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万兴

(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陕西咸阳712082)

论《史记》的人格自尊精神及其生成

池万兴

(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陕西咸阳712082)

司马迁的《史记》是对近三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总结与弘扬。在这部巨著中，司马迁弘扬与赞颂了那些具有浩大弘毅的君子人格和重视人格尊严、义不受辱的志士仁人，肯定为维护生命尊严而死，强调要有价值地赴死。《史记》人格自尊精神品格的生成与司马迁本人的特殊精神气质具有密切的关系。

《史记》;人格自尊;气节风范

坚持气节操守，具备浩大弘毅的君子人格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特征，也是先秦儒家所极力推崇的所谓“君子人格”的重要特征。儒家身任天下的伟大抱负，必然需要与之相契合的人格支撑。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2487孟子进一步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1］2762这显示了欲成就一番大事业者必须具备杰出人格的观念。孟子进一步将曾子所强调的这种“君子人格”能量抽象为“至大至刚”的“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1］2685，认为人一旦具备这种“浩然正气”就可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为真正的“至仁志贤”的君子和伟丈夫。

一、《史记》对浩大弘毅的君子人格的颂扬

司马迁的《史记》真实而生动地再现了上述儒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格风范与气节精神。司马迁对于那些具有苏世独立、卓荦超俗的贤哲和高尚人格精神的仁人“君子”予以高度的赞扬。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热情赞扬了伯夷、叔齐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伯夷、叔齐本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生活于殷末周初之际。因为彼此让位而逃去，投奔当时的西伯侯周文王。当周武王东进灭商之时，曾拦马阻止。商朝灭亡后，他们怀着亡国之痛、故国之忠，“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上。他们的人格精神可歌可泣，因此被孔子称为“至贤”君子。司马迁将《伯夷列传》列于《史记》列传之首，称赞他们的事迹“积仁洁行”，这实际上就是对他们人格精神的充分尊重与热烈赞扬。

在《鲁周公世家》中，司马迁对周公的忠心耿耿、竭诚为国、刚正威严的精神气质十分推崇，并极力渲染这位贤相辞世后的悲剧气氛：“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未尽偃，大木尽拔”［2］1523，以此来衬托周公的作用与影响。孔子不仅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奠基者，也是司马迁极力推崇和倾心仰慕的人物。在《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对孔子的伟大人格进行了热情的赞颂与崇高的评价。孔子是一个典型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品德和人格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无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节操。

鲁仲连也是司马迁极力弘扬的具有浩大弘毅的君子人格的典范。他满怀深情地为这位别具一格的奇士写了传记，并从他的行事中精辟地概括出“奇伟倜傥”、“好持高节”这两个方面的品质特征，由此而使鲁仲连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一种理想的人格典范，引起后代士人无比的仰慕。

司马迁记述了鲁仲连生平的两大奇功——说平原君、新垣衍义不帝秦以及遗燕将书。前者记述的是秦军包围了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在万分危急之际向楚魏求救，魏国因为害怕秦国而不敢出兵，却私下派新垣衍到赵国游说平原君尊秦为帝。在大军压境、邯郸被秦军重重包围、而魏国又让赵国尊秦为帝的情况下，赵国的平原君犹豫不决：尊秦为帝不仅是一种耻辱，而且等于承认了秦国兼并的合法性，助长了秦人兼并的嚣张气焰;不如此，又是大兵压境，具有灭顶之灾。就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鲁仲连拜见平原君。他认为，秦国是虎狼之国，不讲礼义，赵国如果尊秦为帝，那么秦人就会履行“天子”的权威，对赵国任意摆布与诛杀，而魏国不但得不到任何益处，而且魏王也可能被秦人所杀。如果秦人称帝，他宁愿赴东海而死也不愿意做秦人统治下的百姓。所以他鼓励燕赵保持自己独立的国格，只有共同抵御秦人的侵略才能找到生存的机遇。鲁仲连义正词严的一番雄辩，有理有据，终于折服了平原君与新垣衍放弃尊秦为帝的企图，坚定了赵国与秦国血战到底的信心，为魏楚援赵赢得了时间。这不仅有助于突破邯郸之围，更重要的是弘扬了一个诸侯国在强敌面前不屈服的应有国格，也突出了鲁仲连反奴役、反强暴的崇高的气节风范。

