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特点——以《边事研究》为中心<br/>

20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特点——以《边事研究》为中心

2012-03-20段金生

文山学院学报 2012年5期

段金生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031）

近代中国边疆危机加重，使“边疆问题的重要和边疆建设要求的迫切，已为举国人士所公认”［1］。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人先后创办了《边事研究》、《边政公论》、《边疆通讯》、《边声》等大批专门的边疆研究刊物。其中，《边事研究》与《边政公论》分别由边事研究会、中国边政学会于1934年及1941年创办，分别刊登了大批关于边疆问题的研究论著，并且具有较完整的系统性与较高的学术性，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研究中的代表性刊物，其办刊理念与所刊论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边疆研究内容与理念的一些基本趋势。关于《边政公论》所反映的20 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笔者已有专文进行探讨［2］。本文拟以《边事研究》为观察中心，并结合同一时期其他相关杂志的研究内容，对20 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与特点进行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边疆研究的内容

按照《边事研究》创刊号“本会简讯”中所载内容，边事研究会成立于1934年10月7日［3］。笔者在查阅史料时，另发现有与边事研究会相关的记载史料。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1934年编印的《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中央对于蒙藏之法令》中载有“蒙藏委员会设计委员会组织规则”与“蒙藏委员会边事研究会组织规则”两项规则。规则中指出设计委员会系依据蒙藏委员会第40 次常会决议案组织的，边事研究会系依照第142 次常务委员会决议案组织的。而蒙藏委员会在编印材料时，强调“设计委员会现已改组为边事研究会”［4］（P218-221）。这两项规则没有注明时间，而目前现有公开史料还无法明确蒙藏委员会第40、142 次常务委员会的开会时间；并且即使确定，也仅是计划，具体边事研究会的组织成立时间仍无法确定。当然也有学者推断这两项规则公布的时间应在1932年。［5］（P256）笔者以为，《边事研究》创刊号中所载的边事研究会即是《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中央对于蒙藏之法令》中所载的边事研究会。《边事研究》创刊时，汪精卫、林森、居正、何应钦、孙科、贺耀组等国民政府政要均为之题词，充分显现了其与国民政府的密切联系。二者的时间间隔应系计划组织研究会与研究会实际成立之间的准备阶段。当然，这仍需要相关材料的进一步证明。本文对边事研究会的论述，以《边事研究》创刊号中所载内容为出发点。

边事研究会的成立目的是“研究边事问题，唤起国人注意边事，促进政府开发边疆，以期巩固国防、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下设总务组（办理文书、会计事宜）、组织组（办理会员入会、筹设各分会事宜）、调查组（办理调查边疆各项事宜）、编译组（办理编译刊物丛书等事宜）、设计组（办理边事设计事宜）。［6］边事研究会下属各组制订了较详细的工作计划大纲。

调查组的调查范围包括边疆地区的地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五方面内容。地史方面包括疆界、地势、山川、地质、气候、边界变迁、名称沿革、生物、历史、政治区划、及城市距离等；政治方面包括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地方行政、民族相处情形及帝国主义政治侵略等；经济方面包括农工商业、人民生计、畜牧、垦殖、森林、矿产、水利、人口、金融、实业、物产、货价、田赋、税率、合作事业及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等；文化方面包括教育、宗教、语言、习俗、社团、遗迹、名胜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军事方面包括军事交通、险要、险要地带驻军概况、外军驻屯情形及有关国防军事需要等。并要求制订边地宗教势力、语言习俗、遗迹名胜、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关于边疆地区地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调查表以进行详细调查。在调查实施步骤上，先根据内容制订表格，然后展开具体调查。在调查方式上，主要运用间接调查（委托边地分会、边地行政机关、边地社团或个人调查）、直接调查（由总会派员分赴边地实际调查）、特别调查（重大事件或应特别注意事件发生时由总会派员调查）等。同时，要注意调查员的选择，须选择身体健康、耐劳善跋、品行端正且实心任事、具有专门知识及经验者充任。调查结束后，要注意整理各种调查所得材料及搜集所得关于边事研究的材料；并进而依据调查表册及各种整理完毕的材料拟制各种统计表进行统计分析。

