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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学联”与战后日本学生运动

2012-03-28王新生

大连大学学报 2012年1期
关键词:学生自治学联斗争

王新生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全学联”与战后日本学生运动

王新生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在战前学生运动的传统、盟军总部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及民主化改革、日本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积极开展活动、生活困难且学费不断上升等背景下,战后初期建立大学生组织“全学联”并展开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尽管后来因党派之间的矛盾该组织发生分裂,但仍然领导了包括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及美军在日基地在内的反体制运动。

日本;战后;全学联;学生运动

“全学联”的全称是“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成立于1948年9月,是以在校大学生为主要成员的学生组织,对战后初期日本学生运动发挥了重要的领导性作用。囿于篇幅所限,拙文主要分析70年代以前的“全学联”及其领导的学生运动。

一、学生运动与“全学联”

战后初期学生组织出现并积极进行活动首先与战前的传统有关。1918年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结成“新人会”,是最早的学生组织,同时还有京都帝国大学的“京都劳学会”和早稻田大学的“民人同盟”等。这些学生组织积极参与扩大选举权的“普选运动”,并试图与工会组织联合行动。后来其他大学也出现学生组织,而且出现了联合的趋势,各大学组织结成“学生联合会”,大学预备学校结成“高等学校联盟”。1923年,以东京帝国大学的“新人会”、早稻田大学的“文化同盟”为中心开展学生自治运动,并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运动,例如争取选举权运动、推动工会组织发展、反对军事训练等,从而培养了许多无产阶级社会活动家及日本共产党的干部。

1928年日本出现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学生运动也达到战前时期的高潮。不仅提出减少学费、改进授课、解除不称职教授等教育方面的要求,而且也要求扩大自治权利,并时常为此举行罢课活动。尽管大学生们积极参加这些校内斗争,但随着国家政权逐渐法西斯主义化,政府开始干预校园生活,不仅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学生被开除,而且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教授也遭到镇压。1933年,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泷川幸辰被文部省解职,教员与学生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最终归于失败。1938年,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河合荣治郎在军部的压力下被解除职务,意味着大学中的反体制势力消失[1]。

其次,战后初期学生运动的兴起与“盟军总部”在日本推行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有关。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总部在日本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因而支持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工会组织、学生组织不仅得到迅速发展,而且经常举行罢工、罢课、示威等活动,要求改善劳动、生活、学习条件。战争结束刚刚两个月,水户旧制高校(相当大学预备校)的学生就发动了要求罢免军国主义分子校长以及恢复进步教授职务的斗争,并举行罢课活动,结果政府文部省被迫罢免校长等3名教授的职务,同时恢复进步教授的职务。其后,上野女高、物理学校、静冈高校等学校也出现校园民主化的斗争,提出解散战争时期的校园报国团体、开除战犯教师、进步教员复职、允许组成学生团体等口号。

与此同时,学生组织“自治会”纷纷成立。1946年5月,早稻田大学召开学生大会,制定学生自治会章程,并获得学校当局的承认,组成全日本第一个全体学生参加的学生自治会。各大学纷纷仿效,同年11月,作为学生自治会联合体的“全国学生自治会联合”成立,但没有实质性的活动。12月,早稻田大学学生自治会发动6000名学生上街游行,提出复兴教育、解冻存款等要求[2]。

另外,学生运动的高涨与日本共产党成为合法政党并积极开展活动有关。战前马克思主义在校园盛行,因而共产党在大学生中影响较大。战后初期日本共产党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和平革命,同时在青年学生中积极发展成员,当时党员的1/3是在校大学生[3]。1946年2月,“日本青年共产同盟”成立。其后,“东京都学生联络会议”、“关东学生政治协议会”、“关西学生政治协议会”等受共产党影响的地域学生组织逐渐建立。1947年,东京的主要工会组织准备在2月1日举行总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反对解雇工人。为支持这一活动,约40所大学的3万名学生在皇居前人民广场举行“关东联合学生大会”,提出“校园民主化”、“复兴学校”等口号,会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对蓬勃发展的工人、学生运动感到威胁的盟军总部制止了“二一总罢工”,并在2月7日发表了盟军总部民间情报教育局(CIE)的备忘录,声称“学生自治不得涉及学校行政”。尽管如此,学生组织及其运动仍在继续发展。1947年2月16日,全日本国立大学学生会议在东京大学召开,筹划成立“国立大学学生自治会联盟”。经过数次协商后,同年11月在京都大学召开“国立大学学生自治会联盟”(简称“国学联”)成立大会,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大阪大学等19所大学50名代表参加。联盟的纲领是“努力促进全国学生自治会组织的统一,以确保学生生活的稳定以及校园民主化”,“努力组成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均参加的全国学生自治会联盟”。

