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仲明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莫言的创作立场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起初人们多用“民间立场”来进行概括，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比较模糊，未能成为学界共识。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也有人质疑和批评他创作的政治色彩，认为他的创作是为现实政治的写作。莫言则指出自己的创作是为人类的写作，认为“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①齐林泉:《莫言:站在人的立场写作》，《中国教育报》2012年10月13日。一个作家的创作立场，往往决定他的创作指向，影响他的创作原则，甚至对其创作成就也具有一定的限定意义。因此，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对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莫言及其创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早期创作的乡村立场

莫言的创作时间长达30余年，他的创作立场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有所发展的。他早期的创作立场非常明确，就是以乡村为中心，为乡村而写作。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莫言的创作以苦难为切入点，表达了对乡村生活的深切关注。

莫言的第一篇小说《售棉道上》就是以一场乡村现实灾难为题材的，此后几年中，他先后创作了《白狗秋千架》、《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红蝗》和《欢乐》等作品。在这些创作中，莫言揭示了乡村现实的多种苦难，表达出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和关注，尖锐地批判了乡村现实中的丑和恶。这些创作蕴涵着莫言对生存的深厚感情，也体现出他对乡村的强烈责任意识。比如他早期的重要作品《愤怒的蒜薹》，就是因为乡村现实问题的触动，在现实责任感的驱使下创作的:“本来《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已经很红了，我完全可以按照这个路线红下去，可这一转向却让我对现实社会进行了直接的干预，因为我的责任感和良心在起作用。”②莫言:《寻找红高粱的故乡》，载莫言《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页。

除了乡村现实关注，莫言还进入到乡村历史领域，创作了“红高粱系列”作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与现实无关，但实际上，它们的着眼点也在于现实。正是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莫言才尝试在历史中寻找精神力量，通过对“我爷爷”“我奶奶”这样充溢着勇武精神的先辈的歌颂，映照出现实的萎靡和黑暗，从而达到关注和批判现实的目的。从另一方面说，莫言的乡村历史书写，其内在根源也是对现实苦难的超越性幻想。因为苦难太沉重了，它必须得寻找到一个突破口，才能够使情感得以宣泄，得到心灵的平静。这正如莫言谈到《枯河》中乡村少年小虎的死:他“以死使人震惊，以死证明了他并不弱小可欺。死使他升华，死使他升腾，死使他如精神的幽灵压迫在人类和宇宙之上，死使他成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存在。”①莫言语，载赵玫:《淹没在水中的红高粱——莫言印象》，《北京文学》，1986年第8期。

其次，莫言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乡村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虽然表现复杂，但核心是对于乡村的卫护和热爱。

强烈的现实批判，极力书写乡村的丑恶和黑暗，甚至不惜完全剥去母亲形象被传统文学(文化)寄予的华美外衣，还原其真实得粗鄙甚至丑陋的实质(《红蝗》、《欢乐》)。这些，似乎是在表达一种对于乡村的仇恨，但实际上，这种“恨”正是爱到极点的表现，是那种熔铸着心灵的切身关注，它的产生正是源于心灵无所保留的彻底投入。这就如莫言这段被人们反复引征的话:“我无法准确地表达我对故乡那片黑土大地的复杂情感，……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二十年，那里留给我的颜色是灰暗的，留给我的情绪是凄凉的……离开故乡之后，我的肉体生存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我的精神却依然徘徊激荡在高密荒凉的土地上。对高密的爱恨交织的情愫令我面对前程踌躇、怅惘。”②莫言:《高密之光》，《人民日报》，1987年2月1日。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早期的莫言写乡村，也是写他自己对乡村爱痛并存的心灵世界，写他与乡村血肉相连的深切联系，写乡村生活赋予他生命世界的喜悦、热爱和疼痛。