鲁仲连的另一功业是遗燕将下聊城书。燕将攻下聊城后因为燕王听信谗言而致使燕将不敢归燕，齐将田单要收复聊城，伤亡惨重而久攻不下。在这种情况下，鲁仲连遗燕将书，对燕将实施攻心战。他先指出燕将死守聊城不符合忠、勇、智的品质，从伦理道义上摧毁燕将坚守聊城的信心。然后他向燕将分析当时天下的大势并给燕将指出两条出路：一是率领燕军撤出聊城退回燕国，保护燕国士卒的生命安全;二是举城投降齐国以得封土之赏。最后规劝燕将去感忿之怨，立终身之名。这封书信从根本上动摇了燕将顽抗到底的斗志，燕将感到归燕与降齐皆非良策，只好自杀。燕将一死，聊城大乱，田单乘机攻下聊城，由此可见鲁仲连的这封书信直可以抵上十万大军。

鲁仲连的奇伟倜傥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难解纷，具有侠士的人格风范，更表现在他功成不愿受赏，不为富贵利禄所动，宁愿保持一种独立不羁的人格意志。游说新垣衍义不帝秦之后，由于鲁仲连的巨大功绩，平原君欲封赏他，但鲁仲连却婉言谢绝。平原君又以千金相赠为鲁仲连祝寿，鲁仲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他分文不取，辞别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相见。鲁仲连辞却封土与千金之赏，这就使他的人格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说燕将下聊城之后，齐侯欲封鲁仲连爵位，他再次逃赏，表现了不为利欲所动的高尚的人格风范。他说：“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为了精神的自由与人格的独立，他视金钱、爵位如粪土，这正是他浩大弘毅、独立不羁的人格精神。

《史记》中除上述人物之外，其他如忠义刚烈、奋发隐忍、愈挫愈奋的伍子胥;视死如归、大义凛然，敢于面斥秦王、不辱使命的蔺相如;勇冠三军、兵败自刎、决不独自逃生的项羽;敢于在天子面前廷争面折的张释之、冯唐、汲黯等等。这些人物尽管事功各异，个性不同，但他们身上都具有一种令人折服的坚定不移、独立不拘的精神气质与舍生取义的人格风范，显示出卓而不俗、震撼人心的道义力量。由于《史记》的集中再现与热情歌颂，这种浩大弘毅的君子人格遂得到后世的认同与充分肯定，逐渐积淀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最优秀的成份，升华为中华民族普遍追求的最高人生精神境界。如果说孔孟从伦理哲学的高度规范了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人格风范的基调，那么《史记》则无疑以一系列典型化、具体化的传记塑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与人格风范的典型形象。这对中华民族精神人格的生成无疑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二、《史记》重视人格尊严，义不受辱

坚持人格尊严，义不受辱，强调人格自尊精神是战国乃至秦汉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的一个显著精神气质特征，也是春秋以来士文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对此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意识地予以大力弘扬和热情赞颂，从而形成了《史记》显著的重视人格自尊精神的文化特质。《史记》中弘扬人格尊严、抗议与批判轻侮他人人格尊严的事例俯拾皆是。介子推是晋国著名的义士，他跟随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十九年。后来晋文公登上王位，赏赐那些跟随自己在流亡途中具有杰出贡献的人，但是却忘记了赏赐和他具有患难之交的介子推，这显然是疏忽所致;但介子推却认为，晋文公之所以能回到晋国执掌政权，是“天未绝晋”，自己如果邀功求赏，那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是“上下相蒙”［2］1662，是不道德的，所以他主动采取了退隐的态度，决不贪功邀赏。这种强烈的人格自尊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商山四皓是秦汉之际著名的高士，“四人者年老矣，皆以为上(高祖刘邦)慢侮人，故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然上高此四人”［2］2045。汉高祖刘邦多次召请而不至。后来在刘邦打算废太子而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的紧急时刻，太子和吕后请求张良出谋献策保全太子的地位。在张良的巧妙周旋下，这四位出山辅助太子(惠帝)。他们之所以不侍从刘邦就是因为要保持自己的人格与尊严，宁愿逃避山中，过着隐居的清贫生活也“义不受辱”，决不受刘邦的侮辱。