战后学生运动兴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生活困难,学费不断上涨。进入1948年后,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例如:消费物价指数1945年9月为100,1947年3月上升到139,1948年3月达到301。更为严重的是,1948年3月,国立大学决定将学费提高3倍。受其影响,刚刚在1947年提高过学费的私立大学又将学费提高2倍[4],结果导致大批学生退学。例如在国立大学的万名退学学生中,因学费问题退学学生在全部退学学生中的比例为40%[5]42。各大学学生自治会召集学生大会,反对强行提高学费,并动员学生拒绝交纳学费。同年4月28日,“国学联”召开全国代表者会议,要求撤回提高学费的决定,会后派代表与文部省交涉。社会党出身的文部大臣拒绝了学生的要求,并暗示对那些拒绝交纳学费的学生将给予处分。结果引起学生的极大愤怒,在6月23日到25日,共有114所大学举行了24小时罢课活动,并在东京举行游行示威。尽管几乎没有达到斗争的目的,但学生们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和联合斗争的必要性。

1948年7月初,在早稻田大学召开“全国私立大学学生自治联合会”筹备会议,有58所大学的200名代表参加。围绕是否参加“全国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大学预备学校代表会议”发生对立,部分持反对态度的学校退出。尽管如此,“全国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及大学预备学校代表会议”在7月初召开,共有138所大学的400名代表参加。会议就尽快组成作为学生统一战线的全国学生自治联合会达成共识,同时决定与工人、农民联合斗争,参加工会组织的共同斗争委员会,并提出为复兴教育而斗争的方针。1948年9月18日到20日,“全学联”召开成立大会。最后大会通过了反对殖民地式的教育体制、保障学问自由和学生生活等斗争目标和口号,并选举东京大学文学部学生武井昭夫为“全学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本部设在东京大学校内,当时有145所大学、30万大学生参加[6]。面对学生运动的激烈以及“全学联”的成立,政府在1948年10月8月向各国立大学发出《关于学生政治活动》的通知,宣称“校内不允许政治活动”。与此同时,政府准备向国会提出旨在加强大学管理的《大学法案》。“全学联”不仅针锋相对地提出以排除行政干预为主要内容的大学法案,而且发动学生进行全国性罢课,东京30多所大学的15000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迫使政府放弃了将法案提交国会审议的计划。

随着冷战国际体制的逐渐形成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日益紧张,美国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变化。早在1948年初,美国陆军部长罗亚尔就在一次演讲中声称“力求在日本确立稳定而强有力的自主的民主,使日本自立,”“在阻止将来有可能在远东发生的集权主义战争方面发挥作用。”同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提出“美国对日政策的建议”,主张将占领政策从“非军事化”转为“经济复兴”,并在日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12月,美国政府提出“稳定经济九原则”,以扶植日本经济自立。另外,美国国务院政策制定委员会主席凯南也到日本,与麦克阿瑟商谈对日政策的转变。凯南回国后提出以复兴经济、防止共产主义化、尽快媾和、逐渐终止赔偿、美军长期驻扎冲绳等主要内容的对日政策报告书。在美国的支持下,吉田茂保守政府在1949年4月颁布《团体等限制令》,加强对政党等政治团体的控制,并开始在国家公务员、国营企业内清洗共产党员。同年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表“日本是不败的反共堡垒”,同时宣布解雇第一批国营铁路工人。同年7月和8月连续出现了国铁总裁不明死亡的“下山事件”、电车撞毁民宅致人伤亡的“三鹰事件”以及列车出轨致人伤亡的“松川事件”,吉田政权利用这些事件打击日本共产党和工会组织,导致工会组织及其会员急剧减少。同时,宣称《团体等限制令》也适用于“全学联”,并根据该法令解散了“朝鲜人联盟”等4团体。为加强对学生运动的镇压,麦克阿瑟将盟军总部民间情报教育局顾问易尔兹派往日本各大学,7月19日在新潟大学进行首次演讲,呼吁将红色教员和罢课学生赶出校园。各大学学生开展反对运动,扰乱演讲会场,甚至将易尔兹赶下讲台。尽管如此,国立大学校长决定设立“研究委员会”,清除“红色分子”。对此,“全学联”提出“实施全面媾和、占领军撤出日本、反对易尔兹演讲、反对清除共产党”等口号,并决定与工会组织一道行动,开展抗议活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远东地区形势进一步紧张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盟军总部下令剥夺日本共产党员的公职,战争爆发后又颁布命令,禁止日本共产党出版发行其机关报《赤旗》。同年7月,创设7.5万人规模的自卫队前身——警察预备队,随后在新闻界、产业界清除共产党。“全学联”发表非常事态宣言,反对战争,反对清除共产党,并举行抵制考试、罢课等活动。各大学当局封锁校园,压制学生运动,并避免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但反对活动持续不断,结果文部大臣被迫宣布放弃在校园清除共产党的措施[7]。

