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世华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在这个文学边缘化、读诗人远少于写诗人的诗歌衰落的年代里，写诗人容易被看成是疯子；偏偏就有这样一个生于辽南普通农民家庭的带有“撒慢气”的徐德凝，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青少年时代因为背着 “富农子弟”的政治包袱而没有出路，在其后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中，不论是当农民、做农民工，还是在干木匠，当施工员、放线员、预算员的时候，抑或是在后来发迹成为包工头直至担任某个企业的董事长，他都能始终做到每天笔不离纸地写着诗歌，前后总计写了两万六千多首！一切正如徐德凝带有点豪情与霸气的言说：“有人小瞧我的出身，也有人说我的学问不深。请问四十年写出两万多首诗歌的，普天下你看见过几人？”[1]他先后出版有《行吟集》、《放歌行》、《海之韵》、《走过红海滩》、《记忆的雕塑》等多部诗集，同时还著有《徐德凝伦理诗三百首》、《徐德凝解读国学诗画集》、《佛典的管理智慧》等多部书籍，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弘扬。如此孜孜不倦且乐此不疲地“诗话”人生、著书立说，这种创作现象、文化现象在当下来说是并不多见的，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因为徐德凝的诗文创作以及由此形成的“徐德凝现象”是一个很好的文学范例、社会样本，也会是一个我们观察文学的很好的切入点，由此进入，能够开启我们对诗歌的价值承诺、审美嬗变与发展走向等一系列与文学相关的有意义的话题的思考，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在这个逐利的时代里，诗人究竟有何作为？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诗歌（文学）于我们的人生还有何助益？文学与生活的关联、诗人与读者的关系到底应该怎样？

一、生活磨练，文学引导

首先，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徐德凝何以能在诗歌写作道路上如此长久地坚持，几十年如一日，无论穷达，先后写下那么多首诗歌？徐德凝曾以诗的语言对自己创作上的丰盈做过分析：“老先生问我，为什么心里储藏着那么多诗歌。首先感谢丰富多彩的生活，其次是一个喜欢思考人生的灵魂。”[2]这个自我解剖可谓有自知之明。

从主观方面来说，坚持创作缘于他对诗歌的痴迷：“热爱诗歌如此执迷，诗已将他全部融化”[3]，“诗歌已融入我的血液之中”[4]。 特别是在他最穷愁潦倒之时，诗歌更成为他人生的风向标，他对生活的思考、对改变自身命运的强烈渴望都结晶为诗歌，苦难的命运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反而坚定了他通过自身努力来创造人生幸福的信念。要知道，徐德凝在上中学时就显现出他的写作潜质和才能：“念高中时我的作文受到了语文老师的高度表扬，夸我的一篇记叙文写得真棒。老师在批语中用了栩栩如生这个词，说如果徐德凝能继续学习深造，就一定能够成为作家写出好文章”[5]；他在此时也立志从文：“我读了一些课外读物，并且自己幻想能当一个作家呢。当时在学校的板报上，曾登过我的诗歌和散文有六七篇之多，我感觉自己长大靠笔杆子吃饭没问题。”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它像一场飓风，把我们这一代人都卷了起来、扬了出去、最后又从高空中狠狠地跌了下来，最后落到地上鼻青脸肿。”[6]徐德凝的学业攀登之路中止了，“靠笔杆子吃饭”的梦想也宣告破灭了。他自己时隔多年后有反思和总结：“如果条件具备，我很可能成为一名作家、一位诗人，甚至做一任彪炳史册的清官。因为我有一个不知疲倦的大脑，一颗赤子之心，一份波涛汹涌的激情。客观的现实同我的理想背道而驰，青年时我身处特殊的背景、特殊的环境，因此顺理成章地不再奢望自己成为作家和清官了。”[7]