正因为这样，莫言作品对乡村充满着关切之情，特别是对乡村的普通农民大众，莫言在同情其苦难遭遇之余，更以尊重的笔墨书写其质朴真诚的品质。莫言对乡村母亲的书写，尽管朴素到近乎粗鄙，原始得似乎丑陋，但其书写态度绝不轻佻，更无亵渎，其背后蕴涵的是对其粗犷坚韧生命力的赞美，是对于其背后凝结苦难的尊重和敬仰。这一点在《丰乳肥臀》中体现得非常充分。小说叙述的母亲形象丝毫不诗意，其生活方式甚至违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作品不讳言这一切，但意图却是在展现其“忍受痛苦的能力”③莫言:《我的〈丰乳肥臀〉》，载《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写“母亲们和她们的儿女们在这片土地上苦苦地煎熬着、不屈地挣扎着，她们的血泪浸透了黑色的大地又汇成了滔滔的河流。”并歌颂了母亲坚韧的生殖力和生命力，赞美其“丰乳与肥臀是大地上乃至宇宙中最美丽、最神圣、最庄严，当然也是最朴素的物质形态，她产生于大地，又象征着大地……”④莫言:《〈丰乳肥臀〉解》，《光明日报》，1995年1月22日。

莫言的创作谈表现出与其创作完全一致的立场和态度。针对现代文化对乡村和农民的贬斥，他给予明确的驳斥:“中国小生产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狭隘性’，与封建主义并不是一回事，狭隘是一种气质，是一种心理，它与一定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因果关系。农民中有狭隘者，也有胸怀坦荡、仗义疏财，拿得起放得下的英雄豪杰。而多半农民所具有的那种善良、宽容、乐善好施、安于本命又与狭隘性恰成反照。而工人阶级中、知识分子中、‘贵族’阶层中，狭隘者何其多也。难道西方发达国家，小农经济消失多年后，狭隘这种心理状态就绝种了吗?”⑤莫言:《我的“农民意识”观》，《文学评论家》，1982年第2期。且不说莫言观点的对错，他对农民和乡村文化的卫护姿态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莫言的早期创作以乡村为中心，表达出关爱乡村和卫护乡村的感情与创作立场，但这一立场并不是封闭而是开放，不是单一而是丰富的。莫言创作开始的时代是1980年代初，社会文化已经进入到对外开放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莫言广泛接受了现代文明知识，也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文学。这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能够以超出乡村的现代眼光来认识乡村。也就是说，正如莫言自己所说，他写乡村，是写自己在离开故乡之后返观的乡村，是带着经过现代文化洗礼过后的眼光来看待乡村的⑥莫言，刘颋:《我写农村是一种命定——莫言访谈录》，《钟山》，2004年第6期。，莫言的乡村书写在精神上具有现代文明的意识，蕴涵着对故乡批判性审视的意图。包括在艺术上，莫言一方面受到乡村生活的深重影响，其故乡的语言和生活是他早期创作的重要前提，但另一方面，莫言也接受了西方文学的许多影响，借鉴了如马尔克斯、福克纳等西方文学大师的叙述技巧和方法。这种开放姿态，赋予了莫言早期创作的丰富性，也预示着莫言创作立场有进一步变化和发展的可能性。

二、为人类写作:乡村立场的延伸

事实也确实如此。1990年代中期以后，莫言的创作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的创作立场有所偏移。这也许与几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莫言的早期创作因为密切关注现实，较多卫护普通农民利益，受到了现实的某些批评和非议，身为军人和中共党员，莫言自然感受到更大的压力，他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进行适当的改变，对现实有所规避，是可以理解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随着创作的深入，特别是与西方文学交流的增多，莫言创作的自我意识有进一步的增强，他对文学的理解也更为深入。

具体说，莫言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对乡村现实的关注有所减弱，题材范围和关注点更为宏阔。进入1990年代中期以后，莫言直接针砭乡村现实问题的作品逐渐减少，转而较多地进入乡村文化、精神和历史等领域(甚至还一度转到城市生活题材，创作了《师傅越来越幽默》等作品。但事实证明，这一题材转换并不成功)。而且，也许同样因为避免与现实直接实联的原因(客观效果确实如此)，他还将早期创作的《愤怒的蒜薹》改名为《天堂蒜薹之歌》。