二、党派矛盾与学生运动

如同前述,日本共产党对学生组织及其运动具有较强的影响,例如“全学联”首任中央执行委员长武井昭夫1946年在旧制高校读书时加入日本共产党。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双方出现矛盾并逐渐激化。其原因:一方面战后初期盟军总部下令释放政治犯,以德田球一为首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得以出狱,因而将占领军看作“解放军”,主张“占领下和平革命”,因而对“全学联”领导下的罢课、游行示威等学生运动持批评态度,甚至下令解散大学中党的基层组织,禁止“全学联”发动学生举行总罢课,并指责“全学联”领导者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另一方面,日本共产党认为学生仅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学生运动不是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只是为革命斗争创造条件,因此,学生运动应将重点放在参加地域性的人民斗争上。与其相反,“全学联”领导者认为随着大学生数量的迅速增加,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阶层,学生运动本身能够构成反体制运动,是推动革命的先驱性力量。由于意见的对立,“全学联”内部也出现分裂,支持共产党的大学自治会拒绝执行“全学联”的指令,导致1949年10月20日总罢课的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1950年1月7日,设在莫斯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指挥部——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发表《关于日本形势》的文章,全面批评日本共产党主流派的斗争路线。认为在美国对日本实施的是殖民统治,而且准备在远东地区发动新的战争,因此,“和平革命”完全是一种幻想。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政治局所感》进行反驳,但内部发生分裂,以宫本显治为首的主张接受批评者被称为“国际派”,以德田球一为首的反对批评者被称为“所感派”。1951年2月,占主流的“所感派”转而接受共产党及工人党情报局的批评,将“国际派”开除出党,其中包括武井昭夫委员长等“全学联”领导者。被开除的学生在1951年11月组成“反战学生同盟”(简称“反战学同”),1958年5月改组为“社会主义学生同盟”。

1951年9月,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召开,日本与部分国家签订和平条约,并与美国签订安全保障条约。同年10月,日本共产党召开第5届全国协议会,通过了新纲领,认为日本革命的性质是从美国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殖民地革命”、“民族解放民主革命”,因而在农村开展游击战是最重要的斗争方式。根据这种认识,日本共产党组织“山村工作队”、“中核自卫队”,并劝说学生离开校园前往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全学联”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也带上暴力斗争的色彩,在集会、罢课活动中频繁与警察冲突。此时出现的京大天皇事件、涩谷事件、东大波波罗事件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的斗争意志。

