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叶诚生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一直与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转型相伴生，二者相互催发、互为表里。然而，置身百年来跌宕不已的历史大变局中，中国小说究竟是生逢其时还是身陷泥淖，这又是难以一语道断的文学史论题。作为当代文学中的标志性人物，莫言及其文学实践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小说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复杂关联，同时也为我们通过文学话语重识历史与人性的多义性提供了新鲜的艺术经验与思想材料。

悲悯视角下的历史观察

莫言小说所面对和处理的历史当然主要是中国的“现代历史”，而“现代”也正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笼罩中国社会实践和文化建构的关键词，因此包括小说在内的纷纭复杂的话语活动首先是一种“现代叙事”。现代性的叙事法则直接建立在线性时间观的基础上，即时代有新旧之分，历史有进步与保守之别，从日常生活到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都将维系在与革命、进步、直线发展等理念相关联的历史主体的现代性实践之中。可以说，与时代同步，向现代看齐，这不仅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复申说，也早已成为中国文学讲述现代历史的主要方式。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见出莫言小说虽然不乏“讲史”的冲动，但绝少对现代性的简单认同，在他的小说叙事中，截然对立的新旧模式失效了，习以为常的历史主体也不再是不证自明的显赫存在，以往隐没在历史角落或者退缩于历史边缘的人物反而频频走向前台，小人物甚至“历史反角”的出场不时搅动起历史长河的大小波澜，讲史者角色的替换实际上改变了历史演进的主人公，如此被重述的历史已经变得歧义丛生而又多姿多彩、面目含混而又意味深长。

《红高粱家族》作为莫言历史叙事的最早代表，不仅在时间意义上体现出莫言小说创作的初期实绩，而且确立了莫言特有的重构历史的叙事立场和叙述策略。“战争”是讲述现代中国故事的焦点史实，莫言成长与写作的年代却早已远离那些真正的战争岁月，来自正史的记述和既有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记忆一方面为作家提供了历史认知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形成某种认识局限和创作上“影响的焦虑”。莫言用“我爷爷”、“我奶奶”式的叙述视角重新讲述“高密东北乡”的抗战传奇和痴男怨女的聚散离合，土匪强人与抗日英雄、多情女子与烈女村姑、烈火金刚与野地狂欢、历史真实与主观情思等等原本难以兼容的叙事对象在莫言笔下水乳交融、连成一气，一段似乎司空见惯的战争岁月被讲述成另外一种浓墨重彩却又虚实不定的激情年代，正如小说中东北乡民酿出来的浓烈而怪异的红高粱酒。可以说，《红高粱》式的“讲史人”所在意的并非历史主潮中作为革命正义化身的“英雄儿女”，而是激烈年代里不失生命野性的本色男儿和敢爱敢恨的醉人肺腑的乡间奇女子。面对厚重的红色文学传统和更加厚重的民族历史，莫言的确是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上——放弃对历史的正面书写，转而从历史的边缘与夹缝中寻找被遗落的真实，让那些长久无声无息的粗砺灵魂放声高歌，让雨水泥地里默默疯长的红高粱纵情摇曳，在原本的历史之光所照耀不到的天地间挥毫泼墨，这种称得上“险处弄笔”的小说书写反而在弃绝成规之后获得大更生，历史在失去人造的神圣光晕之后却又意外地获得了固有的朴野之美，讲史人卸去了历史代言人的重负，自由变身，眉飞色舞，甚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与小说人物一样成为构筑历史新景观的陌生化角色。