与此同时，莫言创作的关注点也更为开阔，他不再将目光集中于乡村和农民本身，而是试图对之进行超越。在《丰乳肥臀》的创作谈中，他这样阐释自己创作的关注对象:“一个作家，如果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政治的和经济的历史上，那势必会使自己的小说误入歧途，作家应该关注的，始终都是人的命运和遭际，以及在动荡的社会中人类感情的变异和人类理性的迷失。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①莫言:《我的〈丰乳肥臀〉》，莫言:《小说的气味》，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显然，比乡村更抽象也更宽泛的“人类”开始成为他创作中思考和表现的对象。

超越现实的纯粹文学和审美层面也成了莫言创作关注的内容。典型如《檀香刑》。作品对檀香刑罚的精细书写，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道德伦理层面，祛除了价值批判立场，抵达了纯粹的审美层面。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莫言这时期的一段文学观念表白中找到思想的动因。在一篇文章中，莫言这样表示对福克纳的民间故事立场的大力推崇:“在民间口述的历史中，没有阶级观念，也没有阶级斗争，但充满了英雄崇拜和命运感，只有那些具有非凡意志和非凡体力的人才能进入民间口述历史并不断地传诵，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工提高。在他们的历史传奇故事里，甚至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而讲述者在讲述这些坏人的故事时，总是使用着赞赏的语气，脸上总是洋溢着心驰神往的神情。”②莫言:《用耳朵阅读》，莫言:《小说的气味》，第106－107页。也就是说，莫言的某些乡村生活叙述，开始更致力于乡村背景中的纯粹故事，更在意于这些故事的讲述方式，而不是这些生活本身。

其二，批判姿态更委婉曲折，创作主题更含混复杂。

莫言的早期作品情感态度非常明确，甚至说爱憎分明是莫言“红高粱系列”等早期作品很重要的特征和魅力所在。但是，此后，莫言的作品开始逐渐将爱憎情感隐藏在叙述背后，表达更为曲折和含混。稍早创作的《酒国》已经表现出这一趋向，其侦探故事的叙述方式将作品主题隐藏得相当严实，此后，《檀香刑》、《四十一炮》、《蛙》等作品的主题都相当含混。人们对这些作品的主旨几乎都有完全相反的理解，其原因正是由于作者的叙述态度本就不明确，给人以丰富的解读空间。

还是以《檀香刑》为例。作品对刑罚的细致描写是该著最引人注目之处。因为作者在对这种酷刑进行描摹时尽可能地隐藏了感情，让人看不出他的价值立场，因此，作品问世后，遭受到许多非议。客观说，结合整部作品看，作者批判性的价值立场还是存在的，但也不能说对它的非议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对于明确批判立场的搁置，很容易让人觉得作者有欣赏和展示刑罚的意图。《檀香刑》的这一特点很容易让我们对比起莫言的早期作品《红高粱》。《红高粱》也有一段对刑罚的细致描写，那是叙述罗汉大爷被剥皮的场景。然而，两部作品的场景虽然有一定相似，但所表达出的价值态度却有很大差别。《红高粱》借以展现的是罗汉大爷不屈的勇武精神，价值立场非常鲜明，但《檀香刑》的叙述立场却几乎是旁观的、淡漠的，冷静得近乎残酷。

创作变化背后蕴涵的是莫言创作立场的某些改变。但是，我以为，莫言创作立场的改变只是相对和部分的，在整体上和根本上，莫言始终没有改变为乡村的写作立场。正如莫言反复阐述的，作家应该“作为农民写作”，“应该是作为老百姓而写作”，并表示“因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和我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③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林建法，徐连源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又再次重申了这样的观点。参见《作家应作为老百姓去写作》，《晶报》2012年10月12日。他的创作始终没有放弃对乡村的关注，如果说有所改变，那只是在程度和方式上的差别。换句话说，莫言近年来创作所表现出的人类立场，并不与其乡村立场相矛盾，而是有很大程度的和谐与统一。他的人类立场与其说是乡村立场的改变，不如说是乡村立场的自然深化和拓展，它们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共同前提。