1951年11月12日,天皇访问京都大学,约200名学生准备了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质问书。警方出动500名警察护卫天皇,大学当局要求解散自治会,并处分了8名学生,即所谓的“京大天皇事件”[5]157;1952年1月17日,东京大学驹场校园学生自治会准备在涩谷站前广场召集反对重新军备讲演会,但是警方没有批准其申请,结果学生发起抗议活动,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多名学生被捕,即所谓的“涩谷事件”;1952年2月20日,东京大学学生剧团“波波罗”上演描述“松川事件”的戏剧,发现会场内有3名便衣警察,并对他们进行拷问。第二天警方进校园逮捕两名学生,并向抗议集会的学生开枪,即所谓的“东大波波罗事件”。在刚刚结束占领的1952年5月1日,为抗议片面媾和、反对政府制定防止破坏活动法案,在日本共产党的影响下,“全学联”的学生、工人、在日朝鲜人等强行进入禁止使用的皇居前广场,与警察发生冲突。警察使用催泪弹、对空鸣枪等方式驱散人群,在冲突中有1200多人被捕,几十人受伤,两人死亡,其中一人是法政大学学生近藤居士,为战后学生运动中最初的牺牲者。该事件被称为“血腥的五一节事件”。其后,陆续发生了东京岩之坂派出所被袭、东京新宿站东口火焰瓶、大阪吹田枚方等暴力事件,结果反而推动国会通过了镇压反体制运动的《防止破坏活动法》。

1952年6月,“全学联”召开第5届大会,武井昭夫等27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被撤职,组成以玉井仁为委员长的新领导机构,决定执行共产党决定的武装斗争路线。同时发生了主流派对非主流派的私刑事件,即支持日本共产党“所感派”的“全学联”领导机构认为支持日本共产党“国际派”的反帝学园是美国情报局间谍,将10多名反帝学园的成员软禁在密室中进行拷问。在此期间,不少的激进派学生离开校园,在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反体制暴力斗争。另一方面,即使在结束占领后,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及其行政协定,美国在日本本土仍有7000多所基地,这些基地不仅圈占土地,而且对当地居民的生活也形成骚扰,因而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并成为学生斗争的重要目标之一。

由于进行激进的武装斗争,日本共产党在1952年10月举行的大选中丧失了众议院的全部席位,得票数也从上一次选举的298万张选票下降到89万张。1953年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国际共产党主义运动出现向“和平共处”调整路线的趋势,因而日本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全学联”也开始摸索新的斗争方式。1954年6月,“全学联”第7届中央委员会决定放弃政治斗争,为“生活与和平”组织学生运动。1955年7月,日本共产党召开第六届全国协议会,决定终止武装斗争路线,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和解,确立以宫本显治为首的集体领导体制。日本共产党中央机构的政策转变对学生活动家带来沉重打击,无法重新适应校园生活,并引起不少学生组织纷纷解体。正因如此,50年代上半期,“全学联”及其领导的学生运动处在低潮时期。

50年代后半期学生运动再度出现高潮,其背景是学生反对提高学费运动与反对美军基地运动。1956年2月,为阻止国立大学提高学费,包括2203名东京大学教养学部学生在内的4000名东京大学生举行国会请愿游行,此后又爆发了反对核武器实验、反对小选区制及反对教育有关法案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各地均出现了罢课、示威游行。在此背景下,同年6月召开的“全学联”第9届大会,进行自我批判,决定重新实施大众性政治斗争,并重视与国民各个阶层的联合,发挥先驱性作用。此次大会选举香山健一为“全学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委员长。东京都西部的砂川町居民从1955年起结成同盟反对美军基地。1956年秋天,政府强行进行土地测量。为支援当地居民,“全学联”动员各地3000名大学生,与农民、工人一道进行斗争,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坚决的抵抗终于迫使岸信介内阁发表中止测量的声明,是1950年反清除共产党员运动来的首次胜利,但内部却存在不同的意见。1957年,“全学联”发动学生进行“反对核武器实验”、“反对文部省实施教师勤务评定”等斗争,特别是在同年5月举行的反对核武器实验集会中,全日本共有170所大学、380个学生自治会、35万大学生参加,仅在东京就有25000人参加。