对现代史的重新书写实际上一直是莫言小说的叙事重心，尤其是在几部代表性的长篇《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中，晚清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变幻或者被聚焦于某一时段、或者得到相对完整的呈现。然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莫言笔下的百年历史并没有整一的演进步伐，也缺乏确定的“客观历史规律”，更没有习见的历史主人翁，舞台上的角色甚至无法只画一张固定的脸谱。由于莫言小说的叙述者转换频繁而且往往与小说人物交汇重叠(《檀香刑》、《生死疲劳》最为典型)，所以莫言的历史讲述是在一个众声喧哗的嘈杂情境中不断展开的。如果说《红高粱家族》时代的莫言还在叙述者身上寄托着民族强力和生命激情的历史正剧色调，那么在随后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中，莫言设定的叙述者身份越来越复杂多变，而且常常褪去了英雄气，代之以正邪纠结、善恶难断、亦喜亦悲、进退无着的各色人物。在叙述者莫衷一是的纷扰讲述中，历史的另一面或皱褶处得以舒展开来。在清王朝大厦将倾的剧烈动荡中，我们听到的是高密东北乡奇女子眉娘的浪语与歌哭、情理与义利煎熬下的钱知县的绝唱、民间艺人兼义和团头领孙丙的高亢惨烈的猫腔、晚清第一大刽子手赵甲阴郁的喃喃自语。在土地革命直至改革开放的风云时代，地主西门闹在一次次轮回中讲述的不再是高歌猛进的历史，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磨难，特别是集叙述者和主人公于一身的西门闹的阶级身份，给小说叙事带来了颠覆性的历史观感和深长的伦理反思。这也正是莫言历史叙事的驱动力和最终旨归——回归历史的丰富与复杂，凸显人性的明暗与善恶，历史的讲述者不再同时是一个立法者，而是一个充分体验着人性得失与生命样貌的悲悯者。

抵达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

莫言的历史叙事可以说是“写在历史边上”的故事，这种独具只眼的历史认识如何从经验层次上升为“完成的内容，也就是形式，也就是艺术品本身”①戴维·洛奇:《20世纪文学评论》(下)，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这当然更是小说家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严格说来，莫言的讲史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策略，所谓“另一种讲述方式”也正与另一面目的历史相互发明。“莫言”这一符码一方面是指每一部小说的作者，也就是真正的叙述者，同时也常常是小说中的人物，甚至是小说中的“剧中人物”，连环的“戏中戏”式的角色。“莫言”的这种多重叙述者的身份在《蛙》中尤其突出，他是写小说的隐含的叙述者，也是“姑姑”接生的众多孩子中的一个，而且一直伴随着“姑姑”的故事，最后还成为最后一章的话剧中的一个人物。这是借鉴“后设小说”叙述策略的一种结果，莫言化为己用，同样打破了现实与虚构的某种界限，出入于文本内外的人物自然地沟通着现实与想象、过去与当下，小说中的生命沉浮与悲喜歌哭同样延伸和回荡在现实人生之中，那种特有的混杂与戏拟的笔调又常常令读者的心绪百味杂陈而又不知所之。形式即内容，这种摇摆不定的叙事色调正与历史本身的不确定性同构。《檀香刑》中的多重叙述更是达到极致，小说主人公轮番登场，各自言说，又间以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整个叙事恰似层峦叠嶂，胜境频现，又如猫腔大戏，一唱三叹，摇曳多姿。从这种视角多变的叙述方式中固然可以发现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等现代主义文学对莫言小说的影响，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莫言赋予这种现代小说技法的本土神韵，特别是当现代主义手法早已成为某种新的艺术规条之后，莫言的中国民间的叙事底色和气韵生动的中国魂魄反过来又为现代主义文学灌注了新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活力。可以说，如果没有莫言这种多重交织的叙述，晚清大变局中的激烈而混乱的现实和国人所遭遇的各种历史力量的撕扯与戕害也无从传达。进而言之，莫言整个的小说叙事也正是凭借这种“有意味的形式”抵达了历史的敏感细微之处，同时也获得了尽情言说的叙事快感。

