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玉晓

近日得闲读叶永烈著《走近钱学森》，有感于钱老涉足的领域及其发挥的作用是如此的巨大，常人难以企及，被誉为“20世纪百年一遇的伟大科学家”实不为过。这也不禁使笔者想到科学精英的角色问题。

科学精英在其一生中兴趣广泛、角色多重，中外莫不如此。比如，达芬奇既是艺术天才又是科学大家，大科学家牛顿与宗教和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爱因斯坦关心并深入研究哲学和伦理问题，约里奥·居里在二战中和二战后为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而不懈斗争，等等。在中国科技事业迅猛发展但也问题重重的当下，分析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与功能，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

在西方科学社会学、科学政治学的诸多理论里，虽然对科学精英的多重角色与功能已经探讨的相当深入，但支持其理论的基础和依据，却完全是西方科学发展的实践经验及其科学精英发挥作用的模式，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科学精英与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总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因为中国的情况确实与西方大不相同，西方的教科书没有分析中国故事。

在中国，自195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科学体制的发展道路——尽管这其中也借鉴了西方的经验。在中国式科技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科学精英作用与影响是巨大的，并且是非常特殊的。那么，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科学精英的科学活动和贡献及其与西方的差异呢？钱学森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的多重角色担当，为说明这一问题提供了鲜活的案例支撑和理论解释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