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气候令他不能在文学道路上大展宏图，但他对文学的那份执着却没有变，以诗的文字来言说自己成为他每天的“功课”，成为他的日常生活方式。在其人生奋斗的道途中，“每天早晨，我用净水洗脸，洗去污垢与疲倦；每天早晨我用诗歌洗心，使心灵得到净化变得纯真。”[8]说徐德凝具有成为诗人的潜质，就在于他具有纤细敏感的神经，时时葆有着一颗容易感动的赤子之心：“保持赤子之心，做到精神生活富有”[9]，“赤子之心如松柏常青”[10]。生活的磨砺、命运的不公没有粗糙他的心灵，反倒促发他时时自省，注意摒弃精神杂质：“每天早晨，我都要检查心灵，看一看有没有堵塞有没有淤满，发现杂物马上清除，让它露出泉眼。”[11]所以当看到别人意气风发时他不是“眼气”嫉妒恨，而是在认真反省后焕发了斗志：“1977年巧遇同学矫恒国，将我的认识提高命运改变。他当合同工来到大连‘二建’，学会了看图又会施工放线。他是我的木工班长，识图是多么高雅又清闲。那时我体力活儿重一天能吃二斤半，而恒国一天只吃一斤多一点。可他的工资却是三元一角二，而我一天只能挣一元八角六分钱。将这一笔生命账一计算，可真惊出了我一身冷汗。毕业十年我吃完了他二十年的口粮，而我十年只挣了他六年的钱。从此后我对自己叫板，天天中午不睡午觉而捧着图纸看。瞌睡了就狠狠地拧一下自己的大腿，下决心要将老同学的技术追赶”[12]。也许和他的 “撒满气”有关，也许和他内心的强大有关，诗人的心灵非但没有被世俗的金钱权势以及恶劣的人性所侵蚀，反而“几十年利用了业余时间，翻来覆去地思考人生，一天天将自己的理想实现。对人生思考不曾间断，用诗歌形式道出了心灵所感。”[13]。由此，他总是能以审美的眼光打量世界，以超乎常人的敏感思考人生，从而能穿透熙熙攘攘的利益网络和繁复错杂的人际关系，“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美”并“用美来滋润心灵”[14]，诗歌题材于他的诗神来说自然俯拾皆是，他的诗情也始终洋溢。

从客观方面来说，生活的馈赠更是他“诗情画语”不断的保证：“我的生活比较零散，工农商学什么都干，当年一个小山村里的地富子弟，尝受了不少生活艰难，我将逆境生活扭转，在前进的道路上发出声声呐喊，是这种呐喊形成了诗歌，诗歌几十年与我相依相伴。”[15]徐德凝文学创作道路和他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可以想见，从遭人白眼的农家子弟到受人敬重的成功企业家，这期间角色的巨大转换，以及从社会底层逐步攀向高层的人生拼搏经历都一定是极其富有传奇色彩的，特别是徐德凝在这其间曾屡遭挫折，所遭遇的艰难坎坷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生活的各种滋味他都尝尽了。生活的磨难没有摧毁他，反倒成为其人生乃至文学创作的丰富馈赠：“我虽然没有迈进大学校门，却怀有一颗人生不屈的心。是社会大学教育了我，农家子弟成长为董事长万贯缠身。”[16]他在一次施工中甚而险些丧命：“七八年在沈阳东陵施工，修角楼时桥板突然折断。我从九米高处掉了下来，工友们惊吓得直了声的呼喊。……我在空中几次翻转。两手抓定后眼向下看，等碎砖破瓦地上一片。此时我离地也就一米来高，两手松了后掉到了地面。这时候我面前金星一片”。这次大难不死同样激发了他通过正当努力来改变人生命运的决心：“从此我工作中任劳任怨，努力钻研技术意志更坚”[17]。

显然，是“社会的大学”、是丰富多彩的生活给予了他磨难和伤痛，同时也给予了他无穷尽的创作灵感与人生智慧，徐德凝把对成功的渴望和对文学持之以恒的热爱二者合一，通过努力走向了成功：“由一个小木匠逐步成长为建筑承包商，我的生活状态总在变动，因此才产生灵感无穷。我真实吟唱自己的生活，好似一条永不枯竭的小溪在欢乐地唱歌”[18]，“我的诗歌告诉年轻人，自己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勇往直前”，“它记录了我的生活，并唱出了从奴隶到将军的经验”[19]；“几十年写诗不辍，是因为诗歌为我的生活带来无穷欢乐，真实记录了我几十年经历的风雨坎坷日出日落”[20]。是生活雕琢了徐德凝，徐德凝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印证了生活是文学永恒的活水源泉；也是诗歌化育了徐德凝：“是诗歌一路与我相伴，引我前行，让我永远保持了一颗纯洁善良、奋发有为的心，保持了一双既明察秋毫又宽容豁达的眼睛，一副勇于进取、刻苦钻研的头脑，我才避免了许多曲折，歧路。我才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成长为一个大家公认的白话诗人，一个业务纯熟的古建筑专家，一个善于经营管理的企业家”[21]。文学这“无用之用”照亮了他的人生前程，成为其人生奋斗过程中强有力的精神支撑，也让我们见证了他内心的强大。