编译组制订了三期工作计划。第一期工作计划包括创办月刊（字数10 万至15 万、印3 千至5 千册、1934年11月下旬后递推印刷）、征集图书（购置列强关于我国边疆的研究专著及调查报告游记等、蒙回等关于各国记载的文学作品、中国历代筹边治策等专书，借阅外交部、参谋部及蒙藏委员会关于清朝与民国以来的政治档卷，与其他边疆杂志进行交换，请各机关赠送或借阅各种书籍等）、讨论边事各项问题、进行边疆问题的学术演讲等工作。第二期计划包括约请会员翻译有关边事的日俄英法蒙藏回等各种文字的丛书、收买外国关于边疆的研究著作、帮助会员出版边疆问题的研究著作等。第三期计划包括编订适合边疆中小学教育的教科书、组织日报以唤起国人注意边事的意识等。第一期计划一年完成，第二期计划限两年内完成，第三期计划限三年内完成。

组织组主要负责总会及分会的各项具体事宜。关于总会方面，包括制订会员名册、会员证、会员调查表、介绍会员书、会员加入表及会员志愿书等。关于分会方面，包括制定分会须知，划定分会区域，提请委派分会筹备人员，考核分会筹备工作，编订分会名册，指导分会工作进行，考核分会组织及成绩，解答分会关于组织方面的咨询，处理分会纠纷等事宜。

设计组亦制订了三期工作计划。第一期工作计划：在研究方面，强调研究边疆现实问题（包括设立外蒙独立、内蒙自治、康藏、云南边界、东北、世界第二次大战与中国边防建设等专门问题讨论会），边疆与列强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东北与日本及其他国际关系、外蒙与苏俄及其他国际关系、新疆与英俄日及其他国际关系、云南与法英及其他国际关系等讨论会），同时还聘请边事专家、边疆长官、中央长官等成立各种边疆问题演讲会讲演边疆问题，筹设边事讲习所培养边疆工作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在设计方面，根据前述各种讨论会的研究结果，草拟关于外蒙、内蒙自治、康藏、云南边界、如何巩固边疆国防、如何收复东北等问题的方案，贡献于政府及社会采择施行。第二期工作计划：研究方面，主要包括边疆专门问题的研究（设立边疆教育、政教、产业、贸易、交通、军事、金融、边疆史地讨论会）、组织各种边疆专门问题演讲会进行演讲。在设计方面，根据各种专门问题讨论会的研究成果，制订边疆教育、宗教、产业、交通、贸易、国防、金融等的改进或开发计划。第三期工作计划：研究方面，以政治区划为标准设立各种讨论会研究整个问题（主要设立外蒙、内蒙、东北、新疆、西康、西藏、青海等问题讨论会）。设计方面，在各种讨论会研究的基础上制订边疆治理方案（包括草拟外蒙、内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康、西藏、青海等的治理方案）。第一期计划于1935年完成，第二期计划1936年内完成，第三期计划于1937年内完成。［6］

边事研究会的上述计划，实质上即是由其创办的《边事研究》杂志刊载内容的主要旨趣。《边事研究》的创刊者认为该刊的使命有二：“必须对这个问题（指边疆问题），予以有组织与计划之切合事实的研究，……这是我们使命之一”；“我们必须费一番调查与统计的工夫，企求得到很详细的调查，很确实的统计，制成具体而适用的方案，贡献政府，促进边疆事业之开发的早日实现，这是我们的使命之二”。根据上述使命，《边事研究》刊物“一切纯取公开的态度，凡有以真确数字之调查材料及详细之译文惠赐，无不乐于刊布，冀效力救亡之工作于万一，尚望海内贤哲有以教之”［7］。从边事研究会各组工作计划及《边事研究》发刊词的内容可以观察出，《边事研究》月刊的创办，其实是边事研究会整个工作内容中的一个环节，而《边事研究》两个使命的内容基本涵盖了边事研究会下属的调查组、设计组、编译组的工作计划大纲内容。

