对韦伯来说，普遍投票权、争取选票的斗争以及进行组织的自由，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除非经过这些制度，可以造成愿意担负责任的强有力的政治家出现。”[8]56韦伯的这一观点无疑对后来的熊彼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前者并没有过分强调领袖的特殊品质。

韦伯的领袖民主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他认为，在民主政治下，职业政治家需要在选票市场上进行竞争以获得权力。“一群相对而言数目不大的人，主要的关心所在是政治生活，亦即对分享政治权力有兴趣；他们通过自由的招揽劝诱，替自己寻得追随者，推自己或手下为候选人，募集财源，争取选票。……有权利投票的公民，要分成在政治上积极活动的人和在政治上消极被动的人。……领导者和追随者，属于积极活动的分子，他们要以自由招揽劝诱的方式，扩大追随者的范围；追随者以同样的方式，争取被动选民把票投给领袖。”[8]230韦伯关于职业政治家、选民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也对后来的熊彼特有重大影响。

可以看出，与早期精英理论家相比，韦伯开始把政治精英（职业政治家）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在韦伯那里，民主制度是政治领袖藉以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他的民主观已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民主观，他赋予民主更多的是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这种观念直接影响了熊彼特对民主的界定。

三、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

熊彼特虽然主要是一位经济学家，但是他在其长篇巨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关于民主理论的论述影响深远，他本人也成为精英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

在熊彼特看来，与其像早期精英理论家那样对民主持悲观的认识，还不如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民主进行重新定义。基于对政治现实的认识，熊彼特提出了如下民主的定义：“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而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10]359他认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方法，与其他方法一样，其本身不能是目的。“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10]395熊彼特对民主的界定是对古典民主理论的重大修正，这也是他与早期精英理论家的明显区别。

熊彼特先从民主的词源意义上——民主是“人民统治”——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在他看来，由于歧义是不可避免的，人民的范围是模糊的；由于各方面的限制，人民的统治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应该“舍弃民治，代之以由人民批准的治理”[10]364。

熊彼特接着从三个方面对古典民主理论（特别是作为古典民主理论基石的人民意志）进行了批评。首先，关于古典民主理论共同福利的假设，熊彼特认为，“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10]372。对不同的个人和集团而言，共同福利可能意指不同的东西。由于共同福利并不存在，建立在共同福利基础上的人民意志也就无从谈起了。

其次，在个人意志与人民意志的关系上，熊彼特认为，即使个人意志得到了独立、有效的表达，“由此产生的政治决定不但可以想象而且非常可能不会符合‘人民真正的需要’”[10]376。那么当个人意志受到集团压力和宣传力量影响的情况下，个人意志就更无法反映人民意志了。也就是说，个人意志的综合并不是人民意志。

第三，熊彼特对政治中的人性进行了分析。受到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等群体心理学家的影响，熊彼特认为选民通常软弱无能，易受强烈的情感冲动支配，不能理智地独立作出决定，易受外部势力的左右。在这一点上，他和早期精英理论家的论述非常相似。正是由于政治中的人性的这种弱点，它往往会成为别有用心的人或集团利用的对象。“这里唯一重要的一点是：既然政治中的人性是现在那样，这些集团就能够在很大限度内改变甚至制造人民的意志。我们在分析政治过程中遇到的主要不是真正而是由人制造出来的意志。这种人工制造的东西常常在现实中与古典理论中的一般意志相适应。”[10]387由此，熊彼特认为他揭示了古典民主学说的骗局，所谓“人民意志”并不是真正的人民意志，而是由少数人制造的意志。

熊彼特总结到，在古典民主理论那里，“选举代表对民主制度的最初目标而言是第二位的，最初目标是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全体选民”[10]395。他认为，古典民主理论把主次问题颠倒了，应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目标”[10]395。选民投票的首要作用是产生政府，产生政府实际上就是决定领导人应该是谁。至此，熊彼特对古典民主理论进行了彻底修正：“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10]415他甚至认为，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政治。

可以看出，熊彼特对大众怀有明显的不信任。他主张限制大众的政治参与，大众除了选举领导人以外，其他的政治事务就应该交给领导人去处理。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现代社会中，政治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职业。熊彼特把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进行了类比，企业家经营的是企业，而政治家经营的则是选票。政治家只有具备各种政治素质，才有可能在政治竞争中获胜。熊彼特的这一观点和韦伯的论述有相似之处。但是，在韦伯那里，对政治家的品质有更高甚至是过高的要求。“可能韦伯对现代民主制的政治家的要求太高了。在他的想象中，最优秀的政治家，该拥有某种卡里斯玛的权威。”[8]306与韦伯不同，熊彼特并没有对政治家提出过高的要求，政治家（指选举中的获胜者）并不一定具有很高的才能，但是他们具有某种才能可以帮助他们在选举中获胜。这是一种比韦伯更为现实的观点。