二、个人记忆，时代足音

当我们明了徐德凝何以能长久保持着如此旺盛的诗情时，也就不难理解诗歌创作之于他本人的意义了，诗歌是他书写生活见闻、抒发所思所感、进行人生励志的有效载体，也是他排遣寂寞、放逐不良情绪的工具：“诗歌可以抒情，诗歌能让我心静。心静是精神上的一种享受，抒情可以安稳自己的心灵”[22]某种程度上说，诗歌与他的人生已经合二为一了。被徐德凝用来“洗心”的诗文向世人述说了他的成长历程，记录了他对于人生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感悟。

一个诗人的写作历程就是在向世人阐说他的人生轨迹和精神成长。徐德凝诗歌尤其如此，这两万六千多首诗歌是他整理个人人生记忆和生活经历的产物，我们能够从其诗歌中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看到他对个人如同父辈“闯关东”一般的艰难创业打拼过程的记录。而且其诗歌一如其为人显得通透澄净。诗歌写作对于他来说就是日记：“我某一个时期所写的诗歌，是将那一个时期的生活定格起来。诗歌挽住了那一段时光，多少年后仍可以将那段历史翻开”，“我的生活转化成诗的语言，每首诗歌都是我人生的事件。”[23]我们总是能在他的诗歌里看到他在过去的岁月里的人生游走以及见闻感受，能从中感受到一个时代的风貌，所谓“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堂”。这里有他三十而立之时扪心自问发难的《立志》：“决心立数次，不厌其烦；主意不稳定，心思往返；年已近三十，焉能童还；把住寿命关，一寸金兑现；一劳则永逸，克艰攻难；艰难山峰上，有乐有欢。”有在功成名就之后对人生的自觉内省：“每天早晨我都要将昨天的行为思考，以便将正确的发扬错误的扔掉。回味与展望生活是一种精神享受，再将对生活心得写成诗歌谱成曲调。”[24]有旅行九州极目楚天舒的快乐（《九州诗情》）；有对亲人的追思与怀念（《爷爷》、《忆奶奶》、《父亲》）；有对祖国统一的渴望（《台湾之行》）；有对文学的痴迷和热爱之情（《缪斯的约会》）；有对生活道理的探究和因此形成的困惑：“一次一次寻找，一遍一遍探讨。生活中的道理呀，仍有许多还不知道。”[25]有他的通透达观：“我没有将我的财产看成是私有的，而只是把掌管好发挥好它的社会作用当作我的一种职责。我没有将写作看成是一种职责，上万首诗歌诞生只是我业余爱好之结果，我总喜欢在生活中寻找出一点情趣，精神需要不断升华，寻找新的快乐”[26]；有对感情的追问和迷思：“情不能用车载斗量，看不到但能感觉到一种神圣，情是一种什么物质呀”[27]；有对自己清高人格的维护：“他有钱有权，但我却不愿与他沾边。利用钱权他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但买不去我的内心情感”[28]；有“老撒”般的豪言壮语：“老百姓最会将百姓生活叙说，我是农民、民工、工头与诗歌爱好者，写白话诗歌我最有资格”；有对生活的感恩：“丰富有趣的生活经常令我心动。我是一位人生幸运者，几十年来诗意地生活一直其乐融融”[29]；有对改变人生际遇的执着（《修庙记》）；有对东方文化的信心（《读＜道德经＞心得》）；有对异质文明世界的近距离接触和观察思索 （《不列颠之旅》）……他的诗歌有效地佐证着“诗言志”，也让我们见证了他快乐的能力和健康的人格——如果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话，唯独“怨”我们绝少能从其诗歌中见到。

