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运宝

在外力推动下的“一夜长大”，不如让产业和城市都按部就班地慢慢成长。唯有当城市及其产业体系以一种符合规律的方式进入你我的生活，这座城市才称得上成熟。

唯有当城市及其产业体系以一种符合规律的方式进入你我的生活，这座城市才称得上成熟。图为杭州钱江新城。

城市迅猛“长大”，正成为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突出特征。

城区扩展—指标突破—规划修编—城区扩展—再次修编，不管是京沪特大城市还是中西部的地级市，似乎全中国的660多座城市，都在唱“同一首歌”。

与城区扩展相对应的是，城市主导产业选择的同质化，虽然已经呐喊了20多年，但丝毫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从2007年开始到今天，光伏产业在短短的5年内，由一哄而上到陷入全行业危机的“冰火两重天”，就是城市产业盲目性选择的一个最好写照。

如果说规划是城市成长的龙头，产业就是城市成长的起搏器，是最大的动力源。做什么样的产业链，是所有城市决策者都要面对的一道选择题。

“吹糠见米”

泰州PK台州，中国药谷究竟花落谁家？这是一个在网络论坛上引发帖子大战的问题，但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实际上，这种主导产业的“双城记”，每天都在上演，简单梳理就会发现很多，比如武汉、长春与广州都打出“中国汽车城”的牌子，长沙与徐州竞争“工程机械之都”。或许正是这种竞争，成为工业化率提升的一种隐性动力。

但另一方面，产业的辩证法一直在发挥着固有的作用。任何产业链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任何一次单兵突进式的产业狂飙，结果只能是急转直下，以赛维LDK所在地新余市为代表的光伏产业基地，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而在新余的背后，是全国所有城市都参与的一场“大跃进式”产业增长。

2007年时，从事光伏组件生产的企业全国共计200多家，但从2008年上半年起，部分地方政府对光伏产业的建设计划不断推出，这个数字剧增至近400家，而且这一数字还在逐月递增。另据统计，2007年之前，只有3家企业生产多晶硅，产量不过600吨，但2008年上半年却有近20家企业生产多晶硅，产能高达5万吨以上，几乎占全世界90%以上的产能。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涌现了数十个颇具规模的光伏产业基地，新余只是其中之一。2008年，新余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只有500多亿元，而当时甚至更多经济条件远不如新余的偏远县城，也提出上马光伏产业项目。在这些地方政府的新能源基地建设规划上，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提到，要建设国内数一数二的新能源生产基地。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的光伏产能首次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一。在当时，似乎不把光伏新能源产业喊在口头、写在政府文件上，就要落后于产业发展的潮流、落后于时代一样。

当4年后再回过头来审视这一轮光伏新能源发烧时，以赛维董事长彭小峰为首的局中人，不知会有何感想？按照波特的竞争力钻石模型，任何产业的发展需要具备资源禀赋、需求状况、产业集群、企业战略、政策环境和政府角色6项因素。缺少任何一个要素，就不是立体的钻石，产业竞争力必然打折，因为产业发展不是维纳斯雕塑，残缺不一定美。

进入2012年之后，光伏新能源产业真的遭遇到了“2012”。相关专家认为，光伏新能源产业淘汰将是必然的过程。实际上从产业链的形成演化来看，任何一个产业都要经历这样一种“吹糠见米”的过程，只有把附着其上的糟糠吹掉，剩下的才是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

因此，在外力推

动下的“一夜长大”，

不如让产业和城市都按部就班地慢慢成长。唯有当城市及其产业体系以一种符合规律的方式进入你我的生活，这座城市的结构才称得上成熟。而选择做一座精干型城市，正在成为专家和部分城市的一种选择，其要应对的就是中国城市日趋严重的“肥胖症”，典型症状是产业多而全。

政府力量的过多过深介入产业发展，已经形成一种“逆淘汰”，产业发展本身的腾笼换鸟过程，被政府行为强行打断了。

做集优型精干城市

8月28日，最新发布的“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报告”统计显示，5家最大商业银行的利润占所有上榜企业总利润的比例是32.2%，超过272家制造业企业的利润之和。做服务业还是做制造业？这是摆在所有城市面前的一道很难回答且必须解答的考题。

对于已经患上“肥胖症”的城市来说，应该怎么办？

8月18日，在合肥举办的“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高层论坛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于永达认为，“城市需要集优发展，将内外优势进行整合。”城市集优发展，既可以内向集优，也可以外向集优。

在安徽的皖北地区，虽然是后发城市，这种集优发展的例子，也开始涌现出来。宿州打造“中国中部鞋都”，将一双鞋的集群效益发挥得淋漓尽致。宿州已初步建成10平方公里的制鞋生产区、配套服务区、商贸物流区等，随着以鸿星尔克为代表的泉州鞋业到来，加上先期入驻的广州和温州鞋业板块，中国鞋业“三州归宿”初露端倪，鞋业基地入驻项目50多个，带动3万多人就业。