《边事研究》于1934年12月创刊，中间大致经营了近8年左右，至1942年3月出版第13 卷第1、2 期合刊后停刊。据笔者初步统计，《边事研究》刊载相关文章几近800 篇（包含社评、小说、同一边疆研究论著的分期连载等），主要设有社评、边疆研究、时事论著、边疆通讯、边事辑要等栏目。其中，边疆研究与时事论著是主体，其内容均是围绕边疆地区的史地（自然环境状况及地理沿革等）、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疆国际关系等方面展开的。

在20 世纪30年代，除了边事研究会创办的《边事研究》杂志外，还有《殖边月刊》（1932年创刊）、《边铎》（1934年创刊）、《边疆半月刊》（1936年）等其他关于边疆研究的杂志。《殖边月刊》认为国家危急，而“救国之要，莫若殖边”，“乃创办殖边社于上海”，呼吁国人“开发边荒，以致富庶；辅助政府，使趋健全；集散漫之力为集团，其效自大”；［8］《边铎》强调其旨趣主要包括“宣达中央德意”、“阐扬本党之主义”、“领导反帝运动”、“揭橥边民痛苦”、“记载边疆实况”等，以实现“整个国家民族政治上经济上最后之自由与解放”；［9］《边疆半月刊》强调其主要刊载关于“阐明民族整一性之重要”、“唤起国人注意边疆之开发”、“纪载边疆最近消息与实况”、“介绍国外人士研究我边疆之材料”等方面的研究论著。［10］他们的创刊宗旨相近，只不过《殖边月刊》主要关注边疆地区殖民事业，《边铎》强调在政治性的基础上进而关注边疆实况，《边疆半月刊》强调“阐明民族整一性之重要”，并且刊行时间都比较短暂。《边铎》仅见第1 卷第1、2、3 期及第2 卷第1、2期等5 期，均属1934年；《殖边月刊》从第1 卷第1 期到第3 卷第4 期，时间跨越了1932年至1935年，共刊发了24 期；《边疆半月刊》从第1 卷第1 期到第3 卷第7-9 期合刊，时间跨越了1936年至1937年，共刊发24 期，这与《边事研究》从第1 卷第1 期刊发到第13卷第1、2合期，时间跨越1934年至1942年，刊发累计71 期，在系统与完整性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它们刊发的相关内容基本可包括于《边事研究》的创刊旨趣之中。

可以说，在20 世纪30年代，受到边疆危机的严重刺激，国人对边疆的关注进一步提升，各种边疆学术团体及边疆学术杂志纷涌。但《边事研究》以其办刊持续时间长且未因抗战中断、刊载内容综合性强且全面、组织与计划较为完善等因素，成为这一阶段边疆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刊物，其办刊旨趣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一阶段中国边疆研究的主要内容取向。

二、边疆研究的特点

20 世纪3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围绕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边疆国际关系等问题展开的学术探索，但研究过程中由于受社会时局、学科自身发展现状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鲜明的时代特征及局限。

20 世纪3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具有边疆研究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的时代特色。“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这几年中国全部边疆显然交了多事之秋。”［10］（P2）鉴于边疆形势严峻，国人多将加强边疆研究与强国御侮联系在一起。