值得注意的是，徐德凝在诗歌中那些对于爷孙、父子、夫妻、婆媳、兄弟、亲家、妯娌、朋友关系、伦理的呈现和歌咏，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对民间的仁义、诚信、道德担当、家族荣誉等的表达，给我们提供了非常生动鲜活的民间生活范本。它让我们温习了那融融的亲情、绵绵的友情、蜜蜜的爱情，特别是看到了这些伦理情感在民间大地上的坚韧而顽强的存在。通常研究者会以为，当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晚清的大门从而使得两种异质文明激烈碰撞之时，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席卷了中国给国人带来了新的文化信心之时，特别是到后来十年“文革”对于中国人传统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性破坏以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纲常、价值体系已经式微了。但徐德凝的诗歌作为一份独特的文本，让我们看到了，即使是在那曾经的人性、传统、国学的厄运岁月中，在庙堂当中被中断的传统文化中的忠、孝、礼、义、信，却在民间大地上得以一直赓续、深深扎根和坚韧存在着。不论是在不堪回首的昨天，还是在既有价值体系正在恢复的当下，在徐德凝的生活中和他的笔下，一直呈现着的就是这样一幅幅父严子孝、长惠幼敬、兄友弟恭、夫义妻贤的家庭生活乃至家族生活的和睦图景：“家庭和睦天伦之欢，孝亲爱子效法先贤。兄弟姐妹情同手足，骨肉携手并肩向前。”[30]这里没有兄弟阋于墙的纷争，有的是手足之间的相依互助：“爷爷父亲两代手足之情尽显，或一锅吃饭或分家不分产。光辉的榜样激励后辈真心相助，我兄弟三人要做孝悌的儿男。虽然早已分家各立炉灶，联手创业已经三十来年。1999年我将我的企业向股份制转变，我是创业人员占百分之五十多一点。姐姐与妹妹各得百分之四点五，剩下的百分之四十两个弟弟各分一半。记得当时我征求我母亲意见，妈妈说‘你不是已经付给他们工资钱？股份百分之二十是多少？’我说‘总数过亿那就是几千万。’妈妈说‘这不是老人留下的家产，你给他们分得多了一点。’我说‘妈妈你同意还要多分一点给他们，股份还剩九，姐姐与妹妹各分一半。’我不能让兄弟姐妹有失落感，和他们携手共同向前！一奶同胞吃一锅饭长大，这种天生亲情不容冷淡。姐姐性格像老爹与人为善，对弟弟妹妹从未使用过激的语言。七十年代家中口粮匮缺，是姐姐家的口粮帮助我家渡过难关。姐夫对父母真心孝敬，多次陪护父母住院。我们兄弟几个事业太忙，姐夫退休有时间也有尽孝的心愿。兄弟团结不怕天大困难，徐氏兄弟三头六臂相联。三十多年手足情深不离不弃，争取登上《东方时空》和谐讲坛。二弟德栋多谋善断，勤奋工作分外节俭，脾气急躁当仁不让，但却从未与哥哥嫂嫂红过脸。三弟德学志向高远，大胆规划企业快速发展。心怀一股倔强干劲，为人忠诚侠肝义胆。小妹淑梅勤奋能干，走东跑西不怕困难。相夫教子尽心尽力，血热真情不带杂念。”[31]这里有对传统伦理情感的肯定和对“孝道”的呈现：“老父亲向我要钱，拿到钱后就去行善。上一次给钱不过十来天，今天给八百老人家却有点不满。干脆再添五百换来笑颜，讲孝必先顺，老父亲高兴点儿心自安。”[32]这里有的是夫妻相爱举案齐眉、屈己接妯娌尽心奉舅姑：“妻子玉荣从没有惊人言行，所说所做尽属平凡，但她怀有敬老扶小的善良之心，仅此一点就胜过家产万贯。我的婚姻并不浪漫，夫妻生活甜蜜美满，结婚至今三十六年未曾吵嘴，恩爱夫妻相依相伴。二弟媳玉良做过教员，知文懂礼比较善谈，爱憎分明性格坚强，家庭重担一人承担。三弟媳李娜生性温良不急不躁，不愧生长在海滨名城大连，一心一意料理家务，孝敬公婆友爱妯娌撑起半边天。”[33]……总之，徐德凝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生动的文学标本，个人记忆呈现出的是时代的面影、家庭家族的荣光。所以，徐德凝的诗歌首先是他一个人的成长史、心灵史。而同时，这一个人的记忆、一个人的史诗也在有意无意中为社会学者提供了一份难能可贵的研究草根阶层几十年精神演变的生动文本，从一个侧面为我们真实记录了新中国发展变化的时代足音。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私人的鲜活的记忆才拼接、构成宏大的国家、社会形象的生动记忆，丰富了我们对既往时代的认知，也矫正了我们在认识上可能存在着的某种偏颇。同时，反映着其奋斗历程的诗歌写作对今天的年轻人具有着莫大的启迪意义，一个曾经遭人白眼的富农子弟在困境中的挣扎与不屈，在顺境中对道德伦理的卫守与张扬，这些内容都不能不让人动容乃至感慨万千，并最终会成为众多年轻人的“励志”典范。

三、仿制民歌，实话实说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徐德凝的诗歌是以大白话的方式实话实说，这种写实的风格也因此构成了他诗歌写作的最鲜明色彩。我们不仅要追问：他“在生活中寻找，向心灵讨要”[34]的诗歌创作何以会选择这种大白话的诗歌写作方式？