1956年发生了苏联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苏联出动军队镇压匈牙利骚乱的事件,日本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表示支持。日本的左翼势力分裂为共产党路线、结构改造路线、反共产党路线三派。本来就对日本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不满的学生进一步增加了离心倾向,“全学联”主流派将苏联和日本共产党看作斯大林主义、官僚主义,主张实施“反帝反斯大林”的斗争路线,激化了双方的矛盾。1958年5月底,“全学联”召开第11届大会,对前一阶段斗争进行总结,并决定反帝及拥护和平斗争路线。为加强对“全学联”的影响,日本共产党中央机构召集“全学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党员,但双方发生冲突,“全学联”做出“不信任日本共产党中央机构”的决议。对此,日本共产党中央机构宣布其决议无效,并对香山健一等72名“全学联”领导机构成员进行处分。“全学联”在发动学生参加了反对《警察官职务法修正案》的斗争并迫使政府收回其法案后,同年12月,被日本共产党除名的香山健一、岛成郎等学生党员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共产同”);另外还有一个反对日本共产党的派系——1957年1月组成的“日本托洛茨基主义者联盟”,同年12月改组为“革命共产主义者同盟”(简称“革共同”),在战后日本学生运动史上被称为“新左翼”[8]41。1958年11月,“全学联”召开第13届大会,“革共同”掌握主导权,选举东京大学助手盐川喜信为新的委员长,“全学联”与日本共产党脱离直接的关系。“共产同”派系反对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和平共处、议会主义、二元革命,主张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一元革命,是一个激进的学生组织,因而被日本共产党指责为“托洛茨基主义者”。“共产同”在大学生自治会中的影响逐渐扩大,因而在1959年6月召开的“全学联”第14届大会上,掌握主导权,主要领导职务均被其占据,包括当选为新委员长的唐牛健太郎[9]。“共产同”势力急剧增长的背景是政府准备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而引起的国民反对。

1957年6月,岸信介首相访问美国,并发表了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等内容的“日美新时代”声明。1958年9月,藤山爱一郎外务大臣访问美国,开始具体内容的谈判。对此,社会党、“总评”工会等134个社会团体在1959年3月组成“阻止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国民会议”(简称“国民会议”),开展反对运动,日本共产党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该组织。“共产同”主导下的“全学联”决定参加“国民会议”组织的统一运动,并提出以实力阻止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打倒岸信介内阁。在同年10月30日举行的统一行动中,有90所大学、35万名学生参加游行示威。在11月27日举行的统一行动中,全国有200万工会组织成员参加罢工,法政大学、东京大学的学生与工人一道冲进国会。第二天“全学联”5名干部被捕,社会党、总评工会、日本共产党均对冲击国会表示遗憾。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新条约进入签署阶段后,“全学联”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同年1月16日,岸信介首相由羽田机场前往美国签署新条约,尽管“国民会议”中止在机场举行的示威游行,但“全学联”却实施紧急动员,约700名学生占据机场大厅、食堂,并与警察发生冲突,唐牛健太郎委员长等80人被捕。

在国会审议日美安保新条约过程中,各界群众不断举行反对活动。4月26日,全日本举行总罢工,有82所大学的25万学生参加,东京有1万人聚集在国会前静坐。尽管“全学联”主流派、非主流派分别行动,但两派均连日在国会周围举行抗议活动。6月3日,“全学联”的9000名学生冲击了首相官邸。6月10日,为美国总统艾森毫威尔访问日本做准备的总统秘书哈格蒂在羽田机场被“全学联”非主流和工人包围,最后出动直升飞机才将其解救出来。6月15日,“国民会议”举行第18次统一行动,全日本有580万人参加。东京有11万人在国会周围举行游行示威。“全学联”决定在国会院内举行抗议集会,17000人的队伍集中在国会周围,其中有1500人突破警察防卫圈进入国会院内。警察用警棍、水枪、催泪弹阻止学生,学生用石块还击。冲突中的负伤者72人,被捕者167人,东京大学文学部三年级学生桦美智子死亡。尽管未能阻止日美新安保条约的成立,但“全学联”领导下的学生抗议活动不仅使政府终止了美国总统的访日计划,而且也迫使岸信介首相辞职,在战后学生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三、组织分裂下的学生运动

如同前述,在“全学联”内部,既有拥护日本共产党的派系(因日本共产党本部在东京代代木,所以也称“代代木派”),也有反对日本共产党的派系(即“反代代木派”)。在“反代代木派”中,又分为“共产同派”和“革共同派”,前者重视行动,后者重视组织。在“革共同派”中,又分为主流派和“第四国际派”,因而在1959年6月被“共产同派”掌握了“全学联”的主导权。在反对日美新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中,“共产同派”利用斗争不积极、未交纳会费等借口罢免了“代代木派”和“革共同派”的代表权,进一步巩固了主导权。但共产党反主流派组成“东京都自治会联络会议”,对抗“共产同派”领导下的“全学联”,学生组织出现分裂。