同样，郦食其应召到高阳去拜见刘邦，“郦生至，入谒，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郦生入，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沛公骂曰：‘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郦生曰：‘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于是沛公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2］2692。可见郦食其尽管作为一名布衣，在拜见刘邦的时候毅然要求具有人格的尊严，即使在这位“轻士善骂”的帝王面前，也敢于直接面折其过，怒斥他的倨傲。这不仅需要相当的勇气，而且要有为维护人格尊严而勇于牺牲的精神。

张释之也是一位具有高度人格自尊的人物。在担任廷尉期间，有一次汉文帝出行，一位农夫无意间惊了文帝的马，文帝十分震怒，命令廷尉张释之审判并处置这位惊马者。张释之按照有关律令以“违反戒严罪”判处这位惊马者交“罚金”了事。对此文帝盛怒，欲判惊马者死罪。张释之毫不妥协，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即使在帝王的淫威面前也决不低头、决不附和，保持了人格的尊严与法律的公正性。后来，“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2］2754-2755作为一个封建官僚，敢于在至高无上的皇帝面前坚持自己的观点，坚持真理，为维护正义而敢于顶撞皇帝，这是需要胆量与勇气的，更需要有为维护正义和人格尊严而不怕牺牲的舍生取义精神。

周亚夫是汉初功臣绛侯周勃之子，文帝时受封条侯，曾以细柳营威武严明的军纪军容赢得汉文帝“真将军”的赞美。景帝时吴楚七国谋反，周亚夫以太尉身份率兵征讨，三月而破叛军。后升任丞相以刚直忠正立朝，能保持高度的人格尊严，多次触怒景帝。他在任三年即以病免职。后来因为儿子犯法而受到牵连，诏下廷尉审讯。周亚夫不愿受辱，在狱中绝食五天，呕血而死，以死来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尊严。

三、《史记》赞扬为维护生命尊严而死

自尊是主体对自我价值与尊严的一种高度的重视与强调。在某种社会背景下，人会不同程度地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动物，有高于动物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如果提高到形成自己的生死观、荣辱观、人生价值观就会产生强烈的自尊意识。司马迁所肯定与赞赏的是那种具有强烈自尊心的人物。这些人物具有为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而不惜牺牲的舍身精神。在生死对抗中，他们将死亡当作维护自身人格尊严的最强烈的手段，在没有自尊的生存和获得自尊的死亡两种选择中，他们毅然决然地选择后者。他们的自我意识极为强烈，把个人的名誉和意志视为至高无上的追求。项羽之死就是这种极力维护人格尊严的一个典型。

项羽兵败垓下之时，他本可以东渡长江，卷土重来，东山再起，但他却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而死。为了突出项羽的自尊、自傲意识，垓下之围后司马迁多次写到项羽个人的勇猛顽强，最后仅剩二十八骑，仍毫无惧色，几次冲入敌军阵营，连续砍杀数名汉将与数百士卒，使敌人不敢靠近，甚至他的怒吼就能使敌人后退数里。尽管战争失败了，英雄末路，但出于人格自尊，他也要充分展示自己“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本色。尽管已经没有任何战略意义，但他那不可征服、不可战胜的意志力量和强烈的英雄意识不正是主体所追求的生命价值吗?“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人们对项羽的自杀几多惋惜!几多同情!而李清照则从人格自尊的角度赞扬道：“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他的人格自尊精神，他的英雄本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与赞扬。