《边疆半月刊》的发刊词在这一时期加强边疆研究的呼声中颇具代表性。“试观我国今日之东北与西北，已成为东西邻之角逐场，以中国之大好河山，而沦为他人支配设施之军事地，喧宾夺主，雀巢鸠占，再以事实证之，英之于康藏，法之于滇黔，俄之于外蒙新疆，盖以公认为其势力范围，而含有不许主人过问之态度，虽日言亲善，究其实，不过利用政治外交方式，便其经济文化侵略之野心，且门户久已洞开，命脉悉为人据，而我国内地人士，对于边圉问题，以为鞭长莫及，漠不关心，置全民族安危于不顾，惟个人之私利之是图，国步既因而愈艰，犹复汇沓偷安，举世蒙蒙，不知大难之将至。”指出边疆与内地系唇齿相依关系，而现今边境日渐削弱、外侮日形恶化，内地各省亦将濒于不复安居乐业之危机。“本刊有鉴于此，辄欲本其微志，努力于目前救亡之途，俾得促醒醉生梦死的国魂，发扬沟通民族的精神，使之整个团结在同一目标下，御侮图存，群策群力，挽此浩劫。”［11］类似言论，成为当时研究边疆之士的一个普遍共识。《边事研究》在抗战发生后，从1937年的第6 卷第4 期至1942年第13 卷的第1、2 合期为止，多以抗战特刊或战时特刊的形式出版，充分体现了边疆研究与国家命运连接的时代特征。

“我们是中国的男儿；我们是黄帝的子孙；我们有热烈的血；我们有鲜红的心。但是哟！我们的河山，却快要沉沦。”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危机不断，“起来呀！同胞们！走向边地去，创造我们的新生”，开发边疆，逐走敌人，“我们的民族，自然便会复兴”，“用我们的赤心，（在边疆）再建一座坚固的长城”。［12］此诗充分体现了当时国人对边疆问题的强烈关注。国人对边疆的这种关注，是中国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作用的结果。这种将边疆研究与国家命运相联系的认识，推动了近代中国继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学派诞生后的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发展，并且在研究的地理范围、思想理念上也超越了传统边疆史地研究为主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学派。

20 世纪3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在危机严重的社会背景下，政府也格外重视其经世致用。“边疆问题，就是中国的存亡问题。”［7］社会层面大力鼓吹边疆研究，国民政府也参与其中，组织或推动成立了相关的边疆研究团体或机关。例如，边疆政教制度研究会（1933年）、边事研究会等机构，均由政府组织。《边铎》宣称“国民政府承总理之遗教，受本党之领导，无日不努力于边疆各地民族之团结与夫本党民族政策之施行。……政府方面，于处理边疆日常政务之蒙藏委员会外，行政院复添设边疆政教制度委员会，关于边地政情，多所探讨”，该刊之创立以“宣达中央德意”为办刊旨趣。［9］当然，其时也有许多民间学者利用自身力量积极活动成立了相关的边疆研究社团，如中国边殖学会（1935年）、边疆问题会（1936年燕京大学历史系顾颉刚与冯家昇等发起成立）、边疆史地学会（1937年清华大学历史系与地学系创办）等。

20 世纪3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在内容上重视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考察。“中国的一切问题已不是单独的中国的所有了；如果中国的事情，中国人不去管理，世界上将伸出许多手来，等待着替你代劳。所以处在世界一角的中国，处处闪避不了时代的袭击。”［13］表明了国人充分认识到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演变，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至大。

《边铎》杂志创刊时明确指出：“国际经济恐慌，恰于此时扩大延续，变本加厉，逼令帝国主义者掀起战争，加紧侵略，而远东中国首当其冲。内外形势，与新旧因缘，互相激荡，同时迸发，于是构成‘九一八’以来中国民族空前严重之国难。”［9］边疆研究的学者们对中国边疆危机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联系密切有了深刻认识，进而扩展了研究的视野，对国际政治关系状况十分关注。