首先，是关注弱者的苦难，并寄予深切同情。人类立场一个重要的基本点是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以同情、悲悯的态度对待弱者，具有对他们的深切关怀之情。在中国，乡村和农民一直处于弱者位置，他们的苦难是乡村精神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因此，怀着对乡村强烈热爱之情的莫言早期作品对乡村苦难的关注中，自然就蕴涵着强烈人道主义情怀，他近年来更宽阔的视野，不过将这一情怀的内涵更扩展了而已。这一点，也清晰地体现在莫言的自我表述中:“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但我在描写人的精神痛苦时，也总是忘不了饥饿带给人的肉体痛苦。”①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门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其次，是批判和否定恶的势力，以及对自由和理想精神的向往。人类的理想是指向自由、光明和善良的，恶是自由的压制者和善的敌对者，所以，追求光明、自由和善良，必然会对恶进行批判和否定。正如前所述，莫言的早期作品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姿态。他近年来的作品虽然表达更为曲折，但精神内涵并没有实质性变化。《生死疲劳》借一个生死轮回的故事，含蓄地传达对建国后乡村历史的反思，在其强烈人道主义精神的背后，批判姿态不言而喻。同样，《蛙》的主旨也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简单，它不是对“姑姑”多年来辛勤工作的简单赞颂，更是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性反思，蕴涵对粗暴的反人性行为的尖锐揭露和严厉谴责。

乡村立场与人类立场的这种统一在莫言的艺术表现上体现得最为典型。正如前所述，莫言的早期作品也蕴涵有乡村文学传统的深重影响，但它更多处于自发层面，在自觉层面主要是对西方现代文学的学习。但是，近年来，莫言逐渐拥有了对本土文学传统的强烈自觉。在许多作品中，他有意识地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民间文学艺术，如在《檀香刑》中借鉴山东高密民间的茂腔艺术，在《生死疲劳》中借鉴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在谈话中，莫言更明确强调《聊斋志异》的作者、他的同乡前辈蒲松龄对他创作至关重要的影响。显然，与文学立场上明确表示要向更宽泛的“人类”上超越有所不同，在艺术上，莫言走的是一条向中国传统文学“撤退”的道路。从表面上看，这二者之间似乎矛盾，但实际上具有统一性。因为正如莫言曾经多次谈到过的，文学艺术的民族个性是世界性价值的重要前提，莫言向民族传统艺术的回归正是他走向世界的另一种(也是更恰当的)方式。莫言的艺术走向与他创作立场的调整，貌似方向相异，实则旨趣相同，它们共同体现出莫言不断深入的文学思想。

三、价值与意义

世界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任何艺术作品中最主要、最有价值而且最有说服力的乃是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他在作品中写到这种态度的一切地方。”②《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下册)，周敏显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86页。莫言的创作立场对他的文学创作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其创作意义也与之有密切关联。

首先，深入的乡村立场使莫言没有像许多作家一样产生先入为主的文化优越感，而是能够以平等的身份，带着心灵的认同和投入去对待乡村。而强烈的认同感和深厚的乡村积累，使乡村成为了莫言创作的“不竭的源泉”③莫言:《超越故乡》，载莫言:《恐惧与希望》，海口: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308页。，他在整个创作生涯中，“从来没感到过素材的匮乏，只要一想到家乡，那些乡亲们便奔涌前来，他们个个精彩，形貌各异，妙趣横生，每个人都有一串故事，每个人都是现成的典型人物”。而且，也是以此为基础，莫言在小说中构筑了以为背景的高密东北乡，通过真实与幻想相交织的方式，展示了其自然地理、民情风俗，表现了乡村的疼痛、苦难和哀伤，以及种种无奈、隐忍和反抗，造就出了一个充满创造力和真实性的独特文学世界。

更重要的是，依靠故乡乡村的生活和文化资源，莫言形成了深刻而具有创造性的文学思想。在许多人看来，乡村是落后的、愚昧的，但其实，乡村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智慧精神，它并不浅薄而是非常厚重，而且，中国乡村与整个中国文化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乡村当中蕴涵着中国独特的思想文化精神。莫言在关注乡村的立场上深入乡村、融入乡村，吸取其文化精神，并对之作了独特而丰富的表现。他的创作中蕴涵着乡村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潜藏着其独特的文化和智慧，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精神。