飞将军李广也是一位具有强烈人格自尊精神的英雄。李广为将门之后，善于骑马射箭，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匈奴战争的疆场上度过的。“自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为保卫汉王朝的边境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的命运却困顿坎坷，竟然没有一次因军功而得到汉王朝的封赏，而他的部下当中，“才能不及中人，因功封侯者数十人”。因此他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也想不通，“难道吾相不当侯也，且固命矣”。最后，因为大将军卫青的排挤而“失道”，“遂引刀自刭”。他戎马征战驰骋疆场一生，没有死于匈奴的刀箭之下，却死于他为之征战献身的统治集团的倾轧之中。他临死之前将自己的不幸命运归之于天，这实际上是对统治者的血泪控诉。李广自杀之日，“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李广因为“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这无疑是对自身人格尊严的极度重视，是以生命为代价来维护人格的尊严。他的死不是懦弱的表现，而给人以崇高与悲壮的美。

《循吏列传》中晋文公的狱官李离因“过听杀人”，自己“伏剑而死”，自觉执法，也是强烈自尊心的表现。“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这种人格自尊精神是值得尊敬与弘扬的。

《季布栾布列传》记载栾布哭彭越也同样表现了栾布的舍生取义的人格自尊与杀身成仁的自我牺牲精神。栾布和彭越是患难朋友，后来“汉召彭越，责以谋反，夷三族。已而枭彭越头于洛阳下，诏曰：‘有敢收视者，辄捕之。’(栾)布从齐还，奏事彭越头下，祠而哭之”。栾布这种冒着杀头、甚至被夷灭三族的风险为朋友鸣不平的精神具有明显的侠义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舍生取义、见义勇为、视死如归的精神品质。

在弘扬士阶层人格自尊的同时，《史记》也记载了一系列的下层人物强烈的人格自尊精神，最典型的莫过于《平原君虞卿列传》中平原君的那位门客“躄者”。“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门，请曰：……臣愿得笑臣者头。”这位躄者竟然因为人家耻笑自己就要以美人头向自己致歉，这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惨无人道、过激的行为要求，但在这位躄者看来却是出于一个残疾人的人格尊严的正当要求，是保持人格自尊的需要。平原君门下众宾客的反应不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吗?在平原君没有按躄者要求去做的情况下，“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而当平原君杀了笑“躄者”之后，宾客又纷纷回到门下。这说明在当时士人的心目中，人的人格尊严比生命更可贵。捍卫人格的尊严比保持生命更重要。对个体人格的自尊和高度重视，表明战国秦汉时代的人们主体意识的觉醒。《史记》对人格尊严行为的有意凸现与弘扬，既是这一时代人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的生动反映，也是司马迁人生理想的生动体现。

四、《史记》人格自尊精神品格的生成

《史记》之所以能大力弘扬人格自尊精神，这与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精神的继承与总结、与司马迁本人特殊的经历及独特的心理与个性气质等密切相关。

首先，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文化舍生取义的合理内核，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命价值观。儒家文化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视仁义为第一生命。司马迁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这种价值观，他认为“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勇者不必死节”［3］2733。他在《史记》中大力弘扬了那些忍辱发奋、积极有为、充分实现其人生价值的杰出人物，同时，他也充分肯定与热情弘扬了那些具有侠义精神和强烈人格自尊精神的杰出人物，形成了一种以实现人生价值为出发点的，既珍惜生命、又具有为道义而献身的舍生取义精神的价值观。