《边事研究》、《边铎》、《边疆半月刊》等刊物所刊载的论著中，或直接以国际形势为研究的侧重点，或在论述中国边疆问题时多结合国际形势进行阐述。这一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关注，主要是侧重于对苏俄、日本、英、法等列强国际关系的介绍与研究。《边事研究》在各种边疆研究杂志中独树一帜，在抗战爆发后，多次举办时事座谈会，邀请相关学者对国际形势进行座谈，并将其主要内容介绍或刊载于杂志中，供同仁参考。近代以来，绝大多数国人对边疆“情势”与世界大势基本无知，或知之甚少，天真以为外夷外强中干、难以自生，“是彼当仰命于我，我不应有虞于彼”［14］（P147）。虽然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晚清也多有关于中国边疆与列强关系的研究者，如《吉林勘界记》、《俄界情形》、《中韩勘界地图》、《中俄交涉记》、《滇越界约》等均有涉及，但20 世纪30年代的研究不论是在数量或质量上、广度与深度上均有了极大发展。20 世纪30年代中国研究边疆的学者，能够将边疆与国际形势相结合研究，无疑也是中国学术视野国际化的进步体现。

20 世纪3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研究专业化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中国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虽然也多有民间对边疆政情的关注者，但大致可视其为官方正史从属下的研究。中国古代关于边疆地区的历史记载，大致分属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编年体史书、起居注以及实录，典志体史书，地理书和方志等四类文献中。此外，会要类、辑录类、目录提要类、笔记杂记类的历史文献中涉及边疆问题的文献也为数不少。［15］（P46-53）这些历史文献的研究方法及作者，多系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与师友关系群体，尚不具备近代学科专业化的特点。道咸时期的西北边疆史地学派，其成员为官、为人幕僚或教书度日，因共同的志趣，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研究群体。这一群体对边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西北边疆地区社会环境及社会状况的调查与研究，并注意到了中外边界划定或纠纷，以及与中国边疆问题密切联系的域外问题等，但其基本的学术思想基础仍是经世致用思想的再兴与发展。而他们关注边界及域外问题，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遇到新问题下的学术探讨，是中国边疆研究新的发展态势。这一态势在19 世纪后期及20 世纪初仍在不断发展，并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上有了拓展，酝酿着新的学术理论和思想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新的社会、国家、民族理论和思想，但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一时社会的面貌和学术风气。1909年中国地学会成立，才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群体由传统的师生学友关系发展成有共同纲领的新式科学团体。［15］（P57-58）

清末民国以来，西学在国内传播的影响逐步扩大，国人的科学研究突飞猛进，突破了中国科学史纪录，尤其是科学考察团纷起，“奔走于荒徼僻壤，努力于田野工作，我中华民国之命运，不于此时奠定其最坚固之基础耶？”然而，当时学术考察团所注意者大都为纯粹的自然科学，边疆问题常被视为属于外交或内政之问题而不甚加以注意，“盖其时边疆学术之综合的研究，尚无人注意”［16］。直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军兴后，“政府对于边疆的建设与开发，学者对于边疆的调查与研究，渐加注意，这是一种从来未有的良好现象”［17］。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团体不断涌现，边疆研究的刊物盛于一时，边疆研究的专业化特色基本形成。边疆研究的团体前面已粗有涉及，不再复述。关于研究边疆的杂志，大致可分为五类：一、涉及边疆或民族问题的政治性刊物，如《中国青年》、《青年中国》、《时代精神》等；二、涉及边疆或民族问题的学术性刊物，如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金陵学报》、东北大学《志林》、浙江大学《史地杂志》、《地理学报》、《科学》、《科学世界》等；三、一般的普通边疆研究刊物，包括副刊，如《边事研究》、《边声》、《边疆研究》、《益世报（边疆周刊）》、《贵州日报（社会研究副刊）》等；四、分区的边疆研究刊物（如《东北月刊》、《东北论坛》、《西北论坛》、《西北资源》、《回教大众》、《新西北》、《新宁远》、《西南导报》、《西南实业通讯》、《康导》、《西南边疆》等；五、边疆研究或民族学研究的专门刊物（如西南边疆研究社主办的《西南研究》、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边疆研究论丛》、中山文化教育馆主办的《民族学研究集刊》（第二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办的《人类学集刊》（第一集）等，《民族学集刊》与《人类学集刊》实际是上期作品在本期出版。［16］可以说，这些边疆研究团体与杂志的创办，促使了边疆研究朝着更专业的方向发展，逐步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三、简要分析