细细想来，应该有这样几种因素促成了徐德凝这种独特的言说方式。第一，辽南乡村的地域文化，特别是辽南地区所流行的“大实话”的民歌形式对于徐德凝刻骨铭心的影响以及他一直以来对于包括“大实话”在内的民歌的刻意模仿。没能在学业上继续深造、没能更系统地接受西方文学文化的熏染，肯定是一大遗憾，这会令徐德凝的白话诗作有所谓先天营养不足的地方，但更会使得他对诗歌的理解与某些亭子间中的诗人、学府里的学者迥然有别，而这又在另一个维度上成就了他这样一个向传统靠近的特立独行的白话诗人。第二，这种不事雕饰的言说方式或者说思维方式和写作者坦荡豪爽、心直口快的个性有关，这直接决定了他不可能靠拢那种曲径通幽晦涩难懂的方式，而是要选择这样一种“大实话”的方式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表达自己的喜怒爱憎。换言之，用白话书写心灵是他口无遮拦、率直心性的体现。第三，这种言说方式来自他有意识的艺术追求和他秉持的诗歌观念。在他看来，“大众的语言可以将心意表达明白，我几十年来仿造民歌民谣。因为生活的基本曲调，就是老百姓吟唱的歌谣。那是对生活的直接感叹，那是人类最原始的心跳。盛宴并非名家来烹调，原汁原味乡土菜入口最地道。”[35]。这当中反映出了诗人对于自己和读者关系的理解：“无论伟大的读者，还是伟大的诗歌都必须来自生活。让我们亲近生活吧，生活中的创造不但会激发诗人如泉水般流淌不竭的诗意，而且所创作出的诗篇也自然会得到读者的心灵共鸣。我试着写出看一眼就明白的诗，它实际上是全面再现生活的情节，又是对现实生活的浓缩和提炼。诗歌的存在形式主要是生活的独白，如它的情节简单和韵味的枯燥说明我们对生活的深入和体验还不够充分。诗歌语言平淡中所表达出来的情感，比艰涩难懂的、眼花缭乱的诗句要优美得多。”[36]他的诗歌观念、他浓烈的读者意识都直接决定了他的这种写作格式，“说话是为了让人听明白，诗歌应让人懂得所写的意义”，“理应如此啊，唱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之歌。不能让诗歌躲进生活的角落，利用诗歌吟唱生活”[37]。正是基于这种理解，徐德凝能写出这么多很容易被“传统”的文学史家或者研究者放逐到文学园地之外的白话诗歌来。也因此他对诗歌功能、对创作与生活关系的理解异于某些无视读者而高高在上的诗人：“我当然不会有现代诗人找不到读者的烦恼。我的诗歌来源于读者的心灵和生活。我很不理解当代诗人疲惫不堪的样子，更读不懂读者对诗人作品怠慢的眼神。我的粗浅感觉很大程度上是诗人的烦恼，是因为诗人们没有融入在劳动中，没有在实践中去体验生活。 ”[38]

正如徐德凝自己所言：“我没有将写作看成是一种职责，上万首诗歌诞生只是我业余爱好之结果，我总喜欢在生活中寻找出一点情趣，精神需要不断升华，寻找新的快乐。”[39]他不需要也没有将诗歌作为自己荣身进阶步入文学史的敲门砖，他不那么循规蹈矩的诗歌写作反倒成为了一种回归，回归到了一直以来的民歌传统上，回归到了 “五四”时期以胡适、周作人、俞平伯、郭沫若等为代表的现代文人以白话写作诗歌的轨道上去；同时这也是他的一种艺术反拨，在对诗歌表达的口语化和明白易懂的追求中，他采取的这种“作诗如作文”、“我手写我口”的语言形式、思维形式，对于一直以来存在着的那种诗人自说自话晦涩难懂的诗风进行自己的艺术反抗。他以回归和反抗最终凝结成具有个性的艺术存在。他在以诗歌对自我心灵进行叩问的同时，也要以此达到和读者心灵沟通交流的目的，他的这种“白话”言说的策略最终反映的是作者如何处理自己和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也许会有目光挑剔的读者、批评者会觉得徐德凝的诗歌不成其为诗歌，但是请注意，正如一百多年前的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说的那样：“如果不是有很快就默默无闻的成千上万个作家来维持文学的生命的话，便根本不会有文学了，换句话说，便根本不会有大作家了。”[40]徐德凝以其持之以恒的诗歌写作提醒着我们，文学写作不是也不应该是极少数人的事业，而应该是人人都可参与都可大有作为的精神活动。