1960年7月初,“全学联”召开第16届大会。围绕“共产同派”政治局提出“安保斗争”没有获得胜利的总结,中央领导机构分裂为“战旗派”、“无产阶级通讯派”、“革命通告派”。但“革命通告派”很快消失,“战旗派”和“无产阶级通讯派”也很快发生分裂,大多与“革共同派”合并,因此,“共产同派”结成两年后解体。其解体的原因既与该派系过激的斗争方式有关,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即高速增长带来的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改变了青年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所属学生组织建立“全国学生自治会联络会议”。

1961年4月,“全学联”召开第27届中央委员会,组成了以“革共同派”所属学生组织——“日本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简称“马学同”)为中心的领导机构。当时自民党、社会党、民社党准备提出针对恐怖事件的法案,但在是否应限制社会团体等具体内容上社会党与自民党、民社党产生对立。自民、民社两党向国会提出《防止政治暴力行为法案》,社会党、总评工会反对该法案,并发动工人举行抗议活动。“全学联”也表示反对,并发表“紧急事态宣言”,呼吁学生进行斗争。在国会讨论该法案时,学生不断举行游行示威,大约有60名学生被捕。尽管法案通过了众议院的审议,但最后自民党放弃了该法案。1961年7月,“全学联”召开第17届大会。在大会之前,反“马学同派”的“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简称“社学同”,由“共产同”成员组成)、“革共同关西派”、“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简称“社青同”,为社会党的青年组织)反对“革共同”及“马共同”的宗派主义及意识形态化的学生运动,主张联合所有学生进行斗争。三派学生组织在东京饭田桥的鹤屋旅馆开会商讨对策,因而被称为“鹤屋联合派”[8]52。

“全学联”第17届大会召开后,主流派与反主流三派发生激烈冲突,甚至出现暴力事件,“马学同”成员从附近木材商店上取得木棍,将反主流三派驱逐出会场,是学生运动中最初的武斗。当时指导武斗的是“全学联”书记长清水丈夫,因其笔名为冈田新,所以木棍式武斗被称为“冈田式暴力冲突”。“马学同”单独召集会议,原“共产同”成员北小路敏成为新的委员长,并提出“反帝国主义、反斯大林主义”的激进运动方针。反主流最大派系“社学同”联合其他反主流派系组成“全学联再建协议会”,结果“全学联”分裂为“马学同全学联”、“反马学同三派联合”、“代代木派”三大组织。尽管处在分裂状态,但学生运动仍在继续发展。1962年5月,池田勇人自民党内阁准备制定“大学管理法”。同年11月,“三派联合”发动学生进行全国性罢课,并以东京大学驹场校园学生为主,汇集2500名学生游行到文部省抗议,有5名学生被捕。其后,“三派联合”与“马学同”联合召开“东京都统一学生自治会代表者会议”,并在东京大学校园举行了6000人的统一罢课行动。在各界的强烈反对下,池田内阁不得不在1963年1月宣布放弃提出“大学管理法”的设想。1963年到1965年,学生运动的主要斗争是反对签订日韩条约。特别是在1965年国会审议日韩条约时,为阻止外务大臣椎名访问韩国,东京大学、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的“马学同”派学生600人在羽田机场举行示威游行。在国会批准日韩条约的10月底11月初,各派学生均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并在国会周围静坐示威。在此期间,各派学生还举行了反对美国“北极星号”核潜艇进入日本港口的抗议活动。

1963年4月,“革共同”分裂成主张建立革命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简称“革马派”)和重视群众斗争的“中核派”。日本共产党所属学生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在1962年8月建立“保卫和平及民主主义全国学生会议”,称为“民青系全学联”。1966年2月,原“共产同”的部分学生建立新组织,称“第二共产同”,并在同年年底与从社会党所属学生组织分裂出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简称“社青同”)、“中核派”与部分原“共产同”部分学生组织组成的“社会主义学生同盟”(简称“社学同”)联合组成“三派全学联”(后来“中核派”参加进来,所以亦称“四派全学联”,“中核派”成员秋山胜行任委员长)。至此,存在三个“全学联”,即“革马派全学联”、“民青系全学联”和“三派全学联”,其中“三派全学联”影响较大。

