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昕

我上的大学是北京师范学院，后来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在78级中文系二班。班上共有学生88人。中文系一班也有80多名同学，可知学中文的人声势浩大。班里最大者32岁，最小的15岁（体育特长生）。所以，班里老大哥老大姐时常戏弄“弟弟妹妹”，要他们称自己“叔叔阿姨”。可见“文革”耽误了多少代人，形成多少道可笑的风景。

上什么课，怎么上课当时是一片迷茫。中国那时处于改革开放的前夜，整体形势是似改而未改，似放又未放。而被整怕了的教育界和知识分子，并不知如何教书。用“文革”时的教材肯定不行，用“文革”前的又不敢，只好自编。自编只是每次上课前发几张油印篇子，里面的遣词造句明显可以看出“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生怕雷池没越好，被人抓住打棍子、扣帽子。比如讲《现代汉语》，需要的例句就从八个样板戏里找，一时间，现代汉语课上，“小常宝、李勇奇、李玉和、杨子荣、座山雕、胡传葵、刁德一”满天飞，语法没学会多少，戏词倒温了不少遍。不过就这样，还招来77级同学的羡慕，他们说：“例句虽然可笑，可你们也算学了语法。我们说是比你们早进校半年，可这半年就学了一本毛主席诗词！

不过学生们的状况与战战兢兢的老师们截然不同，尽管学生们对中文的未来也和老师们一样迷茫，但或许由于这头两届学生大多饱经沧桑，有过艰难困苦的磨炼和坎坷蹉跎的岁月，斗志比较旺盛，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选择。有件事就给我印象颇深。

那是我通过高考上线选择学校后，某天街道又来通知，还有几所学校刚刚通过招生批准，可以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