莫言小说的文体风格和文化底色也一再体现出作家对民间艺术和野史传奇的浓厚兴趣，这一方面是一种独特的艺术趣味，同时也隐含着作家在“大历史”与“小历史”之间的自觉选择。在中国传统文化秩序中，实际上存在两种来历不同的小说样式:一种是作为史传附庸的实录叙事，一种则是包含想象与虚构的娱人故事。前者一直可以追溯到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史记》以至更早的《国语》、《战国策》和《左传》，后者的真正发端应是唐传奇①参 见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页。。可以说，莫言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小说与志怪传奇、野俚幻语之间的本来联系。莫言虽有历史大叙事的宏观视野，但落笔之处却常常语渉稗官野史之说、引车卖浆之徒、刍荛狂夫之议、神魔鬼怪之灵，正是不见经传、惯被遮蔽的富饶充盈的民间“小历史”。特别是已成莫言文学巨大意象的“高密东北乡”，那里疯长的红高粱、勾人心魄的猫腔、风水传说的奇异验证、古朴乡民的神鬼信仰等等，都不仅仅是小说叙事的风俗点缀，而且是与人的生存血肉相连的现实的一部分。《生死疲劳》中西门闹在轮回中化身为驴、牛、猪、狗、猴直至转生为一个怪异的大头婴孩，人与各色动物间的区隔被独特的叙事所击破，阴阳两界、人畜分殊不再截然两样。小说中的人物如蓝脸、白氏等似乎从未丧失万物有灵的信仰，也在莫言新奇大胆的叙事中展示了他们与牛马相通、与死魂对话的自然能力。《蛙》中的“泥娃娃”意象更是摄人心魄，姑姑的一生纠缠着生命的“诞生与扼杀”的悖谬，现实中拥有无比强大的政治理性的姑姑却始终不能摆脱“泥娃娃”梦魇般的追逐。莫言正是通过征用民间风俗和朴素信仰的方式，将处于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夹缝中的姑姑所代表的现代中国的创痛记忆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莫言迷醉民间文化，那种生生不息缭绕在一代又一代普通子民生活中的文化，并不是字面上或庙堂里张扬的那些文化，他对文化的感觉几乎是原生态的。在他的文化的体认中又常伴随对人性的挖掘，包括对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挖掘。由此可见，莫言并非借离奇故事简单眩人耳目，他对民间资源的艺术重构实际上达到了双重的叙事效果:一方面，走出了传统小说对经史的依傍(在当代文学语境中，这种以靠近各式现代“经学”与史传而邀宠的小说多见于窄化的或庸俗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莫言小说就是一种文学对历史的言说，这种文学的方式所见到的历史也就能够容纳原生态的未被政治过滤的生存现实，能够给“历史中的人”更多的关切与怜悯，审美话语特有的“复义与含混”也避免了以单一意识形态立场为是非的机械眼光，小说不再是排斥性的，而是极具包容性的话语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克服了严肃的史传叙事的强势影响，小说的文体本性如虚构与想象有可能得到认真的对待，特别是像莫言小说所焕发出来的具有浓郁狂欢气息的艺术神韵实际上已经更新了中国小说的文体气质。

叙事解放与自由伦理

从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到集个人风格之大成的代表作《生死疲劳》直至创空前体式与格调的《蛙》，莫言的小说题材丰富、手法各异、雅俗互见、文体多变，称得上难以归类的小说文本，莫言本身也无法简单划归某一文学风格与流派。莫言真正的现代文学启蒙来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不过，在1985年读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前，莫言1984年便完成了《红高粱》的写作。当然，现代主义文学标榜的直觉、生命、异化、迷狂、欲望乃至主观化叙事和想象性修辞确实令彼时的莫言豁然开朗，但莫言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接受方式非常个人化，他没有紧紧拥抱马尔克斯或者福克纳这些经典作家，而是转身投入自己的童年记忆和生命原乡，正像莫言感悟到的，幼年的饥饿与孤独早就激发过他的儿时幻想，苦难带来的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②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见《小说的气味》，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儿正像莫言对自己童年精神奇遇的一次纪念。莫言准确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藏宝地，其实也正是深深体验过的生命原乡，可以说，莫言与“高密东北乡”相互建构、意义互生，莫言小说的现代质也就成为充分本土化的原创物。