总体上，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由于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或方法先后分别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在边疆或民族调查中进行了实践，边疆研究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运用这些理论或方法，但并未形成较系统的独立的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这是20 世纪30年代边疆研究的理论及方法与40年代的重要区别，显现了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一种线性发展历程。［17］

20 世纪3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在前期边疆研究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批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成果也存在不少问题，甚至一些问题长期困绕着边疆研究的学者。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规模宏大，但大部分研究成果尚处于对边疆地区概况的介绍阶段，研究的深度不够。时人即已指出：在国内市场上看见的众多关于边疆研究的丛书和刊物，如果认真审察其内容，“大都是人云亦云，辗转抄袭，并且虚造事实来充塞篇幅”。同时，该论者还认为，“许多考察团到边地去考察，他们到了边地，仅调抄了地方政府的旧卷，并没有作实际的考察工夫，这种旧卷，既不是科学的，拿时间来讲，概是清末民初的东西，并且内中充满了‘概’‘略’等字样，纯是一种无根据的估量”。该论者坦言道，上述情况的丛书和刊物只能唤起一般民众注意边疆的意识，但不能把它们当作研究边事的材料；而热心研究边事的人，又深感边疆材料的贫乏，于无可奈何之中，会借鉴帝国主义在中国边疆考察的内容来进行参考。虽然帝国主义考察的材料比较确实并带有科学性，但这种含有时间性的考察材料，因为时间和环境的变迁，不一定符合现实情形；并且由于立场不同，论断也就各异，只能作为边疆研究的一小部份参考资料。而我们得不到正确的边疆材料，就不能作进步的研究。“所以在现阶段，我们研究边事人们同管理边疆的政府机关，只有从新费一番心血，配备专门人材，把整个的边疆作一度切实考察，而后始言有边事的材料来研究。”［13］已将当时边疆研究中存在深度不够问题作了充分诠释。

20 世纪30年代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的前一阶段，研究区域由西北边疆史地学派的较多关注西北边疆地区扩大到中国整个边疆区域，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也较前期有了明显进步，为下一阶段40年代边疆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对于推动国人对边疆的重视，开发边疆、团结边疆各民族，构建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总之，20 世纪3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在研究内容的外延与内涵方面较之民国前期的边疆研究均有了明显进步，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内容及特征体现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发展大势，同时也是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为20 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方法与理论的深化积累了条件。［17］通过对它们的深入分析，对于推动中国边疆研究的纵深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边政公论社.发刊词［J］.《边政公论》，1941（创刊号）：1.

［2］段金生.20世纪40年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方法与理论——以《边政公论》为中心［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5-11.

［3］边事研究会.本会简讯［J］.边事研究，1934（创刊号）：141-142.

［4］蒙藏委员会编印.总理对于蒙藏之遗训及中央对于蒙藏之法令［Z］.1934.

［5］张羽新，等.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一册）［Z］.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6］边事研究会.边事研究会总章［J］.边事研究，1934（创刊号）：142-148.

［7］边事研究会.发刊词［J］.边事研究，1934（创刊号）：2-3.

［8］汪扬.敬告国人［J］.殖边月刊，1932（创刊号）：1-3.

［9］边铎半月刊社.创刊词［J］.边铎，1934（创刊号）：1-6.

［10］思慕.中国边疆问题讲话［M］.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7.

［11］边疆半月刊社.发刊辞［J］.边疆半月刊，1936（创刊号）：1-2.

［12］松高.献与边事研究会［J］.边事研究，1934（创刊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