1967年2月到7月,“三派全学联”动员学生参加了“第二次砂川斗争”反对政府扩大基地面积;同年10月8日,为阻止佐藤荣作首相访问越南,“三派全学联”指挥学生前往羽田机场,头带安全帽、手持木棍的学生与防爆警察发生冲突,导致京都大学学生山崎博昭死亡,受伤者600余人,被捕者58人,为“第一次羽田斗争”;同年11月12日,为阻止佐藤首相访问美国,“三派全学联”3000人在羽田机场附近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为“第二次羽田斗争”。此次事件表明学生运动成为独立的斗争力量,而且开始利用头盔、四棱木棍进行实力冲突。

为阻止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进入长崎县佐世保港口,以“三派全学联”为中心的各派学生组织与工会组织、市民团体从1968年1月17日到23日在佐世保与防暴警察连续发生冲突。参加斗争者共有65000人,其中学生4000人;负伤者519人,其中学生229人;被捕者69人,其中学生64人。同年2月到3月,“三派全学联”与千叶县成田地区的农民一道反对成田新机场建设,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有1000多人受伤,185人被捕;同年3月,各派学生组织与市民一道反对在王子地区建立美军战地医院,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158人被捕;同年4月28日,东京都学生组织与市民利用“冲绳日”进行集会,并演变成骚乱,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同年10月21日“国际反战日”,学生组织在东京举行集会,并在新宿地区爆发大规模骚乱,电车、派出所等被烧毁,警方派出大批防暴警察加以镇压,450学生因骚乱罪被捕[5]297。

在上述斗争过程中,学生组织也出现新一轮的分化组合。曾与“三派全学联”联合斗争的“中核派”在1968年7月组成单独的“全学联”,反“中核派”的各学生组织联合组成“反帝全学联”,但因内部矛盾激化而解体,其中原属“社青同”的“解放派”单独组成“全学联”。至此,共存在共产党民青派、中核派、革马派、解放派等4个“全学联”,其影响力也大为降低。1969年10月,创价学会学生部建立“新学生同盟”(简称“新学同”),拥有315所大学的27万名成员,声称走“第三条道路”[10],但未发挥较大作用。实际上,学生运动衰退的最大原因是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6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民的物质生活明显得到提高,50年代末以洗衣机、电冰箱、黑白电视机为中心的“消费革命”及60年代中期以汽车、空调、彩色电视机为中心的“消费革命”将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领域。因此,学生组织及其以社会斗争为主要内容的运动逐渐失去社会基础,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

[1][日]菅孝行,贝原浩.全学联[M].東京:现代书馆,1982:19.

[2][日]高木正幸.全学連と全共闘[M].東京:讲谈社现代新书,1985:11.

[3][日]兵本达吉.学生運動の歴史とその終焉[J].正论:203.

[4][日]社会问题研究会.全学联各派—学生运动事典[M].東京:双叶社,1969:22.

[5][日]山中明.战后学生运动史[M].東京:群出版,1981:42.

[6][日]本桥信宏.「全学联」研究:革命闘争史と今後の挑戦[M].東京:青年书馆,1985:13.

[7][日]秋山胜行,青木忠.全学連は何を考えるか[M].東京:自由国民社,1968:220.

[8][日]高木正幸.新左翼三十年史[M].東京:土曜美术社,1988:41.

[9][日]大野明男.全学联—其行动与理论[M].東京:讲谈社,1968:70.

[10][日]津山岩.第三个全学联[M].東京:全貌社,1969:25.

Zengakuren and Students’Movement in Postwar Japan

WANG Xin-sheng
(Histor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s such as the tradition of prewar students’movement,the demilitarization and democratic reform by GHQ in Japan,the active movements by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was legalized after the war,the difficulties in life and the tuition rising,students from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founded a students organization:the National Federation of Students’Self-Government Associations,which is shortened as Zengakuren,and initiated large-scale social movements.Though there was a split in it due to the contradictories among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and groups,the organization took the lead in antiestablishment movements,for instance,the movements against the amendment of the Japan-U.S.Security Treaty and U.S.military bases in Japan.

Japan;postwar;Zengakuren;Students’Movement

K313.5

A

1008-2395(2012)01-0001-07

2011-12-11

基金课题:日本住友财团资助项目

王新生(1958-),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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