事实上，莫言获得文学上的现代自觉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获得了叙事解放的充分空间和极大可能，莫言式的语言修辞可谓这种叙事解放的显在表征。也许有语言洁癖的读者不能接受莫言语体的毫无节制，然而，离开莫言小说里那种泥沙俱下、汪洋恣肆、狂放迷乱、戏谑荒诞的特定语言，莫言小说的整体叙事效果也就不复存在，何况，莫言的文学语言也并非一味地俚俗鄙诞，每每语渉儿女细密的情思或人物极致的心理时，莫言都会呈现动人的抒写，即使《生死疲劳》中畜道轮回着的动物之间，莫言也能写出缱绻迷人的感情呼应。当然，莫言始终不唱牧歌，他的未加节制的语体风格其实也源于莫言不甘心止于某种浪漫主义者的田园迷思。作为一个植根乡土的作家，莫言并非没有现代人普遍具有的“怀乡病”，他对土地的深沉感思、对万物有灵的反复呈现、对自然人性的亲和与守护乃至对如歌如泣的男女情爱的一次次表现，都带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者的诗性情怀;然而，莫言又自觉越出了乡土抒情小说的藩篱，他亲近乡民，却从未将“高密东北乡”写成桃园世界，他宁愿写出那片土地上的愚昧贫弱甚至罪恶暴行，因为人性的强弱与善恶永远并存。

至此，一个在文学世界里善于主动取舍的莫言越来越清晰可辨。整体而言，莫言小说挣脱了新文学革命以来现代汉语小说的文体清规和伦理约束，他所讲述的历史不再是一条直线发展、新胜于旧、后胜于前的客观因果组成的链条，失去确定无疑的规律和明晰单一的意义之后，世界变得难以辨识，人物越出阶级规范，得到凸显的却正是现代世界的矛盾本性。可以说，莫言的历史叙事彰显的是现代性的悖反而非自足，在此意义上，莫言小说也逃离了统摄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叙事”——这种叙事以现代性作为价值终点，莫言通过历史重述将它重新拉回言说与阐释的起点。实际上，这也正是审美现代性所要完成的使命。对比作为审美现代性之一种的浪漫主义，莫言虽然暗合了其反省现代历史创伤的人文情怀，但又不愿做一个纯粹的浪漫主义者。而对比更为激烈也更为复杂的反抗现代异化的现代主义文学，莫言同样是一个反求诸己的行动者。

忠实于自我生命感悟和艺术取向的莫言的确获得了书写的自由。莫言式的感觉、色彩、气味、语调、反讽乃至他的故事、人物、自然与超自然的奇幻世界都只属于莫言自己。他自由出入于历史与当下，将异域的魔幻现实与本土的神鬼志怪融为一炉;他可以是一个善讲故事的说书人，在小说中复活章回演义与民间戏曲的无穷魅力(《生死疲劳》、《檀香刑》)，他又是一个不断创制新异小说结构的先锋派，《蛙》的书信体与现代话剧相结合的长篇体例更是达到极致。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至整个中国现代小说的文体建构与文化伦理，那么莫言小说的伦理解放意义就会更加凸显。一个世纪以来，如何表达国人的现代经验和情感心理始终是现代文学的课题，小说被用来构筑现代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认同、被用来呼应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理念、被用来高扬阶级革命的血与火的真理、被用来书写民族救亡的炎黄大合唱，直至被用来印证和传达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莫言一代作家普遍开始寻求挣脱和解放，而莫言自主的艺术选择和鲜明的文学个性确保了他的自由之路的有效性和持久性。《红高粱》时代的力的浩歌、《食草家族》开始的“种的退化”的忧思、《生死疲劳》展开的冷峻的人性审视、《蛙》所传达的痛彻反省与忏悔，莫言始终将叙事聚焦于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人的挣扎与沉浮，并且完成了从强力到原罪、从反抗到宽容、从解放冲动到救赎忏悔的精神蜕变，这也意味着莫言小说完成了某种现代小说的伦理建构——在失去神灵佑护和规范伦理的混乱的现代社会，现代人如何在失范状态和种种新的压抑中解脱出来?这显然不仅仅是某种具体的现实批判和政治困境，也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困境，毋宁说是一个现代人的困境。经历了步入“现代”之后的种种乌托邦冲动，文学所带来的审美救赎能否是一条走得通的自由路径?莫言小说的文体大解放和自由的精神求索至少提供了某种言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