四、朴拙自然，寓深于浅

自古以来诗歌写作就存在着两种路数，中外皆然：一种是贵族化的路线，一种是平民化的路线。前者曲高和寡，是在小圈子里的浅斟低唱，诗人的自说自话是对读者智力和悟性、耐性的考验，读者需要动用自己的阅读经验越过诗人设置的重重话语障碍，将阐释模式植入诗中以实现诗人的阅读期待；而平民化的诗歌写作则清新明快，并不对读者构成阅读挑战，而是力求和大众读者之间建立起平等的对话关系。这其实是对文学功能、文学存在意义上理解不同而造成的歧路。所以在此讨论它们孰高孰下是没有意义的，那多少有些像“关公战秦琼”。而类似徐德凝这种平易表达的诗歌写作在古今中外的诗坛上比比皆是。

有着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之称的普希金，之所以能够长时间里赢得诸多国家读者的热爱，就在于其诗歌往往以平等的语气娓娓道来，诗句清新流畅，语调热诚坦率，有丰富的人情味和哲理色彩。即以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来说：“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我们不难从这平易的表达中体会到诗人那真诚博大的情怀和乐观积极的心态。再如美国诗人惠特曼，他在《草叶集》中就以带着泥土和草叶芳香的富有节奏感的自由体诗歌，观照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描绘宇宙万物，语言简单通俗而生动，诗情奔放自如而内涵深广，正如他在《再见》中所言：“我的诗篇不是书本，谁接触它就是在接触一个人。”徐德凝的诗作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鲜明印象同样是：文如其人，读其诗如同识其人。徐德凝的诗歌说真话、讲真情，恰是这种朴质征服了读者，在这里没有艰涩难懂也没有刻意玩弄什么艺术技巧，但是自有一种原生态的美召唤着读者并征服了读者，让读者与写作者心气相通。再以日本诗坛的后起之秀、现今已经百岁的诗人柴田丰来说，她是在92岁才开始写诗的，从2009年起迄今已经出版了两本诗集，总销量近两百万册，风头直逼村上春树的《IQ84》，她就是从自己的回忆中汲取灵感写成诗句的，语言同样通俗易懂，但却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譬如其有名的《秘密》：“我啊/也有过/很多次/想死的时候/可是/开始写诗之后/受到那么多人的鼓励/现在已经/不再抱怨什么/即使是九十八岁/我也还要恋爱/还要做梦/还要想乘上那天边的云”[41]。徐德凝诗作表达与上述种种名副其实的人心抚慰曲、人生救援歌就有异曲同工之妙：“向往，快点熬到白发苍苍。让岁月证明，我们情深意长。向往，到古稀之年一走三晃。相扶相搀，将黄昏曲慢唱……”（《向往》）；“每一个夜晚，我枕着良心这个枕头睡眠。四五分钟即可入睡，这个好习惯已经有几十年。……人能活在阴阳空间，应当做好该做的工作享乐每一天，每一个夜晚都能睡好觉，那你就好比是人中之仙。”（《每一个夜晚》）……事实上，徐德凝诗歌语言平易亲和，却不因此就缺失了深奥；没有拒人千里之外曲高和寡的晦涩难懂，却不因此就缺少了深刻，总是能在简单中寓含着不简单。徐德凝的诸多诗作让我们看到了诗人在情感和思想上的双重胜利，感受到了生命的温度和哲理的深度。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五四”以后诸多白话诗人诸如郭沫若、何其芳、臧克家、冯至、艾青等也都有过在诗歌写作中践行平民化写作路线并推动诗歌平民化精神的尝试和努力。就以郭沫若来说，他就既有随情赋形的比较贵族化的诗歌写作如爱情组诗《瓶》，可也有比较平民风的《天上的街市》、《炉中煤》等；既有“秉炬人归从北地，投簪我欲溺儒冠”这样要让阅读者费一番思量去揣摩的旧体诗词写作，可也有“我们并不是什么‘花中之王’也并不曾怀抱过‘富贵之想’，只多谢园艺家们的细心栽培，便抽出了碧叶千张，比花还强。我们的花叶只有色，没有香，不管是什么魏紫，或者桃黄，花开后把全部花瓣洒满田园，真有些败坏风光，让人惆怅”[42]一类平易好懂的“新民歌”。要看到，郭沫若诗歌的“平民化”风格的追求除却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风云际会的时代因素之外，更有还不大被今人所注意到的一点，那就是郭沫若本人对汉语言诗歌写作空间的有意开拓以及对艺术朴拙之美的刻意追求。而在这一点上来说，徐德凝的带有着浓厚民间气息的诗歌就与郭沫若那种大诗人由“雅”向“俗”的努力的《百花齐放》一类的朴拙诗歌颇具有相通之处。所不同处可能就在于徐德凝诗歌语言的朴实率真以及由此流溢出的原生态美感，完全来自徐德凝骨子里的“俗”——这种“俗”与他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有关、与他生性的率直豁达有关、与他生活的经验有关。徐德凝就是在以这种“俗”的诗歌向这个世界宣布自己的人生主张，以其特有的诗歌良知和道德精神力量，采用朴实自然、直击灵魂的表现方式向人们的心灵发出真善美的邀请，文字虽然清浅流利，但也表露着人生智慧，富有意趣韵致，为我们认识生命了解生活、为我们省察诗歌何为、思考文学使命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和视角。有必要提到的一点是，80年代“后朦胧诗人”的诗歌写作、90年代汪国真的诗歌、以及90年代末与“知识分子写作”分庭抗礼的“民间诗歌写作”，这林林总总让人无法绕开的诗歌个体、流派都尝试着寻求恰当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将深奥 “通俗化”，而徐德凝一直立足民间的诗歌写作与上述诗歌流派、现象不沾边不搭界，但也却是那样引人注目、那样特立独行，提醒着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强大诗歌个体的存在。