其次，司马迁在《史记》中弘扬的人格自尊精神的价值观也深受战国士林风气的深刻影响。司马迁特别推崇孔孟的人生价值观与“大丈夫”的人格风范。他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尽情地呼吸了时代的自由空气，培养了洒脱不羁、慷慨任气的豪放个性。他青年时代的壮游使他有机会追踪历史风云，凭吊古战场遗址，沐浴英雄豪杰的流风余韵。祖国壮丽的山河铸造了他富有浪漫色彩的奇伟张扬的人格，特别是他既漫游江南楚地，又东到齐鲁平原，使南北文化在他身上得到了极好的融合。齐鲁文化使他用理解的目光审视社会，楚文化则更多地使他以理想与浪漫的气质与想象来关照社会与人生，用情感来体验人生，从而使他具有浓重的诗人气质。他博览群书，精通天文历法，通晓千年历史，在风云变幻、英雄辈出的历史长河中陶冶了他“立德、立功、立言”以名垂后世的壮烈情怀。面对历史上敢于杀身成仁的侠义志士，面对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以求一逞的无畏的灵魂，司马迁胸中自会涌出一种极为悲壮幽深的情感，他的灵魂往往与古代英雄豪杰相碰撞，为他们的辉煌业绩所倾倒，也为他们的种种不幸遭遇而悲伤。他与历史中超群卓绝的人物进行了经久不息的交流与对话。在这些对话之中，司马迁看到了在命运的席卷下，各种各样顽强奋斗、努力抗争的个体意志，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追求、受难、抗争、毁灭和成功的人生历程，看到了一个悲壮而丰实的精神宇宙。司马迁得天下英才而塑造之，尽可以挥洒他那无以宣泄的痛苦和压抑，尽可以寄托他那渴望悲壮的伟大灵魂。他在《史记》中为失败的项羽落泪，替重义轻生的游侠、刺客们讴歌，为舍生取义的人格品质而感动，为奇伟倜傥之士立传扬名。这种战国士林的性格特征在他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也使他在封建统治者的淫威面前无论如何也不甘受辱，而要强烈地捍卫自身的人格尊严，同时为了追求有价值的立身扬名事业著作《史记》，他又决不轻易放弃生命，而是追求有价值的、更崇高的事业。

再次，独特的心理与个性气质是司马迁弘扬人格自尊精神的又一重要因素。司马迁的性格是复杂多样的，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他具有慷慨任侠、豪放不羁的个性气质。从《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实际上对于先秦以来在民间流传的慷慨任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气质的形成进行过深入地探讨。他在《货殖列传》中，从地域环境、经济生产与民风民俗的关系等方面作了分析与论述。他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好武任侠是这些地方民俗民风的显著特征。从历史渊源来看，这些地方历来都是侠客辈出之地。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侠从上古产生以来就具有某种超越生命意义的文化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广泛而持久地、若隐若现地影响着中国民间的平民百姓的风尚。司马迁游历各地的广泛社会阅历，使他在探访历史遗迹、收集名人遗闻轶事的同时，接触并了解到各地方的民风民情。根植于中华民族广大沃土上的这种侠义文化，其扶危济困、好侠尚义、重气轻生、崇尚气节的精神品格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史记》游侠、刺客及许多具有侠义品格的人物传记就是最好的证明。

最后，司马迁惨遭宫刑的不幸遭遇不仅是生理上的严重损伤，更是对心理上的严重摧残，也使他对冷酷的现实有了与常人不同的认识和感受。下意识中他在叙述那些具有游侠气质的人物时，便染上了某种特殊的色彩。对于那些历经磨难、顽强不屈、敢于和命运抗争的仁人志士，他由衷的敬佩和喜爱。他仿佛和这些仁人志士一道经历了坚韧顽强的抗争，经历了血风腥雨、慷慨悲壮的舍身取义的拼搏。通过这些志士仁人的生动记述，他那不甘屈辱、不甘沉沦的思想和灵魂找到了释放的缺口。他将自己的一腔愤懑寄托于这些英雄豪杰身上，借他们的复仇、行刺、拼搏而得到升华。

［1］［清］阮元.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汉］班固.汉书［M］.［唐］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The Spirit of Self-esteem and Its Origin in Historical Records

CHI Wan-xing
(School of Literatare，Tibet Nationalities Institute，Xian yang 712082，China)

Historical Records by Sima Qian has summarized and promoted 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during three thousand years.In this masterpiece，Sima Qian promoted and praised a gentleman with great personality and valued the people with the high ideals who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dignity and justice and would die bravely when he believed it was valuable.This spirit of self-esteem personality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Sima Qian’s own special world.

Historical Records;personality self-esteem;integrity style

I206

A

1009—5128(2012)01—0023—05

2011—10—08

池万兴(1962—)，男，陕西彬县人，西藏民族学院文学院教授，博士后，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汉魏六朝文学与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詹歆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