而且，依靠乡村文化的智慧，莫言也避免了与政治之间的简单关系。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由于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文学背景，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完全迎合，为政治服务;要么是拒绝政治，持坚决的批判态度。相比之下，乡村立场的视野有自己的独特性。从历史到现实，农民都一直处于主流政治之外，长期的边缘位置形成了农民看待政治的独特方式。在农民的视野下，政治可能会显得鄙俗，也会被当作一场游戏。而且，农民对待政治有自己的智慧，那就是关注而不迎合，与之保持适度的疏离、警惕，但又不与之形成明确对抗。莫言立足于乡村立场，特别是近年来创作立场的适当调整，背后蕴涵的正是乡村文化智慧。一方面，他始终坚持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具有在同时代作家中并不多见的精神勇气，但另一方面，他又能巧妙地规避现实，不让自己与现实构成直接对抗。在现实背景下，这种态度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完全不赞同那种将莫言看作是“为政治写作”的观点)，而且，它对于莫言在现实环境中的良好生存，能够更潜心于文学创作，也是很有意义的。

正如前所述，莫言文学立场的转换是其文学思想深入的体现，其意义当然不只是为了规避现实，而是更有深意。从根本上说，这种立场调整是莫言文学创作的自然转型，是他创作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作家能够在真正深入地坚持一种立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深入不会是在自我封闭下完成的)，必然会形成深刻的自我认识，对自我缺陷和局限产生深切而清醒的意识，并萌发超越的愿望。莫言就是如此，他从乡村立场的拓展，正是他对创作自我深刻认知上的一种发展，对其创作价值也是一种提升。

这首先体现在其思想面的开阔，以及将这种开阔结合在具体性和切实性之上。正如艾略特所说:“任何一位在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应兼具这两种特征——突发地表现出来的地方色彩和作品的自在的普遍意义……”①艾 略特:《美国文学和美国语言》，《美国作家论文学》，刘保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01页。文学要进入更高的思想境界，要被更广泛的读者所接受，确实需要拓展和深化自己的关怀面，实现从具体到抽象、从局部到整体的超越，具备更具普泛意义的人类关注和价值精神。只是这种超越和关注都不是抽象的，它们只能建立在具体之上。换言之，只有(也只要)将具体的关怀做到深刻和真切，才能够实现更普泛而深远的人类关注。莫言在这方面的创作基本上是成功的。他始终关注中国乡村和农民，但又逐渐拓展和转换自己的视野，从一个个具体的事件中抽身出来，立足于更具体的个人，在对人物命运充分展示和关注中，实现更深远的人道主义关怀，做到了开阔视野与具体关怀的深度结合。以《蛙》为例。作品所写的计划生育故事可能是中国特有的，但其中所蕴涵的人道主义关怀和批判精神却具有超越国界和时代的意义，因此，这种对乡村困境和苦难的书写中蕴涵着更普泛的生存关注，对弱者遭遇的同情和对强权的批判中潜藏着更深远的力量。

这其次也体现在艺术层面。前面已经谈到，莫言的创作既从中国乡村艺术和古典小说传统中得到启迪，又广泛借鉴现代西方文学技巧。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在莫言过人的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下，实现了其强烈个人风格又极富创造性的艺术特征。其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莫言对乡村传说故事的采用，激活了长期被主流文学所忽略和弃置的民间文学艺术，让它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正因为这样，莫言近期创作能够在艺术上更深入地发掘和开拓本土传统特征，又融会强烈的现代气质，实现艺术表现的更为丰富多元，并呈现不断的探索和创新性。同时，它也使莫言的作品能够既为国内广大读者所喜爱，又能超越国界，被更广泛人们所接受和认可，进入到经典世界文学殿堂。

当然，莫言创作在从乡村立场到人类立场的拓展也并非完全成功，没有丝毫可商榷处。最典型的是如何对待现实。尽管我们分析过莫言近期创作与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剖析过其背后隐含的复杂原因以及对于他创作的意义，但是，在当前中国的现实背景下，保持更强的现实参与意识和批判精神，始终是社会大众对作家及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期望。这也是莫言获奖之后一些人对其创作持批评态度的原因(虽然这些批评更多是缘于误解等其他因素)。作为我个人来说，也期待莫言能够更多也更鲜明地地关注现实，既保持思想的超越性，又更富现实感和批判力度②贺仲明:《乡村的自语——论莫言小说创作的精神及意义》对这一点曾经有过较细致阐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