显然，徐德凝诗歌的文本存在对我们具有着启示的意义：诗歌不应该是小众化的，而是需要更多人参与的，诗歌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广大的诗歌受众。而文学写作不应再是书斋里的欣赏把玩、自我陶醉、无病呻吟的个体行为，而应是令许许多多读者都要陶醉都会感动的一种互动的文化行为。也许，徐德凝的诗歌泥土气息太浓厚了，但文学园地中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坚实“泥土”的存在，才可能开放出娇艳的花朵、生长出参天的大树来！

五、承载传统，诗教人生

还在年少时，徐德凝就接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过年最忆当年正月间，听爷爷说一大家人都要到曾祖母房间。我大爷讲书说古，讲完《瓦岗寨》又讲《水浒传》。说武将又说文官，忠臣孝子最让人怀念，二十四孝传为佳话，孔融让梨实属美谈。还有那黑脸包青天，专门为忠臣良民伸冤。为秦香莲刀铡了驸马爷陈世美，演出惊天动地的铡美案。昔孟母教子曾经三迁，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万古称赞。小八义大八义绘声绘色，歌颂忠良侠义鞭笞邪恶权奸。”[43]这给他的人生价值观打上了鲜明的传统文化的烙印，换言之，是传统文化化育了他：“中国传统的文化将我滋润，除了老庄孔孟还有不朽的诗魂。请你们相信，是佛祖与诗圣共同培养了我的人品。”[44]

也许会有人从徐德凝诗歌中发现其中呈现出来的某些和现时代精神价值观有些偏差和背离的所谓“愚忠愚孝”之类的情形：“记得那是在1980年，祭祖我来到祖宗墓前。……而立之年的孩儿跪在墓前，叩拜列祖列宗表白心愿。光宗耀祖的任务孙儿接下，当年闯关东的目标我来实现。”徐德凝诗歌也会存在着“现代性”与“封建性”相混合的情形：“徐家的子弟不是孬种，干哪一行都要争当状元！为国为民奋斗终生不在话下，为了徐门的光荣跃马向前。待到孙儿去见祖宗时，自豪地汇报一生心情坦然”[45]。这种观念上的“良莠参半”恰好真实地说明了传统文化中忠孝节义观念对草根阶层的强力影响、在现代社会中未能成功“转型”的某种尴尬，徐德凝这原生态的诗歌也格外有意义——他就是传统文化化育的结果。徐德凝曾经这样回顾自己过去六十年里做过的六件特别有意义的事：“一是我创办了一个成功的企业；二是我写出了两万首诗歌；三是家庭生活中我坚持做了三件别人很难做出的事：从记事起至今，我从没有顶撞过父母；结婚三十六年，与夫人没有吵过一次架；兄妹五人在一起共事几十年，从没有为利益红过脸。四是培养出了个个都为优秀的孩子，他们都大学毕业后都独挡一面；五是到现在共出版了五部诗集；六是我没有辜负自己的祖先、我的亲人，没有辜负我的家乡、我的公司员工，没有辜负我的经营伙伴。”[46]与他同期发达起来的不少企业家先后生活腐化而沦丧，他却能避免重蹈覆辙，这可是传统文化对他品性化育的结果：“一位老部下这样对我说，好多人好赌好色铸成了大错。而你却能几十年一身正气，可真够得上一位人生智者”[4 7]；“这么一想我今天特别自豪，感谢曾经拥有过的生活。是生活对我的围追堵截，才有了今天丰厚的收获。是命运对于我不够公正，苦难才将我成功地雕塑，身处在荆棘丛生的险境，明白了如何把未来开拓。”[48]；“我追求生活快乐，而不求财富多上加多，财富只是生活基础，享用过度了倒会让自己堕落”[49]；“我从不想将人生的大规律改变，生活中少就是少老就是老，要尽情体味各个年龄阶段生活的不同，重要是顺其自然”[50]。传统文化令他通透达观，他的人生智慧正由传统文化而生，并在现代人焦躁不安、抑郁等负面情绪蔓延心理病盛行的当下，徐德凝将这种智慧传递给了更多的人，由此，他的诗歌成为了“一副良药”（诗人梁小斌语）[51]，滋润了无数旧雨新知的心田：“为自己减少烦恼是说明你有智慧，为他人减少烦恼则是菩萨慈悲”[52]；“孙先春听我朗诵热泪饱含，他说这是感动后心海扬起的波澜，看到朋友真诚热爱我的诗歌，心儿真像蜜一样甘甜”[53]；“酒桌上我朗诵自己写的诗歌，竟将第一次见面朋友的热泪催落”[54]……

