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心海

拜读了《唐圭璋确因拒批〈沁园春·雪〉遭解聘》(《博览群书》2012第1期，以下简称“曹后文”；曹先生2005年发表的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发表与唐圭璋遭中央大学”解聘》简称“曹前文”)，本来以为曹先生读了拙文（《博览群书》2011年第9期《唐圭璋未因拒批〈沁园春·雪〉遭解聘》，以下简称“拙文”）后能够提供新的证据。遗憾的是，“曹后文”未提供任何新的证据”。

“曹后文”虽然承认了唐圭璋、陈中凡抗战期间在重庆“同校任教”这么一个大错误（经“拙文”指出），此点应该值得肯定，但却把唐在重庆中央大学两次向陈问计的讹误，改口说成前一次是唐“专程赴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陈中凡老师家求教”，令人深感遗憾。

平心而论，对于抗战胜利前后重庆和成都之间行路的问题，我了解不多，因此，拙文”谈到重庆到成都的距离时，只能以“蜀道难”云云表示。这次读到“曹后文”，专门请教了朋友并查找到一些资料，日后和唐圭璋同在南京师范学院教书的地理学家李旭旦1942年曾在《地理学报》发表《西北科学考察记略》，其中谈到他从重庆到成都的经历：“十六日始开车，……十七日午后专车抵蓉。”直达专车尚且需要隔日到达，普通汽车沿途需要上客下客、走走停停，耗时肯定更长。

“曹后文”声称的唐陈问计的时间，是在1945年11月之后，当时日军已经投降，大批在川的“下江人”争先恐后还都，海陆空交通状况达到前所未有的极度紧张的程度。当然，我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无法臆断唐先生那个时候去还是没有去过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