不仅是宿州，皖北地区后发优势的显现，使得一批特色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加速形成。五年前的亳州，寥寥几家本土药企切着饮片，做着简单的中药材加工；两年前的亳州市区南部，还是一片工地。到2012年初，亳州南部新区工业区入区项目80个，其中药业生产项目66个；容纳112家中小药业企业的现代中药产业创业园投入使用。目前，亳州中药饮片产量占全国50%以上，交易额居全国四大药都之首。

但从实际发展来看，城市集优发展也面临许多方面的障碍。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工程”和彼此之间的互相攀比，只能凭局部的、片面的、静止的信息做规划，只要项目对地方财政贡献大，对任期内的业绩有益，不管是否技术先进、是否破坏环境，均审批放行。在产业重复建设的背后，都有政府主导或推动的影子，在这些一拥而上、一哄而起的过程中，包含着明显的相互攀比和相互较劲的动机，无法简单地用利润或财税动机来解释。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力量的过多过深介入产业发展，已经形成一种“逆淘汰”，产业发展本身的腾笼换鸟过程，被政府行为强行打断了。如果政府主导的腾笼换鸟过程与产业自身发展过程不能形成交集，结局一般是两种，一是鸟被困死在笼子里，二是鸟飞走之后笼子空了。这种情况下，任何城市都会因为缺少企业资源或企业活力不足而陷入尴尬境地。

“企业资源是一个城市发展的核心，观察一个城市经济有没有活力，主要是看企业资源的状况，”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战略研究会会长程必定分析说，“企业资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知名企业的数量，二是领军型企业家群体，三是企业员工队伍，四是支撑企业发展壮大的环境。”如果说城市集优发展需要产业航母的话，环境就是承载航母的“海洋”。

如今，武汉光谷、保定电谷、合肥音谷、张江药谷等“城市+产业”塑造出的品牌，都是城市集优发展的成果，同时也是精干型的产业选择。“如果一座城市说自己有8到10个主导产业，表明还没有找到产业发展的规律，就是患上了产业发展的‘虚胖症’。能把3到5个主导产业做成行业领先，这就是很大的成功。”相关城市经济专家分析说。

从产业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工业化是城市发展的引擎，未来的城市化动力主要靠服务业，很多人不再需要从事体力活动。欧美国家曾走过的能源高消耗、大量占用土地的城市产业发展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另辟新径。

但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来推动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决策者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放在中国现有的660多个城市中，谁有底气敢说自己是一座产业精干型城市？

成长中敢于“放弃”

“1990到2000年期间，约有53.4%的城市扩张面积来自耕地；2000至2010期间，达到68.7%。从绝对量上来看，第一个十年是770万亩；第二个十年是1900万亩，是第一个十年的2.46倍。”这是来自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数据。这一连串数字表明，在过去的20年中，城市占用耕地的绝对量和速度都在飙升。

比如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到2010年时达到692平方公里，增加了100多倍。西部中心城市成都的建成区面积从1990年的113平方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498平方公里。而最新的成都天府新区规划，总面积1580平方公里，是现在成都建成区的3倍多，相当于再建3个成都主城区。

城市化绝不只是土地城市化，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大道认为，“城市化大跃进”已超出城市化正常轨道，出现了盲目追求大规模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等趋向。北京大学城市环境学院吴必虎教授总结发现，“被城市化”的土地大多是用来建设第二座城市，以工业开发区、高科技开发区、旅游度假区等形式，出现大量圈地抛荒现象。

2012年8月18日，清华大学第七届公共管理高层论坛在合肥举行，主办方将论坛主题确定为“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

如果梳理地级以上城市提出来的“某某新区”，这种现象就会一目了然，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杭州钱江新城、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开发区、无锡滨湖新区、南京河西新城、青岛西海开发区、郑州郑东新区……这个名单还可以列举地越来越长。鄂尔多斯市的康巴什新城由于工业区没有工业，住宅区人烟稀少，被外界称作“鬼城”，被舆论称为中国各地新城中最为极端的缩影。“目前已有国家级和省级的开发区超过1500个，每个开发区的平均面积是6平方公里，大的是15平方公里以上。这种分散化的开发格局，不但耕地承受不了，能源也承受不了。”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在2011年的一次城市发展论坛上说。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认为，城市开发的“贪大”、“求全”、“求新”，是形成城市“肥胖症”的主因。既然在短时间内不能吸引足够的企业落户，也形不成人口集聚，为什么一定要强行上马城市建设呢？

对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殷成志在“城市生长与制度创新”论坛上认为：“要考虑远期，敢于留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现在的科学技术，在产业、新兴材料工业上的发展速度是以前时代难以比拟的，很多新鲜的将来可能要出现的东西，是我们现代人无法预测的。但土地是有限的，所以在城市发展的时候，要注意留白，勇于留白，把一些重要的地方留给后人去发展，这样能够保证城市长期保持一个持续高速的增长。”

古希腊哲学家曾说过，造就一座城市的，不是精良的屋顶和坚固的城墙，也不是运河和船坞，而是善于利用机会的人。而在一座城市的发展进程中选择“暂时放弃”，为未来成长留下空间，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正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改革与发展司司长倪虹在“城市成长与政府创新”高层论坛上所阐述的：“过去的城市理念是这个地方能做什么，而现在的新理念是这个地方不能做什么。”