在大学里设立文学基金、在生活中行善捐助，资助文学刊物出版，这些“善举”徐德凝都做过——这也是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可能都会做到的事情。但徐德凝还做到了通常企业家都没能做到的事情，那就是他在对传统文化典籍的学习中以自己挚爱的诗歌方式，走上了对传统文化的宣讲之路，表达自己对儒道佛的认知，誓言要做一个“快乐的批发商”——显然骨子里他是一个文化人：“我为什么要出书？其实我的书，我没卖过钱……而全部当成一种赠送的礼物，给了朋友，并且很多朋友再把书送给朋友。我的诗集，能给朋友们、给读者一点启发，一点儿借鉴，我就非常高兴。我发现时下啊，什么当领导的忧愁，下岗的忧愁，个体户忧愁，有钱的忧愁，没钱的也忧愁。就感觉到我有一份责任。这是为什么？就是生活已经富裕了多少倍，可是在精神生活上太贫瘠。因此我资助一些刊物，我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更好的诗歌、更好的文章，给大家送去一份更好的快乐，这是我应尽的责任。”[55]诗歌是他个人精神疆域的重要领地，而且这种审美活动不再仅仅是自娱自乐，他也要以此承载着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对传统的理解，近年来其诗歌写作 （《母子谈 “孝”》、《读＜道德经＞心得》等）则更多地通向了对传统典籍的解读和宣传上，这体现的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社会担当。他的理解不一定都准确，这灌注着其理想和激情的诗篇，却最好不过地发挥着文学向真向善向美的导向作用：“五千字的 《道德经》多为人生之箴言，日本人德国人都在认真翻看，我要用诗歌将《道德经》演唱，用我的诗歌将道德广为宣传”[56]；“父母的言教身传，仁义礼智信已在心中装满。能做一个孔孟学生，那才光荣无限。做人追求至美至善，忠孝思想深深扎根心田，东方文化一定要继承发扬”[57]；”我的心情比外国人好，池田大作说要拯救二十一世纪，需要到孔子老家领取灵丹妙药，世界四大古文化只有中华文化没有断层，做一个中国人值得骄傲”(《心情好》)……说到底，徐德凝身上有一种自古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担当精神，“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穷”时他以诗歌自律、修身齐家，在“达”时他以诗歌“传教”、“治国平天下”，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极力靠拢传统士人的理想境界：“世界上无数的富翁最终人财两空。我大概与他们有所不同，不但立功还要立言，立言可使后人永远记得，我是怎样取得无数快乐，并且一步一步远离贫穷”[58]。

“‘老撒’的诗不见得有什么高妙，但却可以在诗行中将他的生命解剖。他不是在说笑，而是运用诗歌将人生精刻细描”[59]。写作诗歌为徐德凝创造了生活的情趣，抗拒了生活的平庸，也让他对生活真理的追求更加执着。某种程度上，徐德凝和诗歌的关系就是相互塑造的关系：首先，是诗歌塑造了他；其次，他以自己的独特的行吟方式塑造了诗歌，诗歌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诗歌完全可以这样写！而且他以有内容有意味的白话形式表达了他对生活诸种问题的执着思考，让我们看到了他对美的寻找，对情趣的追求。特别是当他这样一个民间的智者以诗歌作为载体宣传传统文化之时，他的诗歌写作在当下又产生了别样的意义，变得无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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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M].赵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61.

[41]因为温暖优雅，所以抚慰人心[N].都市快报，2011-01-27（B8）.

[42]郭沫若.百花齐放[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58.1.

[46][55]徐德凝.我的诗化教育之路[J].新理念，2011，(1)：9-13.

[48]徐德凝.写·做[J].辽宁经济与文化，2009，（7-8）：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