熊彼特民主观念中的精英主义成分如此之强，让人怀疑这还是不是一种民主观。但是，熊彼特毕竟保留了“民主思想的最后痕迹——所有成熟的成年人的定期投票”[2]227。熊彼特自己也提到：“应该注意，我说建立政府（直接的或通过中介机关）是选民的首要职能时，我的意思是这句话也包括取消政府的职能。”[10]399当然，他并不是希望选民控制政治领导人，而是通过这种方式使竞争性的政治精英的统治得以合法化。

在熊彼特看来，即使是他所界定的民主要能成功运行也不是轻而易举的，而是需要一些条件。他把这些条件归纳为四个。第一，政治家必须具备一定素质。第二，政治决定的有效范围不应扩展太远。就是说并不是国家的每一种职能都受民主方法的支配，国家职能的行使还有许多其他方式。第三，民主政府必须有能力支配一个有良好名望和传统的训练有素的官僚机构的工作。第四，需要一种民主自制的观念。普通公民要约束自己，接受选举产生的政治家的领导而不能想方设法去控制领导人。还必须对不同的意见有高度的容忍心[10]422-427。

四、结语

熊彼特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民主进行了重新界定，把政治精英和民主制度有效地结合了起来，这是对早期精英理论家的超越，也使民主政治走出了由于早期精英理论家的批评而陷入的困境。熊彼特无疑在民主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对后来的民主理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哈罗德·拉斯维尔、乔万尼·萨托利、卡尔·波普尔以及罗伯特·达尔都或多或少受到熊彼特的启发，发展了自己带有精英色彩的民主理论。比如萨托利认为：“民主应该是一个在当选的少数之间相互竞争的择优系统。”[11]这一论断显然是在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的基础上做出的。

当然，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也受到了一些理论家特别是主张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论家的批评。有学者指出，熊彼特“在对古典理论进行修正的过程中，古典理论中内涵的民主理想已经被抛弃，代之以其它的理想”[12]。还有人指出精英民主理论对民主的理解太狭隘了。“熊彼特与韦伯所探讨的民主模式，要不就是全体公民控制公共事务，要不就是竞争性精英，除此之外，他们过于草率地放弃了对于民主理论和实践中其它可能模式的探讨。”[2]248虽然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但是西方政治发展的实践基本是在精英民主的范围内进行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些批评促使西方的精英民主理论和实践不断反思、修正和完善。

[1]戴维·米勒, 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邓正来, 等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8.

[3]金贻顺.当代精英民主理论对经典民主理论的挑战[J].政治学研究, 1999, (2): 63.

[4]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M].刘北成, 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5]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M].贾鹤鹏, 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6]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M].任军锋, 等译.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

[7]刘山鹰.试论民主的价值——以多数人统治和少数人统治的辨析为基点[J].政治学研究, 2006, (1): 28.

[8]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作品集Ⅰ[M].钱永详, 等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9]冯钢.科层制与领袖民主——论M·韦伯的自由民主思想[J].社会学研究, 1998, (4): 67.

[10]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吴良健,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1]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 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84.

[12]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M].陈尧, 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3.

Evolvement of Western Elitist Democratic Theory——Schumpeter and His Precursors

LI Li-dong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world, the democratic practice is to a great extent running according to the model of elitist democracy.Joseph Schumpeter is the greatest contributor to western elitist democratic theory.Schumpeter’s democratic thought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his preceding theorists.So we can not understand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elitist democratic theory until we hol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chumpeter and his preceding theorists.Such preceding elitist theorists as Vilfredo Pareto, Gaetano Mosca and Robert Michels provided Schumpeter with inverse material through their criticism on democracy.And Marx Weber’s comment on democracy was obverse source of Schumpeter’s elitist democratic theory.Schumpeter’s most contribution to democratic theory is his redefinition about democracy.He effectively combined political elitists with democracy so as to make western democratic theory out of the embarrassed condition.

elitist democracy; elitist theory; leader democracy; Joseph Schumpeter

D082

A

1008-8105(2012)03-0081-05

2011−10−13

李力东（1980−）男，政治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